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人工智能”，还应该叫“能智工人”？
人工智能的含义与词序整个是相反的，在这个概念出来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及过这个问题，人工智能意味着“能”够有某种“智”力的“工人”，更严格讲，是机器而不是人。但这个工人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人，导致今天有非常多的人一看人工智能这个词，就对它有误解。现代人对人工智能前景的恐惧，恰如《孟子》所讲,“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这里所根据的仁的原则，和对仁的原则的应用，是现代大多数人，包括学者所不能认识的。
《庄子·让王》讲到了难以逾越的关头，不要勉强，也可得到真实的自我：“‘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
在理想与现实面前，保持一种应有的张力，对这种现实的张力的认识和应用，将会决定人会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让被取代的人“丢饭碗”。
西方人追求人生的理性解，要求自洽，是合乎逻辑的。但逻辑的，未必是真实的——这句话柏杨讲过。中西追求的方向其实是一致的，但在假设上不一致。西方人假设，人终究会找到个理论，可以自洽的理论。但国学认为，“自洽”不同于“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如何能算作“恰”，很难说，因天地人群和个人而异——个人选择因此得以引入。对这个假设，很多人误解为，中国人认为自洽是错误的和不可能的，因而反智反理性。

但这个假设只是在说，道可道，非常道——已有的即使自洽的，也是不足用的，用它来指导自己行动的人，远不足以达到“恰如其分”。
这是尼采所讲“太理性的”，而不是反理性的。只有对这个道可道，非常道的“真”予以尊重的人，才能有一线达到“恰如其分”的机会。只有得到了这个认识，才能兼采东西哲学，“复通为一”。反对国学的人和儒学者反对西方，属于同一个错误，同在莫须有的问题上角力，这就是现在人们认识的状态。
再复杂晦涩繁琐的哲学，只要自洽和逻辑，对人工智能来说，都（将）是简单的。但人工智能是没有生命的张力的，最好的机器人只是个没有情感的菩萨，坏的就没有底线了。至于群体分析，不是根本，是末学，可以从匡廓图按图索骥。（《庄子·天道》“末学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