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相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1979年12月31日晚，随着中央电视台电视风光片《三蛱传说》的播出，迅速引起广泛关注、甚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不是这部电视片本身内容，而是其中一首由马靖华作词、张丕基作曲及编曲、李谷一演唱的插曲《乡恋》。这首歌曲大受欢迎的是其“气声”唱法，但招来激烈指责、批判的，也是这个“气声”唱法。批判者振振有词：这种“港台明星的唱法”，是“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的靡靡之音，是不正经，是离经叛道。音乐界还召开座谈会，讨伐《乡恋》，李谷一甚至被说成“黄色歌女”。不过，时代毕竟在进步，虽然她的歌声在“官媒”上被批被禁，但在民间依然“红火”，盒式录音机的普及使大街小巷响遍《乡恋》；李谷一参加演出时，不唱《乡恋》就下不了台。直到198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观众电话点播节目在春晚首度亮相，没想到点播量最大的竟是“禁歌”《乡恋》。面对如此强烈的民意压力，坐镇现场的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决心难下，最终对向他请示的导演下达“播”的命令。中央电视台“春晚”的播出，终使被禁几年的《乡恋》及“气声唱法”解禁。一首并非直接表现爱情的“情歌”，成了中国社会打破思想禁锢的见证。 6park.com
诞生过程
1979年12月21日，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插曲的录制现常导演马靖华焦躁地踱来踱去，片子的插曲《思乡曲》不理想，没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作曲家张丕基此时正患重感冒，而且已是五易其稿，“几乎没招了”。刚刚录完音的李谷一站在一旁心情复杂，这首歌曲高和寡，恐怕除专业演员外，谁也唱不了，很难在群众中流行。片子马上要播出了，怎么办？大家连夜讨论。张丕基面对大家的意见，萌生去意，说“要么你们另请高明吧”。争论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最后，时任中央电视台制作部主任的宋培福和当时的总录音师曾文济建议，词曲都推翻重写。于是，李谷一返回中央乐团住处，马靖华留在办公室连夜赶写歌词。张丕基先回家休息，等词写好后重新谱曲。辛苦的夜晚，短暂的宁静。所有人都没料到，这一次重写，竟导致了始料未及的轩然大波。几个小时之后，第二天早晨7点多，张丕基还没起床，有人来敲家门，把马靖华连夜赶写好的歌词送来了。7岁的小女儿把歌词递到床前，张丕基匆匆浏览了一遍，感觉很顺。这一稿，把歌名改成了《乡恋》。歌词的内容，是写王昭君离开家乡秭归，踏上漫漫的和亲路。深情的王昭君，一步一回头。家乡的山啊家乡的水，从此告别江南路，终生胡马依北风。歌词把秭归的山水幻化成为昭君心目中的亲人：“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映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重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张丕基越看越有感觉，心里萌动着创作的冲动，“首先歌名就好——《乡恋》，其次处理方法也好，用拟人的方法，表达了王昭君对故土的依依恋情。”张丕基靠在床头，轻声哼吟着。这位知名的作曲家，此前已经写过很多深受群众喜爱的歌曲，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插曲，以及央视《夕阳红》栏目的片头曲都出自他的手。灵感来了，张丕基飞身下床，来到办公室。半个多小时之后，曲子一挥而就。张丕基说，他给《乡恋》谱曲的定位是要“洋”一点，运用了当时很少使用的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这下难坏了工作人员，因为这些乐器在“文革”中都是禁用的，是“资产阶级的”。工作人员最后从海政歌舞团的仓库里找来了架子鼓，还辗转找到当时唯一能演奏电吉他的陈志。12月23日晚，大雪纷飞。在当事人的回忆史料中，对这一幕有过生动描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室里，米黄色的天花板和深褐色的墙壁散射着柔和的灯光。李谷一站在房间的一角，穿一件绛紫色的毛衣，身段轻盈，举止从容。当弦乐器和电吉他奏出过门的一刻，大家都屏住呼吸。李谷一唱了，真挚、委婉，平白如话，在场的工作人员听得如痴如醉。乐曲结束时，马靖华竟然忘记发出指令关掉录音机。“你哭了”张丕基看到李谷一眼中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岳麓山。”李谷一说。1979年12月31日晚上8点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播放了电视片《三峡传说》，《乡恋》这首歌随片一起播出。上海人最敏感，第二天，1980年1月1日，《文汇报》发出消息说，昨天中央电视台风光片播放的歌曲十分优美，得到大家的喜爱。1980年2月，《乡恋》入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当时的惯例是，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6点到6点半，播放一首歌曲，边播边教，整整一周。在那个电视尚不普及的年代，《每周一歌》影响特别大，《乡恋》因此一下子流行开来。张丕基还记得，当时很多人排队买东西时都在哼唱这首歌。 6park.com
李谷一从“歌坛新秀”一下变成“黄色歌女”
谁知，《乡恋》流行开来，却变成了罪孽，下面发生的事情令人啼笑皆非。这要从当时的形势说起。“文革”期间，中国人能够听到的声乐作品，都具有“高、快、响、硬”的时代特点，比如革命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走在大路上》，再比如美声唱法的歌曲《我骑着马儿过草原》、《克拉玛依之歌》等等。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初，港台流行歌曲伴随着砖头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进入大陆。这些流行歌曲一反“高、快、响、硬”的特点，表现为“低、慢、弱、软”，这就使得听惯了“高、快、响、硬”的耳朵感到陌生，不习惯。再加上流行歌曲多表现了当时尚视为禁区的情爱，与“革命意识”的灌输相距甚远，结果就引发了强烈的反弹。当时港台歌曲的代表人物邓丽君，就受到了激烈的指责与攻击。“情操低下”、“亡国之音”、“黄色歌曲”之类的帽子，都扣到了邓丽君头上。其实，《乡恋》这首歌并不是直接表现爱情的歌曲，但也被某些人归入港台流行歌曲一类，结果就可想而知了。1980年初的一天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礼堂里，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最先点了《乡恋》的名，说大陆现在有个“李丽君”。1980年2月10日，《北京音乐报》在第二版刊发署名“莫沙”的文章《毫无价值的模仿》。文章说：“风光电视片《三峡传说》播映之后，它的几首插曲在群众中迅速引起较大的反响，对它们的评价也产生了尖锐的斗争。我觉得，其中一首情歌不论在艺术创作风格上或演唱风格上，都是对外来音乐的模仿，从艺术上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仿造品。”文中所说的“一首情歌”，显然指的是《乡恋》。 6park.com
2月25日，《北京音乐报》又在头版刊登文章《不成功的尝试》。文章说：“《乡恋》拟人地怀恋故乡，但抒发的却不是健康的热爱祖国山河的怀恋之情，而是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从此，报刊上开始大量发表对《乡恋》的批评文章，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始终热度不减。有的说，《乡恋》“嗲声嗲气，矫揉造作”，有的说，《乡恋》“同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夜总会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还有的文章对演唱时离麦克风的远近，喘气次数的多少，用什么乐器伴奏一一提出商榷。李谷一从受人欢迎的“歌坛新秀”一下子变成了“黄色歌女”，变成了“大陆上的邓丽君”。有文章甚至说她是“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是“腐蚀青年人的罪人”。李谷一起来为自己辩护。3月25日，她在《北京音乐报》上发表文章《在实践中探索》，对在演唱中运用轻声和气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她认为，轻声和气声的运用，是表现歌曲内容和情绪的技术手段之一，这种手段在西洋唱法和我国戏曲、民歌演唱中都是存在的，不能与外来的和港台的流行歌曲相提并论。但是，一些人显然听不进李谷一的辩护。4月，中央乐团的一位领导让人给李谷一捎话，警告她如果再这样走下去，这里便没有适合她表现艺术才华的土壤了，只好请她另谋高就。就在李谷一接到这道通牒后不久，在北京西苑宾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音乐创作会议上，对《乡恋》又展开了新一轮围攻。一位负责人点了《乡恋》的名，措辞严厉。张丕基提到这位负责人的发言时，用了四个字来形容：杀气腾腾。参加会议的其他从事轻音乐创作的人也都人人自危。李谷一和张丕基被要求在会上发言，“实际就是让我们说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写，这么唱”。李谷一在发言中据理力争，反驳了一些横加的罪名，并且提出了声乐技术创新的主张。但是，形势依然很紧张。张丕基说，这次会议之前某省电视台约他作曲，后来一听说西苑宾馆开会的情况，就毁约了。会后，著名词作家乔羽对张丕基说：“《乡恋》这首歌曲的争论，实际是文艺战线‘凡是’派和改革派的争论。”

第一届央视春晚为《乡恋》解禁
在一片批判声中，支撑着《乡恋》创作人员的是热心的观众和听众。张丕基至今还保留着一封群众来信。上海市公安局的张国权在1981年1月14日写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信中说：“对于《乡恋》的争论，我觉得这是关于我们文艺园地中能否容许‘百花齐放’的是非之争。今天贵台20点30分的节目介绍张丕基同志的作品，我满心希望听到贵台开戒播放《乡恋》，播音员也一再提到这首歌。可令人费解的是，《三峡传说》中的其他歌曲都放，唯独《乡恋》不放，这是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宽大胸怀，竟容不得一首小小的歌曲，岂非笑话。1980年夏天，就在《乡恋》遭到猛烈攻击的时候，李谷一来到天津演出。那天节目单上没有《乡恋》，到谢幕时，情切切的观众大声喊“《乡恋》、《乡恋》”李谷一演出所到之处，观众无不表现出对《乡恋》的巨大热情。热情的听众给李谷一寄来了1000多封支持信。一位听众在来信中说：“他们说你唱黄色歌曲，说你是黄色歌女，但发生在演出大厅里的奇迹，那无数次的谢幕和经久的掌声，是对这种污蔑的最有力的否定。”民众的支持给了李谷一及伙伴们极大的鼓舞。1981年除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迎春联欢会上，参加演出的李谷一事先听说邓小平同志会来观看晚会，她就与伴奏乐队商定，小平同志一到，马上起奏《乡恋》，她要把这首歌唱给小平同志听，让他评评理。遗憾的是，那天小平同志没有来。当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出现时，李谷一毫不犹豫地唱响《乡恋》，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那是一个变化迅猛的时代。时间仅过两年，用音符体现政策，用旋律区分路线的观念，已经淡出人们的头脑。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乡恋》解禁的日子。当时，晚会现场设置了4部观众点播电话。晚会刚开始不久，记录电话的小女孩就端着一个盘子走到黄一鹤面前，上面放着的点播条都是点《乡恋》的。这让编导为了难，“因为这是禁歌。禁止的东西如果在电视里播出去，特别是在春晚上播出，那是捅破天之罪，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就要出问题了。”黄一鹤说。当时，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坐镇晚会现常黄一鹤朝小女孩使了个眼色，意思是“找那老头去”。小女孩走到吴冷西面前，递给他点播单。起初，吴冷西看了之后摇摇头。几分钟后，小女孩又端来一盘，还是《乡恋》，吴冷西还是摇摇头。又过了一会儿，又端来一盘。连续递了五六盘后，吴冷西有点坐不住了，汗也下来了，在黄一鹤面前走来走去。“他在思想斗争，”黄一鹤说，“电视点播，点了不播，不是欺骗群众吗？”最后，吴冷西一跺脚，操着南方口音说：“黄一鹤，播”黄一鹤一听让播，心里高兴极了。可是，他们没准备伴奏带。他赶紧问在场的技术部门，谁家里有《乡恋》。一个小伙子说，他家有。黄一鹤说，赶紧去拿。20多分钟之后，这个小伙子气喘吁吁地把带子取回来了，跑了一头汗。这时，李谷一已经唱了8首歌，并不知道幕后发生的这些事。她突然听到主持人姜昆、刘晓庆拉长了音报：“乡——恋——”惊讶之余，李谷一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只涌现出三个字：“解禁了”。 6park.com
这是30几年前“禁止”与“解禁”的两个“经典案例”。都是有关领导一句话或“权威媒体”一篇文章，一首歌就被禁；又都是有关领导一句话或“权威媒体”一播放，一首歌就被解禁。“禁”没有经过任何必要的法规、法律程序，“解禁”自然也不可能经过法规、法律。当然，在30几年前，拨乱反正正在进行，“人治”色彩仍重，必要的法规、法律尚不健全，这种以权“禁止”、“解禁”的现象或不能一下完全避免。但这毕竟不应是文化、艺术管理的常态。 6park.com
历史说明，法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文化、艺术的发展繁荣，更需要法治的保护。因为文化、艺术是艺术家具有高度个性的精神产品，同时，每个“受众”都有自己个人的喜好厌恶，领导也必然会有自己的喜好厌恶、自己的艺术标准。如果没有法治，就有可能发生领导将个人喜好厌恶当做艺术家，甚至社会应当接受的标准的情况。这无疑不利于文化、艺术的发展繁荣。简言之，在文化艺术方面，政府鼓励什么．可以不经严格的法律程序，而政府要禁止什么，一定要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并应事先公开被禁项目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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