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资本净流入状态向资本净流出状态切换是中国由贸易与制造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过程中的现象性反映，某种程度上亦有助于中国提升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但在工业化和经济战略转型远未完成之前，如果持续保持资本净流出趋势，不仅有可能令中国经济全面失血，更有可能在加剧国内产业空心化的同时显著增加促就业和稳增长的难度。因此，我国迫切需要有一大批企业适时走出去，运用可操作的力量杠杆，尽快嵌入全球产业与资本体系，提升中国对全球资本的影响力与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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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日前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中预测，随着中国企业不断走向海外以及工业化国家之外的企业加大对美欧富裕经济体复苏的长期押注，预计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即将停止增长。而中国由于企业走向海外步伐不断加大，将为中国逾20年的投资净流入画上句号。尽管UNCTAD的上述预测未必精准，但随着全球经济的力量东移，笔者认为这份报告基本上反映了全球资本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流动趋势。而中国作为全球资本的超级富矿，极有可能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与产业调整提供低成本的支持。

查查基本数据，去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依然占据全球FDI总量的最大份额，达到54%，即7780亿美元。工业化国家吸收的FDI占比为39%，为5660亿美元，较上一年大幅增长了9%。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去年的FDI流入为1240亿美元，仍然超过FDI的流出（2013年中国仅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即达到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但差距确实较前几年已大为缩小。随着国内商务成本不断上升，美欧相较于中国来说已拥有了一定的商务成本优势，而中国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基于扩大市场边界的内生性需要，预计将显著加快进军美欧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步伐。未来五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有可能达到8000亿美元甚至突破万亿美元，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对外投资国。

从资本净流入状态向资本净流出状态切换，是中国由贸易与制造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过程中的现象性反映，在某种程度上，这亦有助于中国提升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因为中国今天在规模上尽管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体，但在全球最顶尖层面的分工地位及获益程度与这样的经济实力极其不对称。时至今日，中国能够拿得出手、与那些西方跨国企业大佬齐肩的超级企业几乎没有（华为也只是初具基本要素），无论是在初级产品定价体系还是极为重要的资产定价体系中，我国都只是看客，更遑论在全球储备货币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在容易被忽视但战略价值极为重要的服务贸易领域，我国与美国的差距更为巨大。就战略层面而言，我国以国内资源的透支性消耗来支撑“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分工格局，是长期收益小于长期成本的被动式安排。这样的分工格局，凸显出今天中国“经济大国和分工弱国”的尴尬地位。

因此，从提升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的角度来说，我国迫切需要有一大批企业适时走出去，运用可操作的力量杠杆，尽快嵌入全球产业与资本体系，提升中国对全球资本的影响力与控制力。不过，今日的我国与30年前的日本很不一样，日本在30年前的资本扩张曾令全球首席经济强国的美国感到呼吸急促，其背后有日本极为雄厚的财团力量支撑，日本的工业化水平在全球范围内足以抗衡美国。尤其是日本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早已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医疗与社会保障体系，日本的金融财团与产业资本大举对外扩张，其战略目的一是为日元国际化服务，二是在全球范围内构筑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战略竞争体系，进而实现日本的“超级大国梦”。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日本的大国雄心由于“广场协议”的签订而受到重大挫折，但对日本而言，其高达3万亿美元的海外投资及可观的投资收益，不仅给日本在陷入“失落十年”窘境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海外补给，而且日本这些年构筑的全球工业与金融投资体系，对于日本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实质性地位提升更大有裨益。故而，尽管如今年我国的名义GDP差不多相当于日本的两倍，但在不少日本的战略家看来，中国取得的经济进步，大都表现在体量上的扩张，“效费比”比较低。

在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集中到争夺国际经济秩序主导权、争夺重要产业控制力以及对财富符号争夺的情势下，简单的GDP总量排名早已不能准确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尤其是国际竞争力的大小了。在我国去年看起来很壮观、很强大的经济构成中，真正有意义的部分，笔者估计不会超过三分之一。而其中完全由国人自己运营并且能占据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产业，估计不会超过三分之一。换句话说，在我国去年超过9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中，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产值，最多也就为1万亿美元左右。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3—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去年我国在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5年来首次下滑，从第26位下行至第29位，而日本从前年的第10位升至去年的第9位。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在工业化和经济战略转型远未完成之前，如果持续保持资本净流出趋势，一旦国内系统性经济风险爆发，不仅有可能令我国经济全面失血，更有可能在加剧国内产业空心化的同时显著增加促就业和稳增长的难度。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专家预测，2016年，流入发达经济体的FDI将占全球FDI总量的52%，显而易见，来自中国的资本将是最为重要的增量来源。假如我国届时无法保持外来直接投资的增长趋势，则很有可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的条件下就将被迫充当全球主要的资金提供国；另一方面，中国日趋严重的系统性经济风险暂时尚未找到有效的化解方案，而产业空心化趋势的不断强化又将蚕食原本就脆弱的比较优势。未来五至十年，倘若经济未能实现整体升级，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亦未能得到显著改善，又缺乏足够的财力支撑社保体系建设，一旦中国经济的既有增长动力趋于衰竭，届时不仅无法启动凯恩斯主义刺激方案，又将面临工业化国家的上游挤压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压迫性竞争，则内外失衡的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