红朝的那些事情（八二九）

韦国清在三月份强攻盐城，是想吸引国防部的注意力，好配合刘邓大军顺利撤出大别山，宁可整个兵团差点被围歼，也不能让刘邓主力堵在半路上；五月份不知疲倦、不顾损失地大打出手，则是破坏陇海路交通，配合其他战场要发起的进攻。
战役发起的那一刻起，韦国清心底就明白，自己的实力其实不够打。但为了全局，他还是选择了牺牲，硬啃苏北咯牙的骨头。
韦国清在苏北大打出手的时候，中原野战军也没闲着，陈赓、谢富治带着几个纵队和军区部队在南阳一带大打出手，不停地进攻小县城，拿保安团出气。从五月二号起，半个月时间里他们打下了九个县城，吃掉两万一千人（其中正规军不到一万），弄得人心惶惶。
对这样的事情，南京的国防部自然是又生气、又奇怪。共军最近特别嚣张，明明实力不够却四处摸老虎屁股，有十块钱就敢叫板上千的赌注，极为讨厌。对于这帮人为什么不肯消停，基本上大家都有共识，那就是共军在故意破坏社会和谐，企图制造影响突出自己，因为这段时间非常、非常敏感，正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号到五月一号，南京在紧锣密鼓地上演一出大戏：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行宪大会正式召开，委员长顺应潮流，把自己选成了全国总统。从此他不再叫蒋委员长了，而是改名蒋总统。
不管叫委员长还是蒋总统，大权在握都是不争的事实。但这次国民大会，还是相当值得写一笔的，因为这场选秀剧相当有喜感，在烽火连天的内战里，算是难得的一点灰色幽默。
按照孙中山五权宪法设想和政治协商会议的讨论，中华民国要成立国民大会。由于四六年共产党、民盟缺席，蒋介石单方面召集代表开了一个“制宪国民大会”，规定从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号起实施新宪法，因此这一天之前，必须赶紧选出国民大会的代表，好组建新式政府。
从理论上讲，这个类似全国人大的国民代表大会，是中华民国最高权力机关，可以选举、罢免总统和副总统，可以修改宪法、复议修宪案，换句话来说，它是个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地方。当然我们也知道，所谓理论上讲，就是指写在纸上、但是都心照不宣地不会发生的事情，例如国民大会，例如全国人大，又例如法制民主——你懂的。
不管实际效果怎么样，表面工夫还是要做的。从四七年四月开始，国民党不辞辛苦地划分完青年党、民社党的代表名额，开始了国民大会选举工作；并决定各县市按人口比例选代表，其中西藏、蒙古、少数民族、妇女团体都有名额，还把世界各地分成四十一个选区，分出六十五个名额给海外华侨，以体现大会广泛的代表性。
在很多人眼里，国大代表只是个形象工程，不管谁来选，肯定最后都是蒋介石当总统，知道是演戏还花钱费力地当真，似乎有点没意思。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认为的，直到后来整个看过一圈，才领悟到事情的背后，真是没那么简单。
全国范围内选举国大代表和选总统，并不是蒋介石热爱民主，它的真实目的，叫削藩。
当年的民国，跟普通国家有点不一样，属于军阀联盟的合资公司，执政党自然也是一群军阀。经过几十年战火洗礼，蒋介石终于当上了最大的股东，大部分军阀都失掉了自己的地盘，虽然他们还能控制影响自己部队的人事安排，但却要靠中央拨军费维持后勤，随时可能被中央吞并掉。可以说，在军事方面，蒋介石是很有一套的。
然而对比军事上的优势，蒋委员长在政治方面，进步空间就大得太多了。
由于抗战的失利，国民党中央一度丧失了大部分重要地盘。虽然在抗战后，立刻进行了大规模的接收运动，但由于腐败重生，负责接收的各路人马并没有贯彻中央精神的觉悟，却有塞满自己腰包的决心，这种接收很快就成了笑话。
原有的政务系统被日本人打跑了，各地本土势力趁机疯长；胜利后的中央接收了地盘，却没有培养起强有力的新系统，只是简单分了一下蛋糕。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控制的地盘里，自然是各种山头林立，中央要做什么决定，都得象做生意一样，跟地方讨价还价半天，才能推行下去。
想要解决问题，最简单的办法，自然是把所有官员都换一遍，由南京中央安插自己的人手。但事情麻烦就麻烦在这里，蒋委员长手上的干部并不多，中国却有那么大；而且这种活还不好干，需要代表中央去切地方的蛋糕，那边都是千年成精的老油条，明枪暗箭随时能把人踹进沟里去。指望中央办几期培训班，就能上任一批市长县长，为中央摇旗呐喊，那叫成人童话。
强化中央控制力自然是不能放松的，但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一波波人事和政务操纵才能完成。所以蒋介石决定，通过设置国大代表的方式，直接从地方选拨一批官员，由中央向他们施加影响，以利对地方政务进行下一步的干涉改造。
这是一个绝佳的战略布局，蒋介石的算盘也打得很精，无奈各路地头蛇都不是吃素的，但凡牵涉到利益方面的事情，大家全是千年狐狸精，谁也别想装多少纯。国大代表的决定一出来，所有人立刻看出了它的本质，于是纷纷行动，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海选。
从表面上看，民国政府对民主选票，那真是上心极了。三山五岳的大小帮派为了自己的代表，全都施出九牛二虎之力，有大街上强拉签名的，有把部队全部冒名顶成选票的，还有选上却被党内取消的，加上到处涂改选票的弊案，有时甚至大打出手，你争我抢搞得极是热闹。
选举有几件弊案，不要紧；大家争抢选票，也不要紧；选出来的人不合中央的意，其实都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但是，有一件事却是非常麻烦的：现在还在打仗。
要了亲命了。
准备搞国大代表选举的时候，还是一九四七年。按照蒋介石的战略规划，共产党不过是一股土顽，有几个月工夫就能消灭完毕，那时南京政府挟胜利之威，可以逼各方面军政山头服软让步，谁敢不服就痛打一顿，全面实现一元化统治。所以国大代表的选举出点问题是肯定的，但影响大局却是肯定不会的，消灭完最大的反对派——共产党之后，国民政府一定能全面深化改革，把军队、地盘等权力都洗一遍牌，重新集中到新上任的蒋总统手里。
现在，摊子都铺开了，共产党却没有消灭掉，反而越打越多，各地都出现了他们的影子。这种情况下，事情就难办了，中央又要半独立的地方当局帮忙征兵收税，又想在他们中间安插自己的代表、干涉他们的政务，世界上哪有白占的便宜呢？
这是一场严重动摇政权稳固的选举。表面上，大家都在学习民主政治，其实全是争地盘、划派系，要保住自己的蛋糕不被分掉；围绕着所谓的选战，中央跟地方明争暗斗，时而斗争时而妥协，四七年的税收、征兵等任务，也就跟着大打折扣。最后，随着战事越来越大，国民党中央对地方的需求也越来越紧迫，为了大会的正常召开，不得不向地方大幅让步。
地方跟中央可以扯皮，解放军跟委员长是不会扯皮的。没有兵和钱就不能打仗，地方不愿出让自己的利益，南京政府就只能拼命印钞票拉壮丁，又促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恶性循环。对国民党中央来说，如此折腾堪称一场选举灾难，简称为选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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