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近期到过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La Guardia airport)，在伦敦的高峰时段乘过火车，试图在拉各斯驾车，或是在印度经受过一次无处不在的拉闸限电，你将会得到有关全球基础设施缺乏的第一手资料。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在基础设施方面（交通、电力、水及通信）的开支每年总计为2.7万亿美元，而该数目实际应该为3.7万亿美元。这个缺口几乎相当于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且该缺口很可能会快速增长。
要填补这一缺口的大部分资金需要来自公共资金：即使在开支紧缩时代，许多国家的政府也应该花费更多。随着经济的疲软及借贷成本的降低，美国的公共基础设施支出却处于20年来的最低水平，即使美国的道路、桥梁和水坝被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评定为D+。这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即使是最缺乏资金的新兴经济体都有削减低效补贴（如燃料）的空间，并将这部分资金投入到建设更好的道路和下水道中去。
但公共资金只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更大的解决之道在于利用私人资本。不幸的是，曾经给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全球大型银行现在正在撤资，因为新的”巴塞尔协议III”(“Basel 3″)中的资本规定降低了这类贷款的吸引力。潜在的资金来源必须另寻他处，存在于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所管理的50万亿美元的资金之中。目前，这部分资金中只有0.8%被用于基础设施。而在此基础上10倍的增长将是一个不错的目标。
从养老基金到发电站
从原则上讲，投资发电站或收费公路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应该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前景。这些资产的长期性与养老基金的长期负债组成了完美搭档。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可靠的现金流、对冲通货膨胀的工具、低波动性以及回报性，而且这种回报一般不与其它资产相关联。但实际上，不少基金经理都对此回避，畏惧于其中所涉及的规模性、复杂程度和政治风险。个人养老基金缺乏评估复杂项目的专业性，其中许多都是由那些更关心选票而非商业可行性的政客凭空想像出来的。腐败盛行，并且从愤怒的环保人士到对电价上涨愤愤不平的选民等政治陷阱也颇多。新兴经济体的这些危险都因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而被放大。
但在两个领域，一些创新可以改变市场。首先是项目管理的专业化。每个国家都需要称职的官僚团队，他们拥有设计可行基础设施交易渠道的权力和技能，规范采购程序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建造道路或挖掘隧道等的其它实践能力。有些国家已经在这方面表现良好。智利设立了国家公共投资系统(National Public Investment System)，该系统已显着改善了其资本支出的效率。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很突出。但在太多的国家，技术专家往往受制于政治家，无法胜任工作。较贫穷国家的援助资金可以有效用于支付一流的基础设施团队。
第二个重点是精简那些用于消除风险，但与项目的商业可行性无关的系统。各国政府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国际金融机构已经通过收费的方式来保护私人投资者免受资产征用等政治风险。富裕国家的发展机构也为它们国家企业所投资的项目提供了担保。但这种系统规模较小，分散，且偏向于银行。为鼓励基础设施债券市场的增长，以世界银行为首的大型发展组织应当提供更大、更规范的信用增级和保证系统。
这些变化可能产生显著结果。基础设施债券可能会与抵押担保证券一样变得普及。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非洲国家会获得其所需的公路网络。但这将有助于确保目前更多的储蓄可以为明天的发展基石提供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