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思考海德格尔的农民工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他在痛苦和无聊不断摇摆的人生之中试图理解咀嚼出深刻的意义，这与其工人身份形成了强烈反差，带给许多人深深的触动。
▲11月初，有人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中发布了一封《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的求助帖》，他的故事经报道后引发广泛热议
从早到晚，不停歇地付出体力劳动，是这位工人的生活日常。他每天要面对的、与身边人无异的现实是：勉强够吃饭的薪水，无人交流的苦闷，被重复而空洞的工作占据的生活；
但他可以找到的、属于一个人的世界是：在哲学中求索，在那些珍贵的无意义时刻思考自己的存在问题。
这位痴迷于哲学，却饱受农民工身份制约的年青人，也引起了关于“农民工应不应该读海德格尔？”“读不读得懂？”等许多讨论，就连相关报道的叙事姿态也被纳入种种分析之中。

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位农民工面临的困境与选择。
工人，是什么？是伟大的建设者，还是长期被忽视的群体？要回答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我不由地想起一部聚焦于工地建筑工人的电视剧——《做工的人》。这部台剧在2020年饱受好评，目前在腾讯视频上同样有不俗的口碑，豆瓣评分也高达9分。
▲《做工的人》豆瓣评分
虽然这部剧里没有海德格尔的身影，有的只是一群形象邋遢、没钱没地位的建筑工人。他们胸无大志，一心只想搞钱。
但意外地，他们面临的困境，却有着某种相似共通之处。他们都有着各自对生活的渴望，却难以避免地受困于社会结构对他们的制约之中。


搞钱的人

《做工的人》中，铁工兄弟阿祈、阿钦和板模工昌仔、怪手阿全，是一群怀抱着发财梦的工地好友。经济上的窘迫，是这群建筑工人的共同特征。
整个故事，就是沿着主角阿祈的搞钱之路铺陈开来。
▲《做工的人》剧照
搞钱第一步：开庙。
有没有人想过，寺庙的功德箱里到底能装多少钱？阿祈想了这个问题。当他在寺庙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往功德箱里塞香火钱时，突然想到了一个赚钱的好主意——开庙。
▲《做工的人》剧照
“我坐在这里仅仅二十分钟，有二十个人来拜四面佛，半个小时就赚到我们一天的工资。神明什么事也不用做，坐一天就赚到我们一个月的薪水，而且我只算一天八小时而已喔，神明却是全年无休。”
阿祈用智慧的头脑参透了佛祖普度众人的慈悲：“佛祖是照顾我们这些穷人，它跟我们说，开庙也是一门生意。”
▲《做工的人》剧照
就这样，阿祈拉上了他的工友昌仔和阿全，做起来开庙赚钱的美梦。
穷的人，连神明的钱都不会放过。
赚钱的第二步：养鳄鱼。这是阿祈发现的第二个商机。
鳄鱼从天而降，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工地里。当大家都在惊愕地看着这只鳄鱼时，阿祈已经从鳄鱼想到了鳄鱼皮。
虽然他不知道一个鳄鱼皮包为什么可以卖这么贵，也不懂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但他知道，有人喜欢的东西就有赚钱的商机。

于是，阿祈和工友找了个废弃的浴缸，把鳄鱼养起来，想着等鳄鱼养大了、养多了，卖给皮包公司赚个钵满盆盈。
赚钱第三步：挖古董。
古董的价值，就像谁也看不懂的名画，动辄拍出几亿的高价，如果有幸拥有一尊古董，那么就再也不用混迹于工地了。
开挖掘机的阿全，就在一次作业过程中，挖到了一个青花瓷瓶。阿祈立马发现了商机，他们一行人带着这个青花瓷瓶参加电视拍卖，没想到，竟被专家鉴定为真迹，价值60万。幸福来得太快，一把吹散了阿祈和工友命运里久不散去的穷霾。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和我一样羡慕阿祈的运气，还有他聪明的脑袋，并默默回想起那一句至理名言——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但这并不是一个励志的逆袭故事。阿祈的这些天真的赚钱大计，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
开庙买神像，可他遇到了诈骗，凑的十几万买的是一尊根本不存在的佛像，要不是警察及时提醒，他还要被骗更多钱。
▲《做工的人》剧照
鳄鱼产业也根本没有壮大起来，那只养在浴缸里的鳄鱼，因为水加太满，偷偷从浴缸里溜了出来，第二天从楼上摔下来，当场去世。
▲《做工的人》剧照
至于挖出来的古董，不过就是一个高中生做着玩的赝品，一文不值，最后落得个被拍卖员当场敲碎的下场。
▲《做工的人》剧照
兜兜转转一大圈，除了欠下一屁股债，什么也没捞着，他们三个人也被工友们戏称为“三傻”。
这些剧情被设计得十分诙谐，但是掩盖不了其悲凉的底色。
▲《做工的人》剧照
他们缺钱，所以想赚钱，阿祈一行人虽然生活在这个社会之中，实则与社会有着巨大的隔阂。他们不知道自以为严肃的赚钱大计，其实是多么地无厘头。
他们越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些事情，就越显出他们的天真和笨拙。


没有资格的人

发梦，梦破。
一场场荒谬搞笑的发财梦，种种天马行空的古怪梦想，搞笑戏码轮番上演。
但这部剧不止是喜剧，《做工的人》在该刺痛观众的时候，也毫不含糊。
▲《做工的人》剧照
故事开篇，因工地坍塌，承包商蚬仔被钢筋插入身体，主人公阿祈一行人把他送到医院后，护士见到他们是工人，就要求先付清医药费再进行治疗。 
开挖掘机的阿全呛声护士：“工人就要先缴钱，穿西装的就不用？”
护士只是冷冷地答道：我们这里只分有缴钱的人跟没有缴钱的人，没有分有钱人和穷人。

好像说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有说。总之，没有钱就不能治疗。
因为缴不起2万块的医药费，阿祈他们只能眼看着蚬仔躺在病床呻吟。
故事的最后，蚬仔因为病情扩大而去世，但如果有足够的钱进行治疗，可能结果就会不一样。

这时，该剧的第一个核心问题被抛了出来：没有钱，是不是就没有资格活下去？
该剧抛出的另一个沉重的问题是：农民工的身份是不是有“原罪”？
阿祈的弟弟阿钦是一名稳重靠谱的铁工，在剧中多次救阿祈于水火之中。他在年轻时谈过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但是因为被对方父母嫌弃自己是一名工人，最终无奈分手。
▲《做工的人》剧照
一次，他偶遇了前女友，一向稳重的他埋藏心里多年的郁结彻底爆发，执意带着她骑摩托兜风，因超速被交警拦下：
“骑这么快干嘛，去投胎啊？”
他怒不可遏地冲着交警大喊：“对，我再投胎就当警察，当医生，当律师，当餐厅老板！”
言语之中，满是对自己是一名工人的羞愧与不甘。
▲《做工的人》剧照
这种对工人“原罪”感的讨论，在原著中表达得更为彻底。
《做工的人》改编自同名原著，作者林立青是一名工地监工，在工地混迹十几年。这本书，就是通过一个个小故事讲述他在工地生活的所见所闻。
▲《做工的人》剧照
林立青在书中提到一段故事：在郊区有所谓的“伴唱小卖部”，小卖部不是卖吃的地方，而是服务于工人们的寻欢场所。
在书中，有一些残障女性会靠着工人们的消费得以生存下去。其中有一个跛子工人与一个患有白内障的秃子，他们也会召肢体残缺的残障女性。
这种令人哀伤的共生关系，就连旁人也会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作者没有对这件事情进行评价，只是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偏远郊区，离市区远得要死，你要去哪里工作？能去哪里工作？市区的酒店有可能收这些残疾女子吗？年过五十的背部大面积灼伤者？正常的工作能接受残疾者吗？右手没有了四只手指的中年妇女？
这些从苦难人生中滋生出来的质问，着实超出了道德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也令人格外唏嘘。
剧中也有一段关于工人身份的讨论，工人们其实深知自己与城市里其他人的那种“不一样”：
“说到这个尊严，尊严是给那些有在领固定薪水的人讲的，像我们这种，靠天吃饭的人，是老天决定要不要给我们尊严。”
▲《做工的人》剧照
生活太过现实，未来太过黯淡，故事里的这群工人才会在一个个发财梦里慌不择路。


温柔的改编

老实说，林立青所写的原著中没有什么让人感到舒心的句子，有的只是贫瘠、挣扎与无可名状的痛苦。相比之下，电视剧柔和了很多。 导演郑芬芬曾说：“表面上，我讲的是工人，其实，我真正要讲的是穷人。他们穷，心地却良善无比；他们处在困境之中，仍想着要逆流而上；他们历经磨难，却还是笑看人生。”
▲《做工的人》剧照
换句话说，原著作者只是把他见到的建筑工人的生活呈现出来。而导演希望借助建筑工人的题材，描述更具普遍性的穷苦人的生活。
想要概括、想要抽象，再加上导演试图在悲苦的人生中发现光亮的倾向，我认为这是剧集与原著最本质的区别。
因此，这部剧在悲凉之余，增添了不少温和但不真实的内容。
剧中，“三傻”那些以灰头土脸的失败告终的投资活动，虽然为整部剧增添了不少令人捧腹的情节，但是这些失败的行为并没有让主人公们承担什么经济上、生活上的代价。
▲《做工的人》剧照
昌仔把钱败光后，只要回家穿上“老婆原谅我”的T恤，再打扫一下卫生，就可以换来老婆的原谅；
▲《做工的人》剧照
即便阿祈拉着朋友一起被骗了十几万，他的信誉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依然能在下次整活儿的时候得到朋友的支持；

▲《做工的人》剧照
被阿祈私下抵押的地契，也没有对家庭关系的张力起到有别于其他事件的作用。
▲《做工的人》剧照
这些设计让整个故事裹上了一层糖衣，但也不可避免地让故事的合理性打了折扣。
改编走的最远的地方，是将阿祈描述为具有一丝神性的人。
阿祈的儿子小杰中了200万的彩票，就在阿祈觉得自己终于时来运转，人生即将翻盘之际，他看到已经去世的蚬仔的妻儿因躲债惶惶不可终日，连一顿像样的饭菜都吃不上。于是他偷偷把这张中奖彩票送给母女二人，还对妻子谎称自己弄丢了这张彩票。

这使得家庭关系陡然紧张起来，妻子提出离婚，并且离家出走。自己也在忧虑之中得了中风。 如果阿祈孑然一身或人生顺遂，这样的行为也许站得住脚，但他处在健康日益恶化、负债累累、整个家庭指望着这200万翻身的境况时，这样的行为就需要更强有力的动机和逻辑进行支撑，否则就不得不面临道德争议。
▲《做工的人》剧照
但是我也能够理解导演这样处理的苦心，如果沿着原著的思路走下去，那么整部剧集就会变成一场对观众的诘问。
因为，林立青在书中做的事情是替台湾的工人们呐喊，描绘出他们被牺牲、被摧残的生活状态，并提出一连串让人无法回答、也没有资格回答的问题。
现代社会里的一个残酷悖论是：城市建设，离不开这些建筑工人；城市建成，也容不下这些建筑工人。

这种困境十分像短篇小说《那些离开奥美拉斯的人》所描写的场景，一座富饶幸福的欢乐之城，建立在被囚禁在地下室，只能过着凄惨生活的儿童的不幸之上。
所有的市民成年后都要被带来这座地下室，知晓这名儿童的存在。只是，但凡有人试图解救或援助这名儿童，那么整座城市的富饶和幸福将一瞬间灰飞烟灭。
林立青笔下的建筑工人，就像这名被牺牲的儿童。城市人的幸福建立在他们的不幸之上，但是又好像无力化解他们的痛苦。

我还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伊万之口问出的那个问题：
“回答我：你想象一下，你在建造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是最终让人们幸福，给他们和平与安宁，但为此目的必须而且不可避免地要摧残一个——总共只有一个——小小的生命体，就算是那个用小拳头捶自己胸部的小女孩吧，用她的得不到补偿的眼泪为这座大厦奠基，你会不会同意在这样的条件下担任建筑师，告诉我，别撒谎！”

陀氏笔下应对这个问题的阿廖沙，希望诉诸上帝的力量解决这个矛盾。但是在书中，却没有什么神明可以把这些工人拉出苦海。就像作者所写的那样：“在这些工人身上诸神隐灭。”
《做工的人》这部剧最大的尝试，也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忘了这群做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