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2日刊|总第2870期
我是属于那种挺淘气的女生，对拳击本来就比较感兴趣，接下这个角色意味着高强度的训练，必须完全心无旁骛，快速成长，这个事儿还挺吸引我的。
作为一个演员，她本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就是会影响到观众，文艺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就是会对别人潜移默化，我从不低估这种力量。
在人们烦闷不安的时候，一部剧能给观众带来哪怕一秒的笑意，那这部剧就是值得的，我的工作是有用的，也是我在当下，最想给这个世界带来的。
与谭卓的对话，发生在一个非常奇特的环境里。
五一假期前的一天，她正在为电影《出拳吧，妈妈》在北京超前观映的活动做化妆准备。
和造型师一样忙碌的，还有一位医生，她支起了输液架，上面有3个吊瓶。谭卓朝我摆摆手，“不要摘口罩，我感冒了，别传染给你们。”
当天晚上，“谭卓拍戏断肋骨”的新闻上了热搜。带病上阵，为戏受伤，谭卓的“拼”是写在脸上的。这一点，无需刻意标榜。
化妆途中，她时不时地看下镜子。这时，你会看到谭卓身上不妥协的一面，她虽会笑着对造型提出建议，但语气里满是坚持。这种坚持，可能与身份无关，而是个性使然。
她说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既然做就要做到最好。她近半年来的三个角色，《出拳吧，妈妈》里的白杨，《对手》中的丁美兮，《追爱家族》里的肖楠，都经过这种特质的沉淀。
因此，她从不否定过往走过的道路，至少，不否定自己塑造的每个角色，因为每一次刻画，她都做到了不敷衍。
“我不觉得自己有多努力，甚至还有点‘懒’，很多事情都是被‘赶’着做出来的，但我并不抗拒，反而乐在其中。”谭卓这样评价自己。
但从演员的角度来看，她又足够努力。在对谈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她身上“一横一竖”的特质：戏外一横，她涉猎广泛，能从演员的地域文化差异一路聊到剧组的服装设计，从当下的影视环境侃到哲学命题；戏内一竖，一旦到达片场，进入角色，她就只专注于表演本身。
以下，是谭卓的自述。
《出拳吧，妈妈》很应景
当五一档的电影纷纷撤档时，《出拳吧，妈妈》打出的Slogan是“不放弃，就出击”，选择迎难而上。影片中的女主人公白杨也是这样，她曾进入低谷，最终踏足山巅，书写了人生反转。
其实，这何尝不是我们在当下的写照。疫情将我们的世界变成了完全不同的面貌，一些东西消失了，同时又有新的大门被打开。是随波逐流，还是主动出击？一切全在你的一念之间。
所以，不论结果如何，我认为白杨和这部电影的迎难而上，在当下都是应景的，精神内核是统一的。
我之所以接下这个角色，首先是因为题材的稀缺性，我们过去很少有这种以女性为主角的体育电影。
然后呢，这其实还有点“以公谋私”的意思。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挺淘气的女生，对拳击本来就比较感兴趣，接下这个角色，就意味着要进行高强度的训练。你想啊，如果是你自己出于兴趣去练，可能就不会给自己太大强度，进步就比较慢。如果是工作，你就必须完全心无旁骛，快速成长，这个事儿还挺吸引我的。
对演员来说，这也是最难的部分，因为我不光要训练，而且训练强度非常大。
因为白杨是一个女拳王，金腰带级别的那种，所以我必须非常专业，包括一招一式，出拳的姿势，发力的角度，一系列动作都要能让观众看到职业的影子。
剧组一开始给我定的训练量是每天两个小时，我说这肯定不够，于是就加到了四个小时，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
过程很苦，但我享受其中，而且说得凡尔赛一点，我还算有点天赋，能够很快理解到教练的意图，所以进步很快。教练也很兴奋，说你是个好苗子啊，再练练跟我去打职业吧。
当然，想都不要想，早就被我妈严厉制止了，因为确实大大小小受了很多伤。比如，手指软组织受伤，然后左胸第二根肋骨被打断了。我本来是个对时间毫无概念的人，但受伤的这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拍完片子的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
其实已经在避免了。拍摄前我就跟导演说，跟我对打的人一定得是职业选手，一来，她朝我打过来的拳能够控制好位置和力度。二来，观众看到的特写才更有力度，也更真实，这是非职业没有办法完成的。
塑造白杨，是一个从随性到亢奋的过程，亢奋到什么程度呢？总是跃跃欲试。我那时候经常骑那个扫码的共享单车，把包放在前面的筐里，然后幻想着有人来抢我包，被我帅气地一招制服。有时候甚至会故意放慢速度，给别人机会。当然治安这么好一直没有机会（笑），感觉好中二。
从我个人来说，我愿意把这个过程分享出来，并不是要标榜什么，而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她本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就是会影响观众，文艺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就是会对别人潜移默化，我从不低估这种力量。
曾经我对拳击运动一无所知，通过训练后可以去扮演一个职业选手。白杨从一开始的一无所有，到触底反弹实现人生翻盘。这两个故事，只要能够鼓励到观众一点点，那么我做这个事情就是有意义的，《出拳吧，妈妈》这部电影就是有意义的。
《对手》里的那一竖
《出拳吧，妈妈》是身体累，《对手》是心累，我之前拍过的所有戏加起来，都没有这一部累。
有一场戏拍完，我就从椅子上站不起来了，这不是一个形容词，是真实状况，大伙拉我，我站不起来。但再累也得咬着牙，因为丁美兮这个角色，错过后悔一辈子。
我是《对手》签下的第一个演员，制片人张海东对演员的感知很敏锐，也很有判断力。因为人们往往会对演员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你之前演过什么样的形象，后面就会不断有类似角色来找你，大多数演员都无法跳出这一限制。
所以我说张海东很厉害，她能够想象我可以演丁美兮这样复杂多面的角色，并信任我。而我，看完剧本之后就知道一定不能放手。周围的人都觉得这个题材有一定的风险，拍了也不一定能播，不建议我接，但我是一个演员，我只对演不演和怎么演做出判断，其他的任何事情都干扰不到我。
因为疫情原因，这部剧的开机时间一拖再拖，当时我所有的时间都围绕它调整配合，就是因为它值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小时候我们买过一种立体书，打开之后，那些人物和场景会从纸面上立起来，《对手》的剧本就给了我这种感觉，丁美兮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出来了。
丁美兮是一个间谍，更是一个小女人，总在为生活焦虑，就像啄木鸟一样，一直叮叮当当。她和李唐是一竖一横，丁美兮是竖着的那个，占地面积很小，李唐是横着的，像一片大地一样，承载着一切。
郭京飞没有在这个角色上玩花活，但他让整个戏变得松弛了。因为他是一个很搞笑、很有喜感的人，他让整个剧组都变得愉悦和放松了，让大家的表演都更轻松和生活化。当《对手》被大家喜欢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了郭京飞的潜在作用。
王小枪老师的剧本写得很生动，几乎没有废戏，很多细节上的闲笔，都在不断推动剧情。开拍前的剧本围读，被我们硬生生开成了王小枪的夸夸大会。
比如，丁美兮擅长包扎护理，记忆力超群，这些技能稍一显露，就引起了段迎九的怀疑，让李唐夫妇和国安有了戏份上的交集。
我在塑造丁美兮时，主要把握的其实就两点，一是从间谍的身份出发，这个人物身上的很多特点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致使丁美兮暴露，也可能被她利用，成为完成任务的重要手段。二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她如何当好一个妻子？又怎样当好一个妈妈？
抓住她的焦虑和压力，你就抓住了观众的心。她是个关心柴米油盐的家庭妇女，三句话不离钱。
她跟李唐说话时，最常用的口头禅是“我跟你说话呢，你能不能看着我。”她为孩子的安全焦虑，又没办法解释，总不能跟孩子说，“你上学路上小心点，要是有人拿枪顶着你，你怎么跑。”
她操心孩子的成长，操心到有点神经质，比如有场戏，丁美兮发现了一根烟，马上就去跟李唐说，“我发现了一根烟啊，她今天抽烟，她明天就得吸毒，这孩子完了，毁了。”
正是这种真实，让观众格外有共鸣。但我们也得把握好一个度，因为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歌颂一个间谍。
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当了间谍，你都得为自己的行为买单，走错了这一步，就再也无法回头了，所以她身上一定要有一个深层痛苦的东西，那是疼痛的，也是羞辱的，更是无法被磨灭的创伤。
而这，是我在塑造过程中时时提醒自己的部分，也是要在真实的基础上时时表露的人物复杂性。丁美兮不断刷牙的洁癖，挥之不去的梦魇，都是外在的一种表现方式。
另外一种复杂，体现在丁美兮的着装和造型上。作为一个女间谍，她应该是好看的、性感的；作为一名教师，她的着装又不能太过；作为一个生活拮据的家庭妇女，穿着一定要符合自己的表面身份。
她的很多裙子都有一定的廉价感，然后在材质上以柔软为主，这样穿在身上以后，就会自然地贴身，同时裙子的中间一定有腰带，而不是那种蓬蓬的公主裙，如此一来，垂直感有了，女性的身材曲线也就凸显出来了。她的上半身，则是以V领为主。
发型也很讲究，虽然看上去很普通，直直的，平平的，但其实很难做。她的头发要挡住一部分脸，让下颌线露出来，与锁骨、脖子这些细微的元素组合起来，构成一道风景线。这也是丁美兮吸引猎物时的杀手锏。
衣服的款式和发型的设计并没有那么接地气，我们在日常的款式中做提炼，然后把它放到窗外，看它在人群中是否跳跃，最终得到了一套相对合理的设计。
我认为这个工作是必经之路，我不可能穿个大棉袄，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然后告诉观众，这个角色很性感。谁信啊？
塑造角色是一个全方位包装的过程，灯光师的光影、导演的镜头、后期的音乐、导演控制的时长和节奏乃至妆造，都在为这个角色说话，这是创作中很有意思但也很不容易的部分。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很开心，因为大家都在往对的方向走，我就可以把精力放到表演本身了。
表演方面，我是一个细节控。我认为一个好的表演，是你哪个环节都做对了。你的内心是准确的，你的形体动作、表情、节奏、声音甚至气息都是准确的。哪怕镜头只给你的脚一个特写，拍你走路，你的内心如果不在戏里，这个表演就不是完整的。
几年前，我在海边拍一场走路的戏，我妈在现场看着，等我下场后，她就说我偷懒了，走得不对，在监视器里能看出来。
那一刻我意识到，演员的演技不只体现在角色的高光时刻，而是每时每刻。
所以我比较介意剧组在不跟我商量的情况下，为我找替身。如果说有一些专业程度比较高，我完成不了的戏份，我也希望能和替身一起完成，最起码跟替身沟通那场戏的演法。否则，它对角色的完整性是一种伤害，这是我难以容忍的。
《追爱家族》里的东北腔
《对手》之后，我紧接着演了《追爱家族》，和郭京飞二搭。
接这部剧的动机很简单，我之前拍的戏都太苦太累了，需要乐呵一点。虽然我是一个演员，但更是一个人，需要有呼吸，需要有痛感，但更需要快乐，所以我选择一个喜剧。
我看到一些观众说，谭卓和郭京飞在《对手》里那么苦，在《追爱家族》里好欢快，谭卓说话都有东北音儿了。
其实我们一开始说的都是普通话，但无奈贾乃亮是东北人，熊梓淇来自“宇宙的中心”――铁岭，然后我也是东北人。一有人起头，那个东北话的辐射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被带跑了。后来我的团队来探班，看素材时跟我说，你真的要控制一下，你们现在演的已经是《东北一家人》了。
后来，我们干脆就把人设往这方面靠了一些，齐家的人都有东北基因，整个戏就更欢快了。
当演员用母语去表演的时候，是非常自由的，我跟郭京飞又那么熟，还是演夫妻，所以总体给人的感觉很自然。
演夫妻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要让人相信，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肢体语言。我和郭京飞毕竟是哥们儿，不需要磨合期，这对表演是非常有帮助的。
比如，如果是不熟的两个演员演夫妻或情侣，他们可能总是保持一个“A”字型：上面肩膀靠在一起，但下面的身体是分开的，这种观众一眼就出戏。
再比如，喜剧有时候依赖演员的即兴发挥，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对手，而你们俩又很有默契，你就能放心地演，因为你们相互信任。事实证明，这部剧的喜剧效果还算不错。播出时很多上海的朋友告诉我，隔离期间看《追爱家族》笑得停不下来，我当时既满足又荣幸。
我觉得，在人们烦闷不安的时候，有这样一部剧能给观众带来哪怕一秒的笑意，那这部剧就是值得的，我的工作也是有用的，这也是我在当下，最想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所以说，以后有演喜剧的机会，我还愿意接着演，或许这是东北人骨子里自带的基因。
我也从不怕被一个形象所固定，因为我自认为自己的塑造能力还算强。其实，不论是妈妈一类的角色，还是喜剧中的人物，你总能发现她们身上的独到之处。放心地走近她们，然后，观众会记得你的。
【文/许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