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汇率自1971年以来有三次完整的周期性波动，包括下行阶段和上行阶段，分别在1971年-1985年，1985年-2001年，以及2001年-2016年，其中美元指数下行周期10年左右，上行周期约6年。美元指数从下行到上行的拐点分别出现在1980年、1995年和2011年，虽然每次美元指数从下行到上行的拐点期的宏观背景都略有不同，但整体来看，美国国内经济相对强劲叠加美联储货币政策开始收紧，是推升美元指数的重要前提。
美元周期的核心命题，是如何把美国的问题变成全球的问题。总的来说，美元周期的国际影响包括两条通路：货物贸易和资本流动。当美元指数上行时，美国GDP在全球占比上升，美国商品进口额在全球进口额占比上升，国际资本回流发达国家趋势明显。
从1980-1985年美元指数上行周期的经验看，如果本币币值不能紧跟美元汇率，则可能造成出口企业的显著汇兑损失，如果叠加进口的高依赖度，容易造成输入型通胀；从1985-1995年的美元指数下行周期经验看，一是要保持本国对外政策自主性，特别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要保持外贸的稳定，二是全球流动性泛滥过程中，需要控制好本国宏观杠杆率，特别是防止实体经济过度举债增加经济的脆弱性，三是宏观政策要保持稳定和可持续，防止频繁超调对经济造成二度伤害；从1995-2001年美元指数上行周期经验看，科技进步带来的全球经济增长宏观背景下，国际资本的短时大幅净流出依然会通过资本和金融账户，冲击本国资本市场，席卷本国居民财富；从2011-2016年美元指数上行周期经验看，美国的非经济领域，如外交和军事，一样可以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在国际金融市场高度联动的情况下，主权债过度依赖国际融资，会导致本国财政自主权明显下降。
当前美国经济基本面显著好于全球，且美联储已经在引导收紧货币政策预期，美元周期有再次上行趋势。由于我国当前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且国内产业链相对完整，因此美元指数的周期性波动并非通过单一逻辑对我国造成影响，需要关注的层次较多，包括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居民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以及经常账户和资本金融账户。随着实际GDP增速预期在年底回到疫情前的潜在增速水平，新冠疫情冲击后国内经济修复的过程将基本结束，我国接下来面临的还是2019年底的问题：转型升级和改革开放。但经过了新冠疫情冲击的两年之后，国际宏观环境已与2019年大不相同。我国经济在当前的国际比较优势是国内疫情得到持续有效控制、产业链相对完整、货币政策空间相对充裕，为保障我国经济在中长期的国际竞争力，政策或将在推进国际贸易便利化、继续打通国内大循环、保持生产端的供给优势等方面推进。另一方面，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我国也采取了加大货币投放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调控，经济回到潜在增速后，政策回归常态化，以及解决政策刺激带来的潜在风险，也需要跨周期安排。
风险提示：全球通胀上行过快；流动性回流美债；全球新冠疫情影响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