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纽约客》2015年8月10日出版的一期杂志中的文章《探寻内衣的秘密——中国商人和资本全球化》。这篇由知名记者Peter Hessler（何伟）撰写的文章从在上埃及地区出售情趣内衣的商人说起，谈及中国在非洲的商业和投资活动、“阿拉伯之春”后的埃及社会现状。

何伟的笔端继续是小人物的故事，但他擅长以小见大，从在埃及的浙江商人窥视了中国式全球化。在春节前，重读这篇好文，读者更能够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

陈雅莹（音）和丈夫刘军（音）在自己位于艾斯尤特的内衣店里，旁边是他们的埃及助手Rahma Medhat。

地处上埃及（Upper Egypt）核心地带的艾斯尤特市（Asyut）位于尼罗河拐弯处，河西岸有一所大学和一座火车站，人口约40万。中国移民在此开办了3家商店，向当地人销售情趣内衣。

3家商店都不难找。初到艾斯尤特，进城时我打了车，并问司机是否认识居住城中的中国人。他毫不犹豫地驶入尼罗河滨海路，穿过一系列窄街，指给我一块标牌，上面用阿拉伯文写着“中国内衣店”。另两家商店“中国之星”和“诺玛中国”距此不到一个街区。

三家商店的老板都来自中国东南部的浙江省，出售的产品大抵相似，其中不少价格低廉、颜色艳丽、极不实用，比如紧身衣裤、只遮盖胸部的睡衣和用羽毛装饰的丁字裤，还有拿挂着塑料金币的链子装饰起来的透视装。

商品的品牌包括“笑姑娘”（Laugh Girl）、“珊迪特内衣” （Shady Tex Lingerie）、“热恋意式创意”（Hot Love Italy Design）和“性感时尚诱惑网”（Sexy Fashion Reticulation Alluring）。

上埃及是这个国家最保守的地区之一。事实上，那里的穆斯林女性都戴着头巾，蒙面纱的也不少见，她们往往一袭黑衣遮住全身，只露出一双眼睛。多数城镇少有工业，没有旅游业，而艾斯尤特省是埃及最贫穷的一个省，艾斯尤特市是艾斯尤特省的省会。

少数叙利亚人有时会来到该地区的旅游交易市场，除此以外，外国人在此经商简直不可想象，但我还是发现了零散分布的中国内衣商。

埃及中北部贝尼苏韦夫省的省会贝尼苏韦夫有个露天市场，人们称之为叙利亚商品交易会，两名中国内衣商同叙利亚商人一道叫卖廉价服装和饰物。

南部邻省明亚（Minya），一家购物中心的入口处写着劝导人们不能妒忌的《古兰经》经文，购物中心内有一处中国内衣角。

偏远的镇子马拉维（Mallawi），一对中国夫妻在被毁的马拉维博物馆对面出售皮带和睡衣。此前不久，博物馆刚刚遭到一伙伊斯兰极端人士的洗劫和纵火。

在300英里的范围内，我总共找到了26名来自中国的内衣商人：索哈杰（Sohag）4名，艾斯尤特12名，马拉维2人，明亚6名，贝尼苏韦夫（Beni Suef）2名。

这有点像大型猫科食肉动物划分领地：在尼罗河河谷地区，通常每隔30-50英里出现一群中国内衣商，每群商人的数量根据当地人口有所不同。开罗之大足以承载数十人。

商人董卫平（音）在开罗有一家内衣工厂，他告诉我，他在埃及有40多位亲人，统统都在销售他的产品。别的中国人则为多家埃及人经营的内衣店供货。

对这些中国人来说，内衣生意是他们在埃及生活的窗口，他们的生活遵循着内衣商特有的时间表：白天工作开始较晚，晚间工作时间长。冬天比夏天好过，母亲节是极佳的商机，但最好的销售时机是情人节。

故而今年的情人节假期，我告别了妻子，驱车4个小时赶往艾斯尤特，观察当地人在“中国之星”店内购买内衣，直到将近午夜还有人前来购物。

情人节时“中国之星”的顾客多为男性，这在一年中都很少见。通常来说店内顾客只有女性，她们时常买些轻薄合体的服装，中国商人称之为“便装”。上埃及地区的女性不会在公众场所穿这种服装，但家中可以。

这是服装市场利润丰厚的原因之一：埃及女性需要分别购置两套服装，一套在外面穿，一套私下里穿。一般情况下，她们还需要另一类服装，这类服装设计得比较性感。

店主陈雅莹（音）和丈夫刘军（音）一同经营商店，在埃及，他们的名字分别是Kiki和John。夫妻两人都身材矮小。她24岁，看起来却像还在读书的小姑娘，戴着方框眼镜，松松地扎着马尾辫。

中国商人极少猜测埃及顾客的生活情况，哪怕是那些时常见到的顾客。Kiki告诉我说，有的当地妇女一个月会来两三次，买走上百件睡衣和内裤，故而“中国之星”每两个月就得更换一批商品。

待我问起缘由，商家们通常会说这是因为埃及男人喜欢性感的女人，但公共场所对着装限制重重。

2005年6月3日，亚历山大地中海边走过的女孩子。 CFP 资料

我能够找到中国商人的区域之中，马拉维是最贫穷的一地。在那里，一位名叫叶达（音）的商人请我到他破旧的公寓里共进午餐，结果发现他不小心在肉铺买了骆驼肉。

上埃及曾经历过最可怕的政治暴力，2013年8月，骚乱导致18人死亡，此后不久，叶达便和妻子一起来到了这里。他们家中只有一本书，中文标题是《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他们差不多不会说阿拉伯语，也不说英语。他们没有汉语-阿拉伯语词典，没有常用语手册，也没有语言教材——实际上，我在任何一位内衣商人那里都没见到过这些东西。

和汉语普通话不同，阿拉伯语根据性别有不同的形式。中国商人学习语言完全靠听，常常把女性顾客当成模仿对象。我开始把这看成一种“内衣方言”，这些说着女性语言的中国男人让人感到几分亲切。

在“内衣方言”中，“这一款我还有大号的”是一句重要的话，中国商人经常用到。埃及人偏爱“大”，他们通常生性欢乐，富有魅力，就像“中国之星”的那位长老一样。

与此相反，中国人喜欢“小”，习惯于不事张扬。这种区别十分适合内衣交易。中国商人身份不高，所知甚少，更极少在乎什么——这一系列品质都容易令埃及顾客感到自在。

这些店铺经常雇用当地的青年女性做服务员，她们不少都仅能勉强同老板交流。尽管如此，她们通常对中国老板绝对忠诚。在上埃及，女人工作并不常见，有的女服务员似乎正在背离传统。

在“中国之星”，Kiki和John目前雇佣了一名18岁的女服务员，她名叫Rahma Medhat，戴着头巾，双手上都有刺青，其中一只手上是骷髅和交叉的骨骼。Rahma带着明显的满足感告诉我，她的父母对此极为愤怒，也反对她到内衣店工作。

在她之前，内衣店雇用过另一位青年女性，但她在家里遇到了问题。John说，他并没有完全了解过她的境遇，但他注意到过她脸上、手臂上的伤痕，有一天，她的父亲来到店里，在店门前的人行道上打她。

大多数服务员出来工作是因为经济困难。在明亚的中国内衣角，27岁的Rasha Abdel Rahman对我说，她的母亲去世了，父亲又因车祸致残，此后她出来工作，到如今差不多有10年了。

她有4个姐妹，她赚钱帮助其中的3个结了婚。先前她为另一位中国商人工作，她说她绝不会接受埃及雇主的雇用。她觉得中国人率直、诚实，不爱介入当地人的说长道短。“他们能保守秘密。”她说道。

Rasha告诉我，当地男人卖内衣比不得中国男人。“我也说不出他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借助翻译说道，“他们会看着商品，然后送给女人，就是这么回事。埃及男人看货物，接着就开始看女人，再接下来就逗乐子，开玩笑。”Rasha赞许地谈起她先前的中国老板：“卖货时他什么都不会想。”她说，“购物的时候，你能感受到卖家的想法。中国人不会想到女人的身体。”

“内衣方言”中最重要的词语是arusa，也就是“新娘”的意思，中国商人不断用到这个词语，但是给读成了alusa。在开罗的不少街区，中国商人背着一包包服装和内衣，挨家挨户地喊着“Alusa! Alusa!”

在中国的商店里，店主往往以此招呼潜在顾客。而在当地人看来，这颇有讨好之嫌，而且有点好笑：“漂亮的新凉！看看吧，新凉！新凉，买点什么？”

情人节那天，真有一位新娘走进了“中国之星”。她19岁，今年晚些时候打算举办婚礼，一同前来的还有她的未婚夫、母亲和16岁的弟弟。

Kiki从货架上拿出一件件商品，“新凉，这个要不要？”她说，并把包装盒上“春蝶牌女式丝袜（Net Ladystocking Spring Butterfly）”的标签指给她看。新娘先看过丝袜，然后递给未婚夫，再递给母亲，最后是弟弟。

包装盒上有一前一后两幅照片，上面是一位斯拉夫人相貌的模特，脚穿高跟鞋，站在一架摆着皮面书的书橱旁边，穿着连体紧身衣和丁字裤，神情迷茫。弟弟盯着包装盒看了许久。他们看中的商品堆了一堆。

埃及人结婚一般由新郎购买房产和家具，新娘买小件家电、厨具和衣物，其中也包括内衣。2009年以来，中国和埃及签订了一项贸易协议，进口服装变简单了，市场兴旺起来，内衣店在埃及各地表现不凡。

董卫平是开罗最大的商户之一，他告诉我说，除了他在埃及的工厂生产的产品，每年他还要进口10个集装箱的女式内衣。

在“中国之星”，那位新娘和她的家人花了一个小时，挑选了25套睡衣睡裤、10条内裤、10个胸罩和一条丝袜。她母亲付了钱，总共相当于360美元。她说婚礼前还会出来购物两到三次。

有一回，Kiki拿起一身睡衣给他们看，他们不禁欢呼起来。她拿起另一件透视上衣和一条粉色丁字裤，问道：“这个怎么样？”未婚夫答道：“天哪，真漂亮！”他在艾斯尤特当律师，新娘则在大学学习法学。尽管穿着没款没型的牛仔裤和厚重的绿色大衣，新娘仍显得谈吐优雅，容貌美丽。她的头巾保守地紧裹在下巴下面。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样一个居住在外省的传统中产阶级家庭，购物过程中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尴尬。就算有，气氛也一直是单纯而愉快的，新娘看起来一点都不觉得难堪。

我确信即便是最自信的亚洲女性，想到要和未婚夫、母亲和正值青少年阶段的弟弟一同购买内衣，也必然会觉得羞愧，更不用提还当着两位中国店主、一位服务员和一名外国记者的面。

但在上埃及的其他商店，我也看到了类似的场景，新娘们通常都有家人或者朋友陪伴，这种习俗在人们心中似乎和性别无关。

2011年2月12日，埃及开罗，一名埃及妇女在解放广场上打电话。 CFP 资料

关于新娘的地位，有件事情值得一提。中国商人有时对我说，埃及女人购买这些服装是因为她们晚上会为丈夫跳舞，我疑心这种想法更多地源自电影里的肚皮舞，而不是实际风俗。

不过在更具有象征意味的层面，这也许是真的。看到一位新娘在亲友陪伴下购物，我觉得新娘像是一件展品，而且正在为将来所要扮演的角色做好准备。

在“中国之星”，我问新娘的母亲，她女儿婚后是否会当律师。“当然不会！”她说，“她会呆在家里。”口气很骄傲，就和埃及男人说起自己的妻子终日不出家门一样。

埃及阿拉伯语中arusa一词的另一个意思是“玩具娃娃”，孩子们拿这个词指代用来穿衣脱衣打扮着玩的玩具。

在艾斯尤特，Kiki的父母——林贤非（音）和陈开梅（音）是这个小小的中国社团最初的开拓者。林贤非来自浙江农村，家中只有半英亩耕地，因为穷，他读完五年级便只得辍学。

上世纪90年代，他在北京做小本服装买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2001年，他听说家乡有人去埃及寻找财富。研究了地图，他决定去艾斯尤特定居，因为他认为那是上埃及人口最多的城市（实际上卢克索更大一些）。

“我知道我会成为这里仅有的中国人，这样机会就会更好。”林贤非对我说。他在艾斯尤特建立了一家ma’rad，也就是一种露天集市，最早出售的是随行李带来的3样商品：领带、珍珠和内衣。他没考虑上埃及地区居民的需求，他关心的核心因素是商品的大小：“这些都容易装进旅行箱里。”他解释道。

林贤非很快便意识到，艾斯尤特人不喜欢珍珠，穿着长袍也不打领带，但他们喜欢女式内衣，因此他开始专卖内衣。

很快，妻子也从中国赶来帮忙。在开罗和埃及北部，中国内衣的进口和制造业迅速崛起，林贤非和陈开梅终于在艾斯尤特租下了一家店面。

他们请来一位亲戚和一位朋友，在城里经营另外两家商店。正着手建立生产内衣的小型企业，他们发现艾斯尤特有不少垃圾堆在外面。此前也有人注意到这一现象，不过是他们首先想到要进口江苏生产的流水线，对聚乙烯、苯二酸酯做成的瓶子进行粉碎和清洗。这种流水线可以将塑料瓶洗净，烘干，然后高温粉碎，再作为回收材料出售。

“我看瓶子到处都是，就决定收集起来赚钱。”林贤非告诉我。他和妻子对这项产业都没有经验，不过2007年，他们在上埃及建立了第一家塑料瓶回收厂。

工厂位于艾斯尤特西部沙漠地带的小片商业区，现有30名员工，每天粉碎约4吨塑料。林贤非和陈开梅把加工过的材料卖给开罗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把材料加工成线，再卖给埃及服装业的企业主，也包括一部分中国人。也许某个瓶子被随意丢在艾斯尤特的路边上，然后就被送到三层楼的中国加工厂，再以内衣的形式回到城里，依旧由中国人售出。

林贤非说，工厂每年可盈利5-20万美元，这一成功启发了艾斯尤特的一位埃及商人。今年早些时候，这位埃及商人挖走了他的一部分技术人员，又开了一家回收工厂。

尽管这样，林贤非和陈开梅的生意还是越做越大，不过他们依旧住在工厂楼上光秃秃的房子里，整日听着机器的轰鸣。林贤非50岁出头，看起来却要老上10岁。他目光疲惫，而且患有胃病，作为中国商人，他得同合伙人们一道大吃大喝。他极少谈及当地文化，但有一次，我偶然问起他眼中埃及面临的最大问题，他强有力的回答令我惊讶。

“男女不平等。”他立刻说道，“在这里，女人只是呆在家里睡觉。他们要想发展，首先得就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结束后做的事情。像在这里，这是在浪费人才。看看我家——你看我的妻子有多能干。没有她，工厂办不起来。还有我女儿，她在经营商店。如果她们是埃及人，那她们就不会做这些事。”

两月之后我又去了艾斯尤特，陈开梅负责工厂的运营，因为她丈夫回中国治胃病去了。一天下午，我站在工厂门口，看见邻村的两个小伙子送来了一车用麻袋装好的塑料瓶。其中一个名叫Omar，他说他五年前就开始捡瓶子，因为中国人开办了工厂，当时他12岁。

现在他和一位卡车司机合作运送塑料瓶，他们叫当地儿童替他们收集瓶子。Omar说，他一般一天至少能赚100埃及镑（约等于13美元），这是当地劳动者日均工资的两倍。正谈着，陈开梅从厂里冲了出来。她穿着花围裙，上面写着“My Playmate”的字样，脸上一副愤怒的神情。

“为什么瓶子里有水？”她叫道。她冲着Omar和他的同伴猛地丢出两个容积一升的瓶子，二人连忙跑向卡车后面。“你们太坏了！”她用支离破碎的阿拉伯语喊着：“阿里巴巴，你们这些阿里巴巴！我很生气，很生气，很生气！瓶子没倒干净！没倒干净！”

在一袋空瓶下面，陈开梅发现了一些装满水的瓶子：收瓶子的人想要用水压秤。她一直喊着“你们这些阿里巴巴”，后来我才明白，她指的是《一千零一夜》里的四十大盗。我从没听过哪个埃及人这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