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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29 公共論壇 秦嶺
表二 中國 2003 - 2008 年 GDP 增長率
在工人的不斷抗爭之下,加之經濟形勢良好,國家被迫制定較高的工資標準,以安撫工人。這就是為什麼看起來 05 - 08 年工資有較大增長。可是這些數字並不能說明工人的物質待遇有了明顯改善。任何一個有沿海打工經驗的工人都會告訴我們:雖然工資漲了,可是物價漲得更快——每年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之前,附近的房租、速食,日用品價格就已經漲價了,並且往往超過工資上漲幅度。而且仍然有很多中小規模的工廠,甚至沒有按照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支付勞動報酬。工人的抗爭並沒有因為名義工資的提高而停止,而是走向另一個開始…… 這一階段, 工人積累多年的怒氣,傾瀉而出。 工人的抗爭開始走向集中爆發。 04 - 06 年之間,是外資工廠密集爆發工潮的時期。 成規模、有影響的罷工,多半發生在工資、福利待遇較好的大電子廠。原因如下: 1 )這類工廠效益較好、利潤較高,相較那些規模小、利潤低的工廠,它們更有條件改善工人待遇; 2 )這類工廠的工人,也因瞭解工廠利潤的內情,而更有信心爭取改良; 3 )儘管這類企業工人待遇相對較好,但與企業的較高利潤相比,易於激發工人的不公平感。 這一時期罷工的主要特點:女工為主,多是無組織的自發工潮,經常採取堵路、示威遊行、堵政府大門、集體上訪等手段。這些罷工往往發生在規模較大的外資企業, 04 年深圳日資友利電廠一萬六千人大罷工 (註七),採取了堵路、集會的方式; 04 年 10 月深圳海燕廠三千多名員工罷工堵路; 04 年 4 月長營廠 5000 員工因勞資糾紛集體罷工,衝擊南頭關(註八);幾乎是同一時期,還發生了 台資興昂集團旗下四家東莞鞋廠工潮、 偉創利罷工、飛煌罷工、艾美麗罷工、寶信廠罷工、愛默生罷工……在這一波罷工中,各工廠互相激勵,互為呼應。這些罷工的消息多半被封鎖,但工人的行動和覺悟,正在悄悄發生變化。 沒有太多的經驗可吸取,沒有很好的案例可效仿,工人抗爭表現得頗為即興而暴烈。 政府暫時也欠缺處理這種突發而劇烈的大罷工的“成熟”經驗 ,在這一階段工人集體抗爭事件中,政府採取的是高壓,乃至直接鎮壓的角色。幾乎稍有規模的罷工,都會遭遇大量警力。它們內容龐雜,包括武警、武警、防暴部隊、治安巡防、民兵甚至交通協管。他們的作用不僅是為了從精神上震懾罷工工人,還會對工人進行暴力打擊。堵路、示威遊行現場,“員警打工人”的現象並不少見,有時還會逮捕帶頭工人或不聽話的工人。 2.2 案例介紹 2.2.1 工廠簡介 某港資廠, 59 年建廠, 82 年到深圳。主要生產各類馬達,用於汽車配件、家用電器、電動工具及其他產品。 2007 年時員工兩萬人左右,目前大約有三萬人。這家廠以女工為主,男工極少,本廠工人戲稱“尼姑庵”。工人普遍年齡 20 歲左右,員工流動性大,也有很多做了七八年、十來年的。當時這個廠的底薪比其他廠高幾十塊。 工人住在工廠提供的宿舍樓裏。宿舍衛生條件好,房子較新,有洗手間、陽臺、風扇。總體上,工人對衛生、居住很滿意。食堂也不錯,比較乾淨衛生。有員工自己買電腦的。 為了緩解工人情緒,廠內設有心理諮詢室。工廠還提供其他娛樂設施和場所,包括溜冰場、籃球場、羽毛球場、乒乓球、檯球、網吧等。逢年過節搞晚會,還有發獎金,每年有運動會。 2.2.2 罷工過程這家看上去還不錯的廠,卻在 2007 年 7 月發生了罷工。珠三角一般都是 7 月左右調整工資標準。該公司早在 2007 年 7 月份以前就承諾為員工加底薪,可到 9 月份發 8 月工資的時候,普工沒有加工資,非普工(品質部、文員、技術人員等)加了 50 元。普工非常不滿意,於是罷工。 罷工最先從 B 部門開始,該部門生產汽車馬達,是核心部門,訂單最穩定,工人數量也最大,有五千人左右,對全廠影響也最大。該部門有五層生產車間,二樓車間最先開始罷工,員工大部分人是河南、湖北的,罷工消息靠手機短信在老鄉之間傳遞。 9 月 12 日夜班,有人放假消息說白班的人罷工了(實際沒有),說夜班的也應該罷工。不同樓層都有假消息放出, 3 樓的工人起哄說 4 樓罷工了。大家心不在焉,做事的速度很慢,並且一邊做事,一邊紛紛議論罷工的事。做著做著,一個女孩把手中的半製品扔掉,把手套也脫下來扔掉了,大家受到鼓動,陸續走出車間。保安前來阻攔,但沒攔住。廠方立即召集基層管理開會,要求他們回生產線組織生產。一名馬來西亞經理勸解工人:“算我求你們了,我第一次來中國打工,如果不開工,老闆知道了會炒掉我。”基層管理人員回到拉上向工人施壓,主管也走到車間來說:“你們要做就做,不做馬上給你們結工資”。 很多工人是第一次參加罷工,平常很辛苦,終於有機會休息一下,非常高興,下樓後在草坪集會,唱歌跳舞。行動慢的工人被鎖在車間裏不讓出門。第二天,政府馬上派來很多武警和政府不同部門的人。市工會拿著喇叭到處喊,說有事好商量,不要罷工,罷工是違法的,叫工人回去做事,有要求向廠裏提。當時就有人說要加工資,工會幹部問加多少工資,工人說了一個數目,他又說現在深圳市的最低工資標準是 750 元,該廠已經達到標準,沒可能加那麼多工資。 廠方沒回應加工資,政府也說工廠守法。工人很無奈,於是走出廠門,走向高速公路上。剛開始車快,堵不上,後來工人越來越多,就把國道堵上了。前面的女工手拉手站在前面,後來的就站在後面。車使勁按喇叭,但是沒人理。該廠基層管理和技術員對調整後的工資也不滿意,也混在隊伍中去堵路。當時每個人周圍都是不認識的工友。 堵了五六分鐘,當地政府的武裝力量就出來了,他們要把工人趕離國道。其中一個治安很凶,用一根很長的竹竿,像撥鴨子一樣,把工人撥到路邊,如果不聽就搶廠牌。堵路者大部分都是女工,比較怕,也不敢跟他對著幹。把工人都撥開之後,治安人員手拉手把工人攔在國道外面。 當時很多工人去罷工都是覺得好玩。既然政府不讓堵路,就回到廠內草坪玩。經理讓班長來找工人上班,班長看到自己線上的工人後,工人就馬上跑到別的地方去,班長們也是例行公事,假裝沒看到。當時行政辦公室旁邊有一條拉,在我們罷工期間一直在正常生產。主要是那個班長挺霸道蠻橫,跟工人說要做就做,不做就走。大家不敢不做。他帶著自己班上的人一直在工作,這個班組的工人就沒有罷工。馬來西亞經理很滿意那個班長,後來提拔他做了主管。 罷工後,工會人員、廠方問工人的要求,大家沒有統一的意見和加薪標準。第三天,廠方主動提出加底薪 30 元,即底薪由 750 元上調到 780 ,並且補發 7 、 8 月份的底薪和加班費。工人們覺得一是加薪了,再鬧也沒意思;二是看到有人還在生產,所以就復工了。工廠要求工人簽協議書承諾不再罷工,每人發 50 元的獎勵。 2.2.3. 罷工後果 簽復工協議後,工人回到流水線,大家都乖乖呆著,但不做事。只見手在動,不見產品下拉。主管不停巡拉,他看到了,工人就動一下。主管平時兇神惡煞,此時卻笑咪咪的,俗話說“伸手不打笑臉人”,工人們覺得不做事都不好意思。夜班中途吃夜宵,廠方怕工人下去就不上來了,不讓大家去食堂,主動送飯到車間,由班長派發夜宵。有人吃有人不吃。那些不吃的人覺得“不吃你的東西,不做事也不會良心上過不去”。後來班組長開始要求產量,就慢慢恢復秩序了。 這次罷工取得了一些成果。工廠不僅上調了底薪,也改善了車間管理。工廠管理之前兇神惡煞,現在有了笑臉。工廠成立員工意見箱,設立員工關係組,員工有意見可以反映。每個宿舍都配了熱水。工廠成立安全生產委員會,每月進行一次安全大檢查,發放勞保用品監督安全生產。 罷工後,資方對工人進行了報復。罷工結束後第二天,廠方把某些工人叫去開會,一個女工被開除。另外二樓某條拉上的人都離廠,這條線的工人大部分不想做了,早就打算辭工。當大家都回車間時,他們不願意回去上班,提了更多的要求,這樣才被廠裏“批准離職”或解雇。也有工人說,工廠認為這條拉的工人是帶頭罷工的,所以全部炒掉。 2.3 這一階段罷工的特點: 第一,罷工的原因。 上述案例的主角是一個萬人大廠,他們罷工的原因是資方承諾加薪而沒有加。 03 - 08 年間,罷工頻發,有的是因為工廠支付的工資、加班費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工人不滿而罷工;有的是因為工廠倒閉、老闆逃逸、遷廠等,引發工人要求經濟補償金、補發欠薪;也有因為調休、伙食太差等引發的罷工。罷工原因多種多樣,甚至可能由極小的事件引發,例如某次台資廠罷工,是因為工人在飯裏吃到蟲子,而發起停工。貌似偶然的事件引起罷工,背後有其必然的原因——廠方的減薪進攻和工人長期累積的憤懣。 二,罷工中的工人代表。 帶頭人有時是基層管理或技術員。這類罷工,往往勝算更大,因為工人能更好地被組織起來。但這類領頭者也更容易被老闆收買,私下達成某些交易。有的罷工則是由工人秘密發動,他們一般在廠裏工作的時間長、人緣好、對工廠瞭解、比較有權威。當罷工發生後,廠方往往要求工人選談判代表。而大量工人代表被報復的案例,讓工人不敢輕易選派代表,廠方只好指定一些人參與談判,所以核心的組織者往往不一定成為談判代表。代表選出來之後,問題再次凸顯:老闆願意談判,代表卻時常無法清晰地提出改良訴求。這也表明了罷工的原始狀態——無組織、無計畫;另外,工人嚴重缺乏集體鬥爭的自覺意識,雖然很多人有過罷工經歷,但意識和行動都處於朦朧狀態,沒有信心。 第三,罷工中不同群體的表現。 這類廠以女工為主,數量上占絕大多數,生產上掌握工廠命脈的女工,正是罷工的主體。年紀較大,尤其是家庭負擔較重的工人,表現相對消極。他們因為擔心失業,而不敢衝在罷工的最前面。基層管理、技術人員則較少參加,他們在罷工中扮演的角色,往往是(或積極,或消極地)說服工人復工。上述案例中,基層管理扮演了比較消極的角色,除了那位後來被提拔做了主管的班長,大部分基層管理既沒有積極罷工,也沒有強硬要求復工。當被要求去找工人復工時,他們也只是敷衍了事。 第四,罷工中消息的傳遞。 手機、網路等媒介的使用,使得工人之間資訊交流渠道通暢。在上引罷工案例中,罷工消息主要通過短信,首先傳播於 H 省的老鄉網路。影響較大的罷工,時而能看到工人自拍的照片,論壇發言等。在部分的罷工案例中,有帶頭者製作傳單,紙條,進行鼓動和傳遞罷工消息。遺憾的是,這種記錄往往只是為了“見證”和“控訴”,基本沒有自覺地記錄罷工過程,以及總結經驗教訓。 第五 ,罷工經驗的傳播。 爭取到較好結果的集體抗爭事件,往往成為附近工廠的效仿榜樣——它們不僅給其他工人帶去信心,也提供了參考經驗。在一位 03 年罷工者的訪談中,她說到, “在我們罷工之前,工廠附近早有兩個廠罷工了,而那時罷工都流行走公路。” 她還總結出如下經驗: “罷工期間,要是男工和員警起衝突,就會被抓起來;相反,員警卻不敢碰女孩子(如果他們敢碰,女工們就會尖叫‘非禮')。” 還有工人總結道: “趕貨的時候罷工,老闆很著急,會很快同意我們的要求” 。可惜,這些經驗往往只是口耳相傳。一時一地、一人一廠的抗爭,尚未成為地區性聯合的契機。罷工被局限在本廠內,即便同一地區不同工廠同時發生罷工,工人之間會有交流,但並無可信資料證明有過自覺的跨廠聯合行動。 第六,罷工中的工人團結互助。 在工人中有威信的代表,如果在罷工中被抓,其他工人往往會自覺保護他們。另外,很多女工為主的罷工中,當資方試圖找出帶頭者時,女工們就自覺地保護帶頭者、男工。 04 年 12 月深圳友利電罷工中,女工們奮勇保護代表不被抓,在這一階段的罷工中並非特例。很多罷工事件中,工人自覺捐款,用於代表上訪的路費、食宿費、律師費,表現出一定的犧牲精神和團結性。談到 08 年《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後刺激的那一撥工潮時說,一位工人說,那時候很多工廠有堵路現象,往往被抓或遭攔截。後來他們就選派代表,穿便衣去市政府上訪,工人們還紛紛捐款,作為上訪費用。 3. 08 - 09 年 3.1 國家政策法規與工人抗爭 08 年之前工人自發隨意的“非理性”抗爭方式,往往採取一些較為暴烈的行動,宣洩怒氣並爭取社會關注,以期更快更好地解決問題。較常用的手段是堵路與上訪,讓政府和資方十分頭疼。因為這不僅影響 “生產秩序”,還影響“社會秩序”,不利於資本安穩剝削工人的和諧大局。政府開始出臺一系列法律,包括《勞動合同法》和《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試圖在一定程度的改良之余,將工人的抗爭納入國家機器及有產階級認可的法制渠道,避免因生產中斷給資方帶來經濟損失。 《勞動合同法》的頒佈,引起了資方、主流學界與媒體的高度關注。資方大喊《勞動合同法》增加用工成本,同時悄悄做好準備:華為要求員工先辭職,再重新競聘上崗 (註九),意在避免跟老員工簽訂無固定期限合同;沃爾瑪粗暴裁員。(註十)除此之外,很多工廠重新與員工簽訂動合同,把之前的工齡抹零,也激發了一波罷工潮。筆者在一次訪談中瞭解到,受訪者所在的深圳龍崗某鎮,在 07 年底、 08 年發生了一大串罷工, “ 07 年底的時候,幾乎天天都有罷工。很多行業都有,天天都有幾家廠子罷工。很多都是我親眼看到的。一個個的都不上班,堵在門口或者浩浩蕩蕩遊行在廣場上面。罷工的都是大規模的工廠,基本都是 200 、 300 人以上的。運昌、大華、景宏啊,這些廠都是些上千人的大廠。那個時候新《勞動合同法》出臺了,老闆跟你解除合同之後工齡就沒有了。工人不滿意,就鬧。” 《勞動合同法》的頒佈,激發了中國資產階級公開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後來的《廣東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公開徵求意見,在華投資的港資、日資商會都曾公開表達反對意見。中國本土老闆雖然只是躲在“有關方面” (註十一)的含糊說法之下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但至少說明 中國資產階級越來越自覺和有組織地捍衛本階級的利益。與此同時,工人局限于見招拆招地零散捍衛自己的利益——由於工人既無組織也無自己的媒體,尚未公開表達本階級訴求。 除了出臺新法引導工人的行動之外,還必須限制工人的“破壞性”行動。這表現在有產國家通過實際行動,嚴厲壓制上述行為,堵路、集體上訪都被定義為非法。 09 年底,深圳市出臺了《關於依法處理非正常上訪行為的通知》(註十二),規定了 14 種“非正常上訪行為”。同時,對於很多通過堵路的方式罷工的工人,進行抓捕,並拘留“帶頭鬧事者”。因此,工人集體抗爭的方式,逐漸轉向自我克制,儘量限制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主要標誌是上馬路、靜坐、示威,集體上訪等方式減少,在廠內的罷工、怠工增多。 3.2 經濟危機與工人抗爭 始於 08 年下半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影響是緩慢而深遠的。當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因經濟危機而爆發街頭示威時,中國工人則用腳投票,找不到工作只好被迫返鄉——當企業效益不好,開始減少加班的時候,工人就會因為工資低而主動離開工廠;也有一些工廠主動裁員。據筆者 09 年在深圳某工業區的觀察,許多工廠員工人數減少一半以上。同時,工廠在找人的時候,也相應提高標準,對工人學歷、工作經驗、能力,甚至個人形象有了更高的要求。 08 - 09 年經濟危機之下,工人的生存現狀,可參考《金融風暴以來珠三角工人處境及勞資矛盾走向》(註十三)(沈梅, 2010 ),在此不再贅述。 經濟危機期間,老闆大喊企業寒冬到來,要求政府暫緩實施各項法律,出臺優惠政策。例如,香港壓鑄及鑄造業總會會長李遠發撰寫了公開信《金融海嘯政府政策的立場》,要求政府採取措施——如出口退稅應回復 05 年度水平; 停止在未來一年內增加最低工資 ;暫緩新勞動合同法實施——讓勞資雙方協力共渡“寒冬”等 (註十四)雖然本土資產階級還沒有公開和有組織地表達自己的訴求,但作為與他們“心有靈犀”的有產國家,很懂得主動為其“減負”: 11 月 6 日,東莞市副市長江淩公開表示,為協助中小企度過 “ 寒冬 ” ,東莞市政府向中央及廣東省政府建議,放緩《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力度及最低工資增幅。 (註十五)同時,人保部表示暫緩調整企業最低工資標準。 09 年,全國各地的最低工資標準都沒有上調。 這一時期的工人集體抗爭,主要緣由是經濟危機下工廠倒閉、破產、遷廠,或老闆逃逸。由於很多地方出臺了政府墊付工資的政策,這些集體行動的社會影響大大降低。例如深圳市在 96 年頒佈實施, 08 年修訂的《深圳經濟特區欠薪保障條例》,規定了由社保部門向企業征繳“欠薪保障金”,如果有企業倒閉、老闆逃逸的情況發生,由政府墊付工人工資,這類抗爭往往就畫上句號。 為了應對危機,中央於 08 年底撥款數萬億用於擴大投資和拉動內需,各地方財政也分頭融資,大搞基建,這為返鄉的工人提供了就業崗位。上述多種原因作用下,工人的集體抗爭有所減緩。 3.3 經濟危機期間的一次罷工案例 一個台資變壓器廠的罷工情況簡介 背景介紹 該廠生產各類電機的小型低頻變壓器,位於深圳。產品大部分外銷,少部分內銷。老闆工友三個廠,其餘兩個在江蘇和臺灣。三個廠一共有五、六千員工,我們的受訪者——該廠的一位拉長,此次罷工的帶頭人(簡稱 J )——所在的廠有工人 1500 人左右。工人為女工;主要是 80 後、 90 後年輕工人,一個車間的三、四十歲工人少於十分之一。 2009 年 1 月初,該廠發生了一次大轉折。 1 、經常調休,加班費減少。 2 、管理收緊,處罰更多了。 3 、許多福利被取消。因為經濟形勢不好,工人敢怒不敢言。 據 J 聽來的小道消息,說是金融風暴之後,當地台資廠老闆開會商定,各廠統一取消福利。很多工人採取了消極抗議——離職。在 2009 年 1 月之前,公司的流動性不大;大轉折之後,流動性很大。 罷工 有一天,經理協理巡視車間,發現一名女工未戴防護用品,就拿過女工廠牌,責令 J 記過處理。 J 不同意處罰,與協理大吵,協理不停罵 J 。最後 J 忍無可忍了,關掉幾條拉,吆喝著罷工了。一直以來累積了諸多不滿的工人,積極回應了 J 的號召,罷工開始了。 J 又鼓動其他樓層的工人罷工,工人們陸續走出車間,來到廠內操場。 聚集在操場上的罷工工人,包括基層管理人員(班長、助拉等)、生產工、甚至包括車間裏的清潔工。他們都很高興,有的在議論,有的在玩手機,還有的在唱歌,大家都把這次突發罷工當作難得的休息。 罷工不久後,協理弄來一個高音喇叭,讓大家提意見,不提意見就回去上班。工人都沒有動。 罷工 40 分鐘後,平時很少出現的老闆開車趕來了,在辦公樓裏與高管們談了半小時。然後,人事主管跑出來,要求所有基層管理和工人推選代表,到辦公樓協商解決問題。 選代表、談判 工人們完全沒有準備,選不出代表。 J 和一些老員工被指定為“代表”。老闆問代表有什麼要求,代表們面面相覷,即興說了一些次要訴求:“宿舍有臭蟲”、“住宿條件改善!”、 “吃飯加餐!”等,老闆滿口答應。 這些要求都得到同意後,工人仍不復工。當時是生產旺季,工人們既提不出要求,又不復工,讓老闆十分焦慮。此時 J 提了一些關於工資待遇的要求: ① 加班按勞動法,不能搞調休; ② 補發高溫補貼 ③ 公司保證提供防護用品 ④ 不能胡亂罰款,只有員工自願認可、簽名之後才能罰款。 老闆同意要求,並列印公告,貼在廠裏。 引發鄰廠罷工 J 所在廠罷工之後,鄰廠也罷工了。鄰廠是一家約 500 多員工的港資企業,生產高頻變壓器。該廠生產樓與 J 所在廠的生產樓隔得很近,而且兩邊都是文職人員與生產部管理人員,不僅可以隔空對話,甚至可以遞東西。 罷工發生當天,該廠老闆二話不說,很快把 500 多名員工都帶進了工廠食堂,叫來一大車“紅牛”飲料,人手一罐。 老闆主動提出提高加班費,罷工結束。 3.4 這一階段工人集體抗爭的特點 上面這個例子,可能在經濟危機期間比較典型,具有的以下特點: 防禦性和經濟性:經濟危機期間,老闆組織共同商討應對危機辦法。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將危機損失盡可能轉嫁給工人。工人處於被動狀態,只有面臨種種工作壓力,減薪壓力時,才被迫反應。 而工人要求方面,也主要是反對導致減薪的不合理制度(如罰款,調休);要求支付欠薪、加班費。而對於工廠倒閉、老闆逃逸的,則主要是通過堵路、攔廠門等方式,要求當地政府支付欠薪、加班費。 老闆群體的利益自覺與團結性明顯增強:他們的協調組織程度向前邁了一大步。另外,老闆對工人的態度也更帶偽善性。衝突期間,老闆表演愛護工人,批評直接引發矛盾的管理人員(例如制定工資制度的經理),對工人提的要求滿口答應,這種偽善會讓工人放鬆警惕,容易被老闆牽著鼻子走,掩蓋了勞資對立的本質。 互聯網和手機的普及,使得工友有更多途經公開表達自己的訴求。這一階段,工人開始更加迷信媒體的報導,部分出於對媒體“正義性”、“中立性”的認可;部分由於媒體報導過的罷工,多半得到較利於工人的結果。近年來在筆者接觸過的大部分罷工案例中,工人都有在罷工期間聯繫媒體。 4. 2010 年至今 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 09 年“ 工業生產逐季回升,實現利潤由大幅下降轉為增長”(註十六)。 10 年之初,沿海各大城市主流媒體再次炒作“用工荒”,加之投資基建的若干萬億資金,提供了一定的就業崗位,工人普遍對工資待遇有較高的期望。 但現實是,工人待遇遲遲沒有提升,這引起了 5 、 6 月的全國罷工小高潮,最為矚目的莫過於 5 月 17 日- 6 月 1 日的南海本田大罷工,以及此後汽車業要求加薪的一波工潮。 廣州市花都區總工會的一篇調查報告(註十七)披露,在 10 年 2 月底到 3 月中旬,廣州花都汽車城園區,就有數起因要求加薪而發動的罷工: 2 月 27 日萬寶井罷工; 3 月 11 日,阿爾法、河西、西川、泰李等企業員工也效仿萬寶井做法開始停工; 3 月 12 日,馬勒、力知茂、南條全興等企業也相繼罷工。 該報告揭示了這一波罷工的根本原因: “ 企業的效益和規模連年增長,為之做出巨大貢獻的企業員工,其工資幾乎八年沒有增加,加之本地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不斷攀升,部分工人的實際收入甚至有所下降” 。另外,超時加班、不按規定支付加班費也是罷工的重要原因。 罷工不僅發生在珠三角,也發生在其他工業區。 “從 2005 年到 2009 年,大連開發區的工人工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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