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讲的，狭义的西医只指欧洲医学，是指希腊罗马医。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至公元前370年）和古罗马的盖伦（公元129年至公元216年）所撰写的很多医学文集，为西医体系的成形奠定了理论和技术基础。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西医学
西医的基本理论是：人体有“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称为“四体液说”，它们分别对应“冷、热、湿、干”四种本质；世间万物由“气、火、水、土”构成，称为“四元素说”，四体液与四本质是构成宏观宇宙的四元素之反映。体液维持平衡则人能保持健康，体液失调则会生病。
西医是经验医学的一个巅峰，影响极为深远，而且蕴含着自然哲学的味道，盖伦还做过动物解剖，提出“血液是从肝脏流出来”的结论。但随着欧洲进入基督教时代，神学占统治地位之后这种思维方式中断了。基督教欧洲仍然采纳了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体系长达1500年，西医的理论还深刻影响了波斯医、伊斯兰医、吠陀医。吠陀医是印度最主要的经验医学，它也影响了佛教医，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佛医与伊斯兰医（中国古代称为回回医）也先后对汉医的理论和药方产生过巨大影响。
但无论古希腊罗马时代，还是中世纪欧洲，除了学院和教会的医者，仍然是多种神道医和经验医并存。民间的占星医、卖药郎、接生婆、江湖游医、医骗都为人们治病开药。生病了还可以找僧侣实施“精神治疗”，理发师也兼外科医生，给人做手术。正因为什么病都治不了，医者的地位在古代中西方地位都很低下，没有更好前程选择的情况下，才会去当医者，地位跟工匠和艺人差不多。在中国，无论有多高的名望，医者死后都只能进入艺术传或方伎传，不能入文苑传或儒林传。
除了运用一些草药、食疗、拔火罐方法治病以外，根据西医理论，生病就是体液失去平衡，体内有了毒素，那么要根治疾病就得“排毒”。到18世纪和19世纪最流行的排毒疗法有：
排汗法。给病人裹上厚厚的衣服和被子，再辅以酒精、香料等刺激身体冒汗。实际上经常使病人病情恶化，导致痉挛，婴幼儿甚至可能热猝死。
催吐法。服用催吐剂让人呕吐，美其名曰把毒素吐出来。其实什么用都没有，你懂的。
放血疗法。一种方法是用刀切开静脉，让血带着毒素排出体外；另一种方法是把水蛭放到感染或受伤部位，因水蛭的唾液中有一种能阻止人体凝血机制的蛋白质，可以让血液源源不断流出来。很多人常在放血时流血过多丧命，要么就是因缺乏消毒知识，伤口感染致人于死地。
19世纪中期前的美国，西医放血疗法不但成了包治百病的利器，人们还相信有养生保健功效。每到春天，农民们无论有病无病，成群结队去找医生给他们放血。据说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就死于放血疗法。至于民间各种西医治病的偏方那就千奇百怪了，例如用蚯蚓、木乃伊、猪脑磨成粉治疗创伤。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医还有一种治疗不孕症的偏方，用黄蜂的蜂窝或苍蝇熬汤给妇女喝，他们认为黄蜂和苍蝇一次产卵几百枚，生育能力超强，所以能治不孕症。
古代很多文化中都有男女大防的规矩和身体接触的禁忌，解剖尸体那会被看成是恶魔，这不仅阻碍医者去了解人体的构造和运行原理，也难以贴身察看和触摸病人肌体，更不用说什么体格检查。
即使到了近代，贵为国王也可能因此无法享受到像样的医疗。维多利亚女王（1819年至1901年）的私人医生詹姆斯·雷德回忆，女王去世以后他才首次看见女王身体，发现她有子宫下垂和肛门脱出，这说明女王从来就没有过什么身体检查。女王在世时，也非常排斥别人触碰她的身体，包括用听诊器。
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期间，传统西医的理论和技术不断遭到质疑和推翻。但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有时候还需要撒上先驱者的眼泪和鲜血，燃烧自己照亮人类。
只能简单介绍些大事件，了解它们如何导致西医逐渐走向衰亡。
16世纪西班牙的教会自然哲学家塞维图斯提出肺循环理论，与盖伦的说法相抵，被视为“异端邪说”，成为他被执行火刑的罪状之一。在思想言论更为自由的英国，医生威廉·哈维（1578年至1657年）于塞维图斯基础上多次实验，提出了开创性的“血液循环论”，阐明心脏在血液循环中的功用。有意思的是，哈维也为放血疗法辩护，他的权威推动了后来放血疗法的狂热。这说明“过渡时代”新的人、事、物出现时，仍然不能完全摆脱旧时代的印记。
荷兰人列文虎克（1632年-1723年）的成就震惊欧洲社会，在前人的基础上改进显微镜，首次观察到“微生物”，这是人们此前从未知晓的微观世界，虽然没有为当时的医疗技术提供什么帮助，但他为人类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知识窗口。
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发明牛痘疫苗，成为“疫苗之父”，把无数人从死神手中拉回来。1816年法国医生雷奈克发明的听诊器问世，从此有了更好的诊病手段。1820年法国化学家佩尔蒂埃和卡芳杜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出纯净的奎宁，成为治疗疟疾的特效药。1840年代，为病人做手术时开始采用醚作为麻醉药，大大降低了病患的痛苦。
其实直到法国的路易斯·巴斯德（1822年至1895年）和德国的罗伯特·科赫（1843年至1910年）等伟大的化学家、微生物学家横空出世，人类才慢慢搞清楚了大量疾病产生的原因——它是细菌、病毒、原虫等微生物和寄生虫入侵人体导致的。
科赫发现了导致炭疽病、结核病、霍乱的炭疽杆菌、结核杆菌和霍乱弧菌，发明判断病原体的“科氏法则”；巴斯德不仅发明了沿用至今的“巴氏消毒法”，还发明了狂犬病和炭疽病疫苗。他们培养的徒子徒孙的成就亦彪炳千古，不断发现白喉、肺炎、淋病、脑炎、疯、腺鼠疫、梅毒的病原体，疫苗和治疗药物。
知道了致病原因，从那儿以后，“饭前便后要洗手”、“勤洗澡勤剪指甲”、“生活环境要洁净”、“不喝生水不吃生肉”、“做手术要杀菌消毒”等观念才在全世界普及开来。
1928年英国生物学教授弗莱明在实验室中发现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盘尼西林），在他成果的基础上，1938年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团队提炼出纯净的青霉素。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的急迫需求，直到1940年代初，青霉素才工业化量产，开始发挥它的神威。这是现代医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拯救的生命用“千万”为单位来统计也绝不夸张。
作为经验医学的西医，连人体结构都不清楚，不了解血液、细菌、细胞的学说，更搞不明白任何病理和药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已经被迅猛崛起的现代医学逼向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