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外长陆征祥和21条与凡尔赛和约

有一个人，曾经在国耻的条约上签过字，被骂成“卖国贼”。
同一个人，几年后又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落笔，被学生们当成民族的“脊梁”。
他就是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陆征祥。他还两次被任命为总理，但没有实权，两次都辞职了，任期加起来是6个月。
在近代中国的外交舞台上，他的名字几乎成了矛盾的代名词：既承受了骂名，也留下过值得尊敬的一笔。他的一生，就像那个动荡的时代一样，充满了屈辱、挣扎和两难。下图是他。
 
“二十一条”：奉命签字，代袁受过
1915年，日本趁着一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端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内容不止是山东，还伸手到南满、东蒙，甚至要在中国政务里插手。那几乎等于半殖民地彻底变成保护国。
袁世凯当时正在盘算称帝，既不敢硬抗，又想靠日本撑腰。最后一纸最后通牒拍到北京，北洋政府只能低头。陆征祥作为外交总长，成了执行命令的人。5月9日，他在条约上签字，这一天从此被记作“国耻日”。
陆征祥自己很清楚这事多么丢人。他后来对友人说，这是“一件碎心之事”。可无论他内心多么煎熬，民众只看到了签字的人。骂名，就这样落到他头上。
“凡尔赛和约”：拒签的高光时刻
四年后，机会又来了。1919年，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出席巴黎和会。陆征祥带队，顾维钧、王正廷同行。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要求很朴素：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可列强已经和日本暗中交易，决定把山东让给日本。消息一传回国内，学生怒了，市民也怒了，五四运动爆发。街头口号震天响：“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在这种巨大的民意压力下，代表团在最后的签字仪式上选择拒绝。
6月28日，《凡尔赛和约》摆在桌上，中国代表团空白的一页，成了世界注目的焦点。虽然会上慷慨陈辞的是顾维钧，但作为首席代表的陆征祥也站在那里，没有再落笔。他后来感叹：“这是对得起中国的一次。”
一人两面，国运沉浮
短短四年，陆征祥留下了两段完全不同的记录：一次是屈辱的签字，一次是坚决的拒绝。
这并不是他个人意志的反转，而是环境逼出的结果，是形势比人强，是时势造英雄（或者替罪羊）。1915年，他在袁世凯权力的阴影下，没有回旋余地；1919年，国内的舆论和学生运动，反而给了他和代表团拒绝的勇气。
但历史总是吊诡。人们记得更多的是屈辱的《二十一条》，而不是拒绝的凡尔赛。陆征祥，就这样在“卖国贼”与“拒签者”的两极评价之间被反复拉扯。他不是彻底的叛徒，也算不上纯粹的英雄，而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一个在列强夹缝里艰难求生的中国外交官。
爱情与救赎：归隐修道院
如果说在国家与民族面前，他是一名饱受争议的官员，那么在私人生活中，他又有完全不同的一面。
1890年代，陆征祥在俄国任职时认识了比利时女子博斐·培德。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娶洋人很丢脸；清廷和家族也都反对。但他坚持己见，1899年在圣彼得堡与培德结婚，还放下狠话：“培德小姐是嫁给我陆征祥，不是中国使馆。”
婚后，培德没有涉足外交场合，只做了一个普通主妇。陆征祥却一直把她看得iu很重，说过那句广为人知的话：“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以栽成我者吾师也。”
他们的婚姻也并非没有裂痕。1915年《二十一条》签署后，培德痛斥丈夫“像清朝的太监”，那是她对他的失望。但1919年他从巴黎拒签归来时，她又重新热情迎接。爱与失望、责备与理解，在两人关系里交织不休。
1933年，培德病逝，留下遗嘱劝陆征祥进修道院，向上帝寻求赎罪。陆征祥真的照做了，穿上黑袍，成了“比德兄弟”，把余生交给宗教。下图是他在1946年。
 
陆征祥的人生，正如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既有低头的屈辱，也有抗拒的勇气；既有民族的骂名，也有个人的深情。他不只是历史课本里的一个名字，更是一段矛盾、复杂又真实的中国故事。


贴主:Weiggg于2025_10_08 17:36:21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