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桐(1820～1900)　清朝大臣，晚清理学家，晚清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

有一名言：

“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

在他眼里，只有大清才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国家。对时人把美国译作“美利坚”，他就气恼万分，说：中国什么都美，美国有什么可“美”的？中国诸事顺利，美国有什么可“利”？大清国军队无所不坚，美国还有什么可“坚”？反正一切都是中国好，蛮夷之邦毫无是处。对洋人、洋物，徐桐一概排斥，视若仇寇。其极端排外的举动，正史野史的记载就不少。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入侵，两艘舰船驶入沈家门港口。官兵见后慌乱，时任定海总兵的张朝发却不以为然，说：“夷船被风吹来，常有的事，没什么惊讶。”后来有人报告夷船越来越多，张朝发急忙找下属商议对策，一个官员恍然大悟地说：“广州禁烟，夷船被迫来此，此处将成贸易大码头，我们将会加俸了。”




清末陈赣一《睇向斋闻见录》记道：皇族礼亲王爱新觉罗·世铎年迈昏庸，不识时务。其子、侄辈有从欧洲游历回来者，世铎见面后问道：“洋鬼子的国家也下雪吗？”听者掩口而笑，回答说：“中国与外国同处一个天地之间，所以都有风霜雨雪。”世铎听后默然无语。




军机大臣王文韶素称顽固，日斯巴尼亚国遣使来华，要求缔结某项新约。外务部将此事呈报给军机处，王文韶听后大怒：“日本鬼子又来胡闹！”军机处某章京说：“日斯巴尼亚就是欧洲的西班牙国，并非亚洲的日本国。”王文韶又板起脸来说：“你怎么知道这不是日本鬼子有求于我国，恐怕我不答应而故意改个国名蒙混呢？即使按你说的那样，西班牙又称为日斯巴尼亚，可以一国两名，安知日本就不能一国两名呢！”说得那位军机章京暗笑而又不敢辩解。




李伯元《南亭笔记》记道：主持戊戌六君子之狱的赵舒翘深恨洋务，有如仇敌。一次与幕友闲谈，幕友谈及“檀香山”三字，赵问：“山在何处？”幕友将愚就愚，打着官腔说：“这山在西藏，为着西藏人好佛，这山上净长檀香，给人家敬佛。”赵舒翘无言以对。

1876年，郭嵩焘赴英担任公使。启程前，当时的大儒王闿运嘱托他用孔子、老子的政治思想，规劝英国“走上正道”。

第一届夏季奥运会在雅典召开时，曾给清廷邀请函，但满朝文武皆不知“体育”为何物而未予理会。法国钦差回国后，曾经寄送给清廷一部电报机作为礼品。然而恭亲王却“以为无用相却”，又送还给人家。

英、法公使向清廷建议引入电报，但清廷对此毫无兴趣。当时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就认为，电报这玩意儿“于中国毫无益处，而贻害于无穷”。甚至有谣言说那一根根杆子戳在地上，专门吸地气和死人魂魄，然后顺着线传到英吉利、法兰西，供洋人吸食。并说洋人食地气，如我民之吸鸦片，是上瘾的。


旗人官员德寿曾经提出，要把各洋务学堂的算学、体操、地理三门功课全部取消，理由是：“算学可删，因做官的自有账房先生料理财务；体操可删，因我辈是文人，不必练那个；地理一科是风水先生之言，何必让读书人去做风水先生呢？”



从上面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来，即使到了晚清时期，那些愚顽不化的守旧官员依然是涉外知识少得可怜，有的人竟连一些重要的国名和一些基本的外国地理知识都不懂，由此可以想见他们在处理涉外事务时必定是昏庸无能，谬误百出。这些守旧官员往往不以自己的涉外知识贫乏为耻，而是常常理直气壮地申斥那些懂得外国知识的下属，这尤其显出他们的昏庸愚昧，不可理喻。清代官场上涉外笑话的频频出现，可以说是清朝愚弱腐朽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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