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疫情过后，中国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对内，可能会放弃四十年来的“改革”路线；对外，因为与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脱钩，会变得更加孤立。 6park.com
中国将会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既不能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老路上去，又不愿意继续“开放”，融入世界。 6park.com
那些曾经推动改革开放的因素，有的消失了，有的变成了推着中国回头的力量，或是推着中国改变方向。所以，这次疫情过后，中国会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走向一个不确定的方向。 6park.com
推动改革开放的助力 6park.com
四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至少要归因于三个因素： 6park.com
首先，中国迫切需要改革；其次，外部力量希望并且帮助中国改革；第三，有很好的历史机遇。 6park.com
中国的改革，是被逼出来的，不是党和政府主动选择的。“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吃饱肚子成了很多人的盼望。邓小平曾说，再不改革，社会主义就会被葬送。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然后，才能谈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问题。 6park.com
第二个因素，是邓小平等政治家，认定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的价格双轨制，企业股份制，“摸着石头过河”，以点带面，逐步放开，稳步推进。即使遇到保守派的反对，即使遭遇种种挫折，在1992年“南巡”时又重提改革，坚信“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6park.com
港澳台和海外华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助力。改革初期，进入大陆的港资占外资的80%以上，还提供了技术、人才和理念等多方面的支持。在很长一个时期，香港都是内地吸收外资的主要来源地。2011年，外资中仍有66.3%的来自香港。台湾对大陆的投资主要在89年后，西方国家对华禁运期间，邓小平92年“南巡”后，进入大陆的台资增加迅猛。 6park.com
当世界还在观望时，海外华侨首先进入中国。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第一号证书颁给了泰国正大集团的谢国民。四十年来，中国引进外资的60%以上是侨商投资，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70%以上是侨商企业。海外华侨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功不可没！ 6park.com
日本是发达国家中最先帮助中国的国家。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诚恳邀请日本企业家帮助中国现代化。共同的文化传统和邻近的地理位置也让日本觉得，应帮助中国走出封闭。日本在历史上给中国造成很大的伤害，尤其是多年的侵华战争，而中国放弃索偿战争赔款，让一些日本人士感到内疚。从1979年到2018年，四十年的时间，日本援助中国总额约230亿美元，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援助国，相当于每年贡献0.84%给中国的经济增长。所援助的项目包括三北防护林、首都机场、北京地铁 一号线、重庆的轻轨、以及中日友好医院等等。 6park.com
中国是德国政府对外无偿援助最大的受援国。不过，西方国家对中国最大的帮助，是拉中国进入世界贸易体系，比如，主要是在美国的协助下，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从此，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都上一个新的台阶。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中国制造”行销世界，很快，成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接着，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 6park.com
除此之外，历史也给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及其盟友开始了中东“反恐”战争。布什政府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合作，随之改变了对华政策，由“战略竞争对手”变为“建设性合作关系”。美国陷入中东多年，无暇过于关注西太平洋地区，无意中给中国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6park.com
改变方向的因素 6park.com
中国的改革，属于经济改革，不是政治改革，更不是社会和文化等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提出过政治改革，那只是要提高行政机关的执政效率，并不是要改革政治的结构或制度。 6park.com
所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只有“改革”，没有“开放”。或者说，“改革”是脚踏实地的，“开放”是半推半就的。所谓“开放”，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内的开放，增加社会的透明度，提高社会的参与程度，改革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二是对外的开放，加强与世界的交流，接纳不同的东西。 6park.com
“改革”是“开放”的前提，“开放”是进一步“改革”的保证，二者互相促进，互相依存。 6park.com
只有改革，没有开放，或者，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和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一有麻烦，一遇到困难，就容易回去，回到老路上去。 6park.com
再说，前面提到的推动中国改革的动因，有的消失了，有的改变了，甚至出现了 一股合力，推着中国朝另外一个方向去。 6park.com
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有很多的不同。在儒家思想主导的社会，实行社会或政治的变革，实行现代化，需要有伟大的政治家，从日本的明治天皇到中国的邓小平，从新加坡的李光耀到台湾的蒋经国，都说明这一点。没有政治家的主导，儒家文化的社会不易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社会或经济的。 6park.com
当然，时势造英雄。无论明治天皇、邓小平，还是李光耀、蒋经国，都是他们时代的产物，都是时势造就的伟大的政治家。1978年，中国被逼着改革，就有了邓小平。邓小平知道，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时势造就了邓小平，邓小平充分利用了历史的机遇。现在，这种时势，这种紧迫性就没有了。 6park.com
时代不同，政治家的眼光和魄力就不同。传统上，儒家社会的政治家都希望社会稳定有序，任何可能导致社会失序或者社会动乱的改革，都会被禁止，现在的中国也不例外。 6park.com
没有文化精英，也是一个因素。这些年，中国不仅没有福泽谕吉、或是胡适那样的人物，即使是轻量级的文化精英或意见领袖也没有。那些一再出现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不是昙花一现，迅即消失，就是没有影响力，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6park.com
有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会出现一个中产阶级，他们会推动社会的进步。这种想法，完全忽视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因为与权力结合，才成为中产阶级。他们需要继续与权力结合，维持自己中产阶级的地位。所以，不会与权力发生冲突。第二，中国的中产阶级大多只有财富，没有学养、见识、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更无法与西方近代推动社会进步的中产阶级相比。 6park.com
近年来，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让中国更加傲慢，推动中国改弦易辙。整个二十世纪，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主流，从世纪初的“义和团”，到“文革”的“红卫兵”。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更加膨胀，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的阻力之一。这次疫情期间，一再责备西方国家不会“抄中国的作业”，就是一例。 6park.com
这次疫情，让中国更孤立。一些国家要求调查病毒的起源和中国在疫情初期的应对措施，遭到中国的强烈抵制。对此，竟然没有一个国家和中国站在一起，帮中国说话。过去几周，至少有七位中国驻外大使被住在国召见，原因各种各样，至少说明关系紧张。中国的一些外援，特别是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因为这次疫情，可能会打水漂。 6park.com
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战，也因为这次疫情，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和其他受疫情影响的国家，会如何问责中国；他们将如何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外资撤出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所有这些问题，现在都还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