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2022年PPI同比或前高后低，中枢在2.5%左右，CPI同比将温和回升，中枢在2.2%左右。

三、宏观政策


1、货币政策
（1）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看，2022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有望下调。
第一，如果2022年贸易顺差增速下降，外汇流入减少，降准将成为补充流动性的必要选项。历史数据显示，当银行代客结汇同比增速下降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通常会出现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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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稳定信贷增长需要降准的配合。2021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要求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在过去，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后一段时间，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速才会触底反弹，表明降准释放中长期流动性是提振中长期贷款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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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作为宏观经济景气度重要的同步指标，PPI同比下降时，降准小周期通常会随之开启。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2022年PPI同比将前高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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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利率
从政策利率来看，2021年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并未因经济景气回升而上调，进而制约了2022年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下调的空间。不过，存款利率上限改革红利的释放可能推动LPR下降。
我们在10月初发布的《什么会触发政策转向——宏观经济与政策月报》中曾经指出，降息通常出现在GDP同比非常接近或者低于全年GDP增长目标的时期，而且降息时工业企业利润同比通常为负。事实上，除我们此前所指出的两个指标之外，是否降息还与工业企业的ROA有关。
第一，2022年全年GDP增速可能在5%附近。如果GDP增速目标定在5.0%-5.5%左右，全年GDP实际增速可能接近GDP增速目标区间的下沿。因此，在2022年市场可能存在对GDP增速不及目标的担忧。 
第二，2022年第一季度PPI同比的绝对水平依然较高，有望支持工业企业利润延续正增长。但2022年第二季度及其之后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有转负的风险。
第三，当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与工业企业ROA十分接近时，可能触发降息或贷款定价机制调整。例如，2012年6月，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55%，工业企业ROA约7.76%，二者十分接近。2012年6月和7月央行两次下调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到2012年7月，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0%，与ROA之间保持了一定的“安全边际”。又如，2014年9月，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33%，工业企业ROA为7.32%，二者非常接近。2014年11月，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至5.6%。再如，2019年9月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96%，工企ROA仅为5.72%。2019年8月央行宣布改革LPR形成机制。
2021年9月，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3%，而工业企业ROA为6.14%，高于贷款平均利率。不过，2022年随着PPI的回落，工业企业ROA可能出现下降。如果工业企业ROA回到2019年12月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即5.35%左右，政策部门可能采取措施引导贷款利率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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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2022年可能需要降低融资成本，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降低融资成本依然值得考量。
第一种降息的方式是直接降低公开市场操作利率，而MLF利率下调之后，LPR利率下调也顺理成章，但上述方式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第一，降息空间的制约。即使在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央行也只是把7天逆回购利率下调到2.20%的水平，并通过逆回购等手段投放大量流动性，将市场利率暂时压低在2.20%以下。而当经济从疫情中逐渐恢复之后，央行也并未调高7天逆回购利率，只是将市场利率逐渐引导回7天逆回购利率附近。由于经济景气上行期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没有上调，经济景气下行期公开市场操作利率能够下调的空间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这意味着，在跨周期调控的思路下，货币政策的波动可能在变小。为了避免调整政策利率释放过于强烈的政策调整的信号，央行更多地在通过不动政策利率、调节市场利率的手段来影响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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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货币政策总体稳健、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较弱的背景下， 部分流动性沉淀在非银存款和货币基金之中。2021年10月非银存款同比增长26.3%，是2016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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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式是不调整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仅引导LPR利率下降。2021年6月开展的存款利率上限改革为上述方式创造了条件。
2021 年 6 月 21 日，人民银行指导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将存款利率自律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浮动倍数改为加点确定。根据2021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存款利率上限改革对存款市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9 月，新发生定期存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2.21%，同比下降 0.17 个百分点，较存款利率自律上限优化前的5月下降 0.28 个百分点。其中，2 年、3 年和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较5月分别下降 0.25 个、0.43 个和0.4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定期存款期限结构优化，定期存款中的长期存款发生额占比有所下降。9 月，新发生定期存款 5.6 万亿元，其中2年期及以上的长期定期存款占比为26.4%，同比下降5.9个百分点，较 5 月下降 10.6 个百分点。
展望未来，存款利率上限改革的红利还将进一步释放。我们搜集了四大行和主要股份行公司定存和个人定存成本，并根据公司与个人定存的规模计算出定存的加权平均利率。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定期存款的加权平均利率约2.93%。2021年上半年大部分时间内，存款利率上限改革还未实施。改革前，国有大行的1年期、2年期和3年期存款利率上限分别为2.10%、2.94%和3.85%；其他银行的1年期、2年期和3年期存款利率上限分别为2.25%、3.15%和4.13%。由此来看，四大行和主要股份行定期存款的平均期限可能在2到3年左右。假设从2021年7月到2022年末1年半的时间里，50%的定期存款完成了到期续作，且续作利率等于2021年9月新发生定存的利率水平，那么，定期存款加权平均利率可能下降至2.57%，较2021年上半年的2.93%下降36bp。考虑到金融机构定期存款在金融机构全部资金来源中的占比在40%左右，在上述假设下，到2022年末存款利率上限改革可能推动金融机构资金成本较2021年6月下降14bp。
2021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专栏指出：“下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释放 LPR 改革潜力，畅通贷款利率传导渠道，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巩固好前期贷款利率下行成果，优化存款利率监管，保持金融机构负债端成本基本稳定，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实体经济， 促进贷款利率稳中有降。”由此可见，在存款利率上限改革的红利逐步释放之后，LPR可能出现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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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货币政策操作
除了运用存款准备金等工具外，央行还将继续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流动性，通过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来优化贷款结构。那么，除了降准以外，央行还需要投放多少流动性呢？
历史经验表明，其他存款性公司总资产与货币当局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之比通常稳定在24到28之间。在降准投放流动性较多的时候，这一比例可能出现下降。2021年10月这一比例为25.5。如果2022年央行降准，这一比例可能下降到24左右的较低水平。假设2022年其他存款性公司总资产同比增速约8%，接近2021年的水平，那么，2021年货币当局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债权需要增加7676亿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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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资金既可能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来实现，也可能通过再贷款来实现。2021年11月8日，央行宣布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引导金融机构在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前提下，向碳减排重点领域内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提供碳减排贷款。11月17日国常会决定，在前期设立碳减排金融支持工具的基础上，再设立2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7]。碳减排支持工具下的再贷款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的额度可能在2021年底至2022年陆续投放。
（4）社会融资规模
2022年稳增长的力度可能加大，但在房地产融资的拖累下，更有可能出现的是“稳信用”而非“宽信用”。
如果我们拆分不同类型融资对社融增长的贡献，可以发现，在2018年至2020年三年间，人民币贷款、企业债券和政府债券是社融增长的三大支柱。同时，信托贷款等非标融资的波动也会对社融增速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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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民币贷款来看，2021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要求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因此，2022年人民币的贷款或维持平稳增长。
第一，虽然近期房地产融资政策有所松动，但涉房贷款可能继续拖累贷款增长。2017年我国25至39岁的主力购房年龄人口见顶，我国的住宅市场由此进入了存量时代。2017年至2020年第三季度，我国的住宅年销售面积（以过去四个季度的销售面积计算）稳定在14.5亿平米左右。不过，在疫后宽松政策的影响下，住宅年销售面积一度上升至17亿平米以上。随着宽松政策的退潮和房地产调控的强化，住宅年销售面积可能逐渐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假设住宅价格稳定，那么，住宅销售额的增速将接近住宅销售面积的增速。如果到2022年，住宅销售年销售面积下降到14.8亿平米左右，则2022年末个人购房贷款同比增速将下降至10.4%左右，较2021年第三季度下降0.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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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随着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的回落，工业中长期贷款增长已经有所放缓。2021年第三季度，工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长24.2%，较第二季度下降了1.6个百分点。进入2022年后，工业企业将进入主动去库存，利润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工业中长期贷款同比也可能随之回落。
由此来看，稳定信贷增长还需要更多地依赖碳减排支持工具、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票据融资。
从企业债券来看，企业债券融资规模与债券利率走势息息相关。通常在债券市场的牛市阶段，容易出现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社融存量中企业债券余额的增量不等于社融增量中的新增企业债券。为了更为准确地估算社融增速，我们考察企业债券余额的增量。如果2022年流动性维持合理充裕，债券利率中枢有所下降，那么，2022年企业债券余额的增量可能小幅高于2021年的水平，其对应的企业债券余额同比增速接近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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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债券来看，为了缓冲房地产投资和出口增长放缓的压力，2022年财政赤字率可能维持在3.2%左右的较高水平。在下文的财政政策部分，我们将对政府债券发行进行更为细致的估算。不过，由于政府债券的存量已经较高，政府债券对社融增速的拉动可能低于2021年。
从非标融资来看，2022年信托贷款余额同比降幅有望收窄，其对社融的拖累将进一步减轻。2021年是资管新规过渡期的最后一年，因此，到2022年，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收缩的压力可能有所减轻。但在非标融资持续规范、房地产信托风险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下，信托贷款收缩的局面可能难以扭转。 
总体来看，2022年末社融增速有望回升至10.9%左右，与2021年末相比回升幅度有限。
2、财政政策
回顾2021年，财政政策安排谨慎适度，财政扩张力度不及市场预期，体现较强的跨周期调节特征。2021年初预算整体力度较为积极，预算赤字率为3.2%的较高水平。然而，在实际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2021年上半年经济稳定恢复，稳增长压力不大，财政政策调控更多体现出跨周期政策调节的特征：一方面，财政支出特别是专项债发行节奏一改常态，发行节奏后移；另一方面，广义支出进度低于历史同期，财政政策发力不及预期，节省一部分年初预算的结转结余留存资金。财政政策的跨周期调节为2022年预留出一定空间，以应对2022年的稳增长需求。
在财政体制改革过程中，一方面，对政府债务进行严格监管，包括专项债发行及使用监管趋严、对隐性债务的严格控制等，以降低政府部门杠杆率；另一方面，在“共同富裕”的政策导向下，以“收入分配”为关键词对现有财政体制进行完善。综合来看，2021年的财政政策整体以财政体制改革为抓手，体现“跨周期调节”及“关注财政可持续性”两大特点。
展望2022年，在财政政策力度方面，财政政策力度总体依然积极，支出增速有望上行；在发力节奏方面，债务资金监管日益规范化，供给节奏相对前置；在税制改革方面，围绕“共同富裕”的税制改革将成为主角。
（1）政府债务
2021年财政政策力度不及预期，加之政府债务监管、发行及资金使用等多方面趋严，专项债券发行进度整体后移，为2022年预留债务资金使用空间。
展望2022年，财政政策力度将加大，债务资金监管日益规范化。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跨周期政策调控的指导思想下，2021年实际执行的政策力度偏弱，预留一定政策空间待2022年初发力，同时 2022年稳增长压力也逐渐显现。另一方面，未来将逐步适应专项债发行及使用的严格管理，专项债资金使用效率有望提高。此外，由于2020年至2021年发行的政府债券规模较大，为保证项目的持续及顺利完工，投资周期较长的项目仍需相应的配套资金。 
第一，2022年预算赤字率或维持在3.2%左右，预算赤字约3.9万亿元，对应实际赤字率为5.0%。这里的实际赤字率为包含调入调出资金及结转结余资金在内的赤字率。尽管2021年赤字率目标定在3.2%，但实际支出不及预算，支出进度偏低。2022年稳增长压力将显现，因此预算赤字率不宜过低，预计仍维持在3.2%左右。从GDP增速来看，赤字规模由赤字率和名义GDP增速共同决定。2021年名义GDP较高，2022年名义GDP同比增速将因高基数及经济下行压力而降低。从财政收支来看，在2021年财政收入超预期，财政支出进度偏慢的情形下，2021年全国财政压力有所缓解，但由于2020年收支压力的持续影响及2022年稳增长压力的增加，2022年财政收支仍会面临紧平衡压力。2022年财政收入端增速会有所降低，财政支出压力增大，赤字额略有上升。综合来看，2022年预算赤字率可能与2021年一致，维持在3.2%左右。
从实际赤字额来看，自2015年起实际赤字远高于预算赤字，其差额体现对调入资金及结转结余资金的使用。2021年在稳增长压力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实际赤字与预算赤字的差额变小，也表明存量结余资金空间的逐年压缩。年初安排结转结余资金时，为应对未来稳增长压力而留有节余，以应对2022年的支出需要。以目前预算执行情况对年末一般公共预算进行估算，则2021年末较预算安排能节余约9000亿元，这也有利于2022年加强跨周期调节力度。
在2022年名义GDP增速下降的情况下，财政支出需有一定的扩张幅度来稳定经济，预计2022年实际赤字率约5.0%，对应的实际赤字额约为6.14万亿元，较今年增加约1.88万亿元，其中，3.93万亿为预算赤字，2.21万亿为调入资金及结转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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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2022年政府债务融资规模会略有增加，净融资规模约7.6万亿。此外，还需考虑到化解隐性债务下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对供给规模的影响。
在国债与一般债方面，2022年在名义GDP同比下降、赤字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2022年新增国债供给会有小幅增加。为防止地方政府杠杆率过高，可能在赤字率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中央赤字占比至80%。假设中央与地方赤字按80%︰20%的比例分配，预计新增国债约3.1万亿元，较2021年增加约4000亿元。
在专项债方面，虽然专项债不计入财政赤字，不受预算赤字率的约束，但广义赤字率与地方政府杠杆率依然可能对专项债形成约束。基于2021年专项债发行节奏及节余资金空间等因素，2022年为应对稳增长压力，专项债新增额度预计约为3.65万亿元，与2021年基本一致。同时，2021年未下达的1824亿元大概率在2022年发行。
在再融资债券方面，除已有存量到期债务的续发以外，隐性债务化解对应的特殊再融资债券将对再融资债券规模形成补充。2021年多地发行了以“偿还存量债务”为用途的再融资债券，多个市县成为“建制县区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试点”，且试点区县有可能扩大。另外，上海、广州两地开展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使得2021年再融资债券整体发行超出到期规模，也折射出再融资债券对于历史额度的占用。
根据以上债务融资预测，尽管2022年的地方政府杠杆率将会有小幅升高，但基于隐性债务相关主体的债务会持续化解，且严禁新增隐债的监管要求仍会持续，即使地方政府表内债务杠杆率有小幅上升，仍有可能维持政府部门杠杆率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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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于2021年有部分新增政府债务额度还未下达或使用，且财政有一定的结余，2022年实际可利用的资金空间大于预算安排，其对经济的实际支撑作用更大。
从未下达额度来看，2021年未下达额度增加了2022年实际可使用的债务空间。在2021年新增债务额度中，地方政府一般债与专项债未下达额度分别为200、1824亿元，该部分债务大概率于2022年继续发行，将对债务发行规模形成一定的补充。如果2021年未下达的额度在2022年全部使用，广义赤字率约为6.2%。本文将广义赤字定义为预算赤字、特别国债及专项债的总和。尽管2022年广义赤字率较2021年略有下降，由6.3%下降至6.1%，但广义赤字的实际支撑作用会大于预算额度规模。
从未使用额度来看，2021年政府债券发行节奏的后移会加强新增债务额度对2022年经济的支撑。历年数据显示，财政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主要表现为广义赤字率的上升，但由于2021年末专项债发行节奏的后移，部分实物量将体现在2022年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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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转结余来看，2021年结转结余资金的预留空间则为2022年提供支撑。按目前财政收支情况估算，一般公共预算较年初预算可节约9600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较年初预算可节约16000亿元，由此，2021年广义财政收支较预算有较大节余，可为2022年提供财政资金空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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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发行节奏或表现为供给节奏前置，支出节奏前倾。在供给方面，根据2021年末财政部提出的“研究做好2022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提前下达工作”来看，专项债额度很可能会提前下达。但是在专项债发行上会延续2021年的严监管趋势，从2021年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对专项债项目的筹备与发行需要一定的时间，且存在受项目质量制约而发行偏慢的情况。由此推断，在提前下达的情况下，供给节奏较今年有一定提前，但由于2021年部分专项债的实物工作量将在2022年初显现，2022年第一季度提前发行的规模不会太大，供给高峰大概率在年中形成。
在支出节奏方面，2021年专项债供给的后移及结余资金对2022年第一季度基建投资形成支撑。如果专项债供给提前下达，则会支撑上半年的基建投资。但需要注意的是，2022年在资金使用上的严监管仍会持续，包括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专项债用途调整的严格要求，按周开展专项债项目发行使用情况调度等管理要求。另外，多地审计报告中出现专项债资金使用问题，如资金闲置、资金投向不合规等。2022年在严格控制资金投向的情况下，虽然专项债的前期审批和准备更为严格，但一旦发行完成，其支出效率可能会提高。综合来看，尽管2022年在方向上债务规模会体现出对基建投资的拉动，但拉动空间可能会受专项债资金使用情况的限制。
（2）财政收支
从财政收入来看，税收收入受名义GDP增速下降及高基数的影响预计将承压。一方面，大部分税收收入特别是几大主要税种的收入增速与名义GDP增速通常保持同向变化，名义GDP下降对应其税收收入下降。另一方面，税制改革下不同税收改革政策或有增有减，对税收收入影响规模有限。尽管房地产税试点大概率将于2022年扩围，但受限于试点地区数量及低税率的限制，短期其贡献的税收规模预计较为有限。
共同富裕下的税制改革将成为重点抓手，重点表现为个别税种的改革和征管水平及秩序的提升两个方面。
第一，房地产税、个税及消费税或将成为改革重点。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出“共同富裕”、“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等改革关键词，而税制改革是促进共同的富裕的重要路径之一。2022年将逐步通过一系列税收政策改革来调节收入分配，税制改革主要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消费税等主要税种改革入手。第二，重视提升征管水平，特别是基于维护税收征管秩序的税收稽查，以营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2021年已有部分稽查案例对偷税行为进行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及处以罚金，多数案例存在于过高收入人群中。特别是在文娱领域，伴随网络带货及网络主播的兴起，税务部门通过税收大数据进行分析，对于涉嫌偷逃税行为进行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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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产税方面，开启房产税试点工作，逐步开征房产税。房产税征收的意义在于：优化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完善租赁房市场，扩充租赁保障资金来源；完善地方税体系，寻找税源稳定的主体税种。
随着2021年10月23日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2022年房产税大概率将在试点地区进行开征，其可能的税制设计包括：在征收对象上，即税基确定上，倾向于采取“宽税基”的政策。在过去试点征税对象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同时配合不同类型的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尽量避免“窄税基”下的价格结构性失衡的情况。在征收范围上，是增量征收还是存量征收？倾向于采取存量+增量的增收模式。首先，基于宽税基和税收公平的角度，一方面有利于保证税源的稳定持续，另一方面能够防止不同时点购买人群的税负不公平问题。其次，从房产税类别来看，其本身作为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税种，应是涵盖存量房产。在计税依据上，倾向于采取市场评估价值。市场评估价值能够更好地反应市场价格的变化，专业的评估机构也能相对保障评估价值的公平性，特别是对于存量房产，更适合作为计税依据。在评估周期上，可参考国际经验，选择1~3年作为评估周期。在税率制定上，首先，倾向于累进税率，更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其次，对应税率由中央规定区间或上下限，各地区因地制宜自行调整确定，且税率不宜过高，尽量遵循量能负担的原则。从国际经验及试点情况来看，房产税的税率设置整体不高，税率区间或在0.5%~3.0%之间。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上，首先，倾向于按人均面积或人均面积与套数相结合设置起征点。其次，免征范围按用途或房产来源设置。在我国较为特殊的过去国有单位分房转私有房产、拆迁赔付房产，在试点阶段也倾向于实行免税或适度减免措施。在试点选择上，倾向于选择房价上涨压力较大，或购房负担较重，亦或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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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加强个税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可能的改革方向包括：第一，扩大综合征收范围。当前我国个税采用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收方式。纳入分类征收的收入为：经营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纳入综合征收范围的收入为：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2022年及以后个税改革将更注重调节收入分配，将会逐步过渡到对全部收入采用综合征收的方式，扩大综合所得范围。首先，逐步将高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所得、资本所得逐步纳入综合所得范围，原因在于当前财产性所得及资本所得适用统一比例税率，税率为20%，较综合所得中最高的45%的边际税率更低。其次，或将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因为经营所得主要指个人或个人从事经营活动所得，具有劳动所得性质。将更多的收入纳入到统一累进税率计算体系，有利于加强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
第二，优化税率结构，重点聚焦对科技创新人才的激励。对于科技创新人才适度降低其最高边际税率，有利于科技人力资本的积累与现阶段科研创新的发展。
第三，加大专项附加扣除力度。在人口老龄化、居民生育意愿不足的背景下，可以考虑逐步加大养老、教育、育儿等领域专项附加扣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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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税方面，适度加大消费税征税范围，提高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可能的改革方向包括：首先，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当前应税范围主要包括烟、酒、化妆品、油、车等15个税目。对于高档奢侈品、高档消费活动或者高污染商品考虑纳入征收范围，如高档皮草、箱包、电子产品、高档演出等。其次，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当前大部分消费税征收环节为生产环节，企业负担较多。目前已有部分消费品，如高档首饰已在零售环节征收，但消费税中占比较大的主要税目，如成品油、小汽车并没有全面推行征收环节后移，这也是未来需要进行推进改革的重点方向。随着消费税改革与收入分配划分的同时推进，地方税源会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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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政支出来看，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将延续结构性调整，以共同富裕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仍会偏民生类相关支出，基建类相关支出占比受基数影响或有抬升，但幅度有限。结合“十四五”规划纲要及近两年财政支出结构变化趋势来看，教育、社保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逐年提升。从民生类支出变化来看，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需要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适度增加政府消费，因此民生类支出依然是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重点。从促进共同富裕来看，低收入群体或困难家庭的社会保障、教育等需要进行重点帮扶。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变化，稳步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另一方面，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支出大部分属于公共消费，公共消费的提升也有助于扩大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及意愿。从基建类支出变化来看，在稳增长压力下基建类支出占比或有小幅抬升，但增幅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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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投资结构来看，基建类支出及专项债投资重点仍是“十四五”规划中的重点投向领域：一是传统基础设施，聚焦交通基础设施、能源项目、农林水利、生态环保项目、民生服务、冷链物流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七大重点领域；二是新基建，包括信息类、融合类和科创类基础设施，如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物流、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新型城镇化，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其中，乡村振兴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将成为投向重点，如农村道路、供水保障工程、清洁能源建设工程，数字化智能化设施建设等。2021年前三季度新增专项债券在支出结构分配上，约5成投向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领域重大项目；约3成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以及卫生健康、教育、养老、文化旅游等社会事业领域重大项目；约2成投向农林水利、能源、城乡冷链物流等领域重大项目。
除重点领域外，重大工程项目也将是建设重点。2021年6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实施“十四五”规划确定的重大工程项目，主要包括：一是引领未来发展的重大攻关项目，包括量子信息、星际探测、科技攻关等；二是基础设施领域的世界性标志性工程，比如川藏铁路、沿江沿海铁路、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等；三是重要民生保障项目，比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以及养老、托幼等直接关系民生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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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焦糖维尼于2021_12_08 5:50:12编辑

贴主:焦糖维尼于2021_12_08 16:36:54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