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彧通：数字时代的金融创新产生的自发秩序与公共政策存在拉锯，创新决定了IMF和全球央行在数字时代的角色边界。



受邀参加乔治城法学院和杜克大学法学院联合主办的会议期间，我有机会参与了今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春季会议。继在前两届春季会议中掀起热潮，科技和金融仍然是今年的热点话题。IMF安排了一场有关的公开研讨会和六场专题讨论，占据了所有话题之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专门主持了“数字时代的货币与支付”研讨会，这是拉加德作为主持人的三场研讨会之一。IMF正在将数字时代下的经济与金融、科技与数据之间的互动视作重要的工作领域。“数字时代的货币与支付”是公开研讨会的主题，也是今年IMF春季会议关于科技与金融（IMF将其称作“新经济”）的主题。IMF邀请了来自央行、银行、金融科技公司等公私部门的领导者共同探讨货币与支付系统、加密资产（Crypto-Assets）、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等话题。从全球来看，从市场参与主体到市场监管当局，科技对于金融的渗透都不断在发生。谈及到支付时，大家普遍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当之无愧的样本和领先者；谈及到加密资产时，IMF和世界银行共同测试了一项前沿项目（Pilot
 
Program），在两个组织内开展基于区块链的加密资产交易实践；谈及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时，欧美国家主要将重点和精力放在了经济模型和普惠金融适用上。
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做是目前全球对于“科技与金融”最前沿的关注和理解。可惜的是，此次的多轮研讨反映出这群“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对于至少两个问题的认识仍然处于粗浅的阶段，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第一个问题，全球普遍对于金融科技创新的认知片面，没有意识到金融科技是结构性创新。在这方面，中国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但是此次新经济的讨论，缺少了来自于中国的嘉宾分享经验，对于中国经验的“二手加工”更向世界传达了许多错误的观点，无法反映出中国创新的全貌。例如有嘉宾指出，中国在支付领域的创新优势生发于糟糕的零售银行系统以及急需要获得金融服务的中产人群。正确，但是片面。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是结构性的。单一市场中，电子商务的发展和社交软件的普及为金融服务的可触达性提供了可能；衣食住行相关的App刻画了用户相关的信用画像，为金融服务的可实现性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基于这些场景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反过来又促进了各类行业的发展。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顾客、互联网平台、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以及监管机构共同构成了一个闭环。在这个闭环中，每一个角色都扮演了一个基础性的角色。所以，微观上的创新领先是个案性质的，它们会一个点一个点发生；而宏观上的创新领先则是积累所形成的规模效应。第二个问题，金融科技带来的货币、支付、资产创新反而造成人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混乱。最典型的例子是，去中心化的比特币模糊了货币、资产、支付的边界。起先，比特币被创造来用于加密支付；由于其脱离了中央银行的监管和使用价值的约束，比特币成为世界历史上增值最快最高的“资产”。这些运用分布式架构所创造的去中心化“货币”同时成为了价值不菲的“资产”。来自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近几年来，大约有超过70%的洗钱行为是通过比特币完成的。在比特币升值的这段时间里，全球的各类犯罪行动的洗钱行为也达到了峰值。这个例子反映出加密货币的实用主义，它们不是先验地被赋予了货币的角色。可以说，在所有的创新中，任何一个都比不上货币创新这颗明珠。过去很多年中，各种电子现金、加密货币层出不穷。有些是直接创造了全新的“货币”，例如DigiCash，E-gold,
 LR 
Coin这些比特币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去中心化货币，他们的交易方式是通过电子化的秘钥转移实现的。而另外一些身负货币之名却是实现真实货币转移的支付方式，例如风靡非洲的M-Pesa系统，在斯瓦西里语中指的是移动现金，实际上是一种移动支付系统。
从更加根本的视角来看，数字时代的货币与支付只是现象。伴随社会的发展，货币和支付的方式是会自然而然变化的。这符合哈耶克所说的，在自然的人类社会，总会有自发秩序的存在。在我看来，数字时代的自发秩序依赖理念和技术的双重加持。数字时代的理念促成了大量创新的存在，尤其是年轻的“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越来越接受隐私保护、去中心化、个人价值等观念，包括加密货币、加密资产的新事物就会越来越有存在的理由。“数字原住民”最早见诸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两位教授的著作，指的是自从出生就生活在数字时代的人类。第一批的“数字原住民”现在已经诞生，他们是从小接触数码产品的14岁到18岁年轻人，这个群体对于数码设备有着天然的信任，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随着时间推移，这类小圈逐渐形成规模，并且成为新一代创新存在的文化和群体基础。此外，数字时代的技术提供了效率改进的可能，尤其是大量的前沿技术不断地从实验室走出来。数字科技抹平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诸多领域的发展差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屡屡出现弯道超车。在金融领域，不同国家差异巨大，所以落后国家的金融行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往往十分明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非洲地区的支付创新（M-Pesa）在甚至缺少消费者账户体系的情况下发生，其创新比欧美还更早，并且近几年来发展迅速。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移动设备的普及。这种趋势被不少研究者归纳为“精益化发展”（Lean
 
Approach），其中一种解释指的是因地制宜、成本最低的创新方式。在金融服务可以被以低成本触达时，技术手段可以弥补金融基础设施的缺乏。数码设备、5G、区块链、人工智能正成为新一代创新存在的技术基础。数字时代的自发秩序还显示出与工业时代的两点不同。第一点，自发秩序的形成将会更由“经济巨头”决定。数字时代的竞争博弈将会在拥有数字技术优势的经济巨头之间产生，不论这些巨头的组织形式是公司、国家还是其他组织机构。第二点，自发秩序将会弱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文化差异，而形成差异不大的数字时代“精神”。未来的数字市场将会把具有差异的个人连接到一起，最具有大众代表性的数字时代“精神”——技术信任、信奉市场等等，将会在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竞争中胜出。
这些正是IMF以及全球央行目前面临的现状。数字时代的金融创新拥有全新的范式，其产生的自发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共政策存在拉锯，创新决定了IMF和全球央行在数字时代的角色边界。从目前来看，数字时代的金融创新有其自身的天花板——结构性创新的空间。第一块是监管天花板，监管所代表的公共政策取向为数字金融创新厘清了边界。在这其中，和个人隐私和数据利益有关的数据问题，和空间秩序有关的网络安全，和系统重要性和消费者保护相关的金融行业监管都是金融创新需要关注的问题。从微观角度来看，IMF和全球央行和受监管的主体之间会不断展开追赶与博弈。近几年来，IMF不断关注金融科技行业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问题，可以想见“巴厘金融科技议程”将会成为全球关注金融科技发展时一个可供选择的路线图，并重点解决数字时代的金融稳定性、网络安全与隐私、包容性和诚信性问题。央行法定数字货币是全球央行对数字时代的一个回应。加拿大央行副行长提摩西•蓝恩在春季会议上指出，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目标除了顺应社会对于数字货币的需求之外，还可以为缺乏金融基础设施的地方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未来围绕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开展的市场创新也有了大致的方向。第二块是效率天花板，技术发展的瓶颈决定了金融服务创新的高度。金融服务创新首先是以提质增效为目标的。例如，IMF运用机器学习对于SWIFT历史数据的分析，成功地预测出2019年3月份中国出口出现了一次峰值，并在其《全球经济展望》中提示了全球经济的回暖，并建议更多关注中美贸易的良性走向。这种依靠机器学习实现的数据分析结果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显著提高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机器学习算法都能够有效改善数据分析结果，金融创新也遵循“2：8定律”，只有20%的才是有效创新。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区块链技术的“不可能三角”。受限于技术本身的发展，在每秒运算速度没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大量需要高并发的场景无法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改造。第三块则是规模天花板，单一市场的规模决定了数字时代金融服务的边界。单一市场的规模受限于政策环境和技术能力。前者的典型例子是欧盟。为了更有效地扩张欧盟单一市场规模，欧盟委员会在2015年制定了单一数字市场战略，三大支柱和十六项关键行动正在支持欧洲形成一体化的数字市场。后者的典型例子是以Ripple等为代表的创新企业。通过创设一套全新的汇款与支付体系，Ripple显著压缩了跨境汇款与支付的时间和成本，从而打破了不同市场之间的藩篱。不论是政策还是技术，单一市场的规模总体上受限于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在市场需求能力到达一定瓶颈之后，单一市场很难实现进一步扩张。
数字时代中，金融行业与监管机构之间相互纠缠的演化博弈模式也在发生变化。数字时代抹平的不仅是不同社会发展之间的差异，还有各类行业的潜在冲突。数字监管和金融创新背后都是数据和算法，从这个角度来说，差异和冲突被同化为一种表达方式。IMF和全球央行应当谨记，未来的政策目标将会要求政策制定者以更加商业化的眼光看待金融创新，一个良好的数字时代政策应当使得违法成本高，创新成本低。例如，政策制定者需要意识到，加密资产是技术发展的天然结果，将会和其他的资产类别同时存在。而在不同区域、不同时间里，它们相互之间的比重是会动态变化的。对于监管者来说，首先要认识到市场竞争的必要性。站在IMF和全球央行的高度来看，尤其是要鼓励不同区域的金融创新竞争。在具体监管方式和议题的设计上，可以遵循“精益化监管”（Lean
 
Regulation）的思路。有别于传统的监管思路，精益化监管要求监管方式跟随市场迭代、尽量降低成本、有助于商业发展。为了能够响应数字时代的金融发展，科技化是精益化监管的必要条件；从“政府数据开放”到“算法监管”，再到“跟随市场的监管迭代”是主要的路径。这要求监管机构做到至少两点：第一，政府数据开放；第二，算法监管。这两者的配合是金融创新得以精益化发展的前提。IMF和全球央行还应当考虑始终加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沟通和合作，尤其是在金融场景和技术研发方面的合作。以英国监管沙盒机制为代表的监管创新是一种很好的尝试，IMF等超国家组织甚至可以组织超国家的行业沙箱，尤其针对全球金融市场和跨境金融活动开展金融创新的识别。IMF和全球央行还应当注重与数据相关的治理内容。除了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相关的主题之外，制定一套通行的数据标准也相当重要。这将有利于促进单一数字市场的形成；监管机构的市场治理；以及市场主体的创新竞争。最后一点，金融创新的监管还要有延展性，要服务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目标。例如，根据M-Pesa的数据现实，肯尼亚40%的手机贷款发生在上午2点到5点之间；60%的移动支付发生在女性用户之间。肯尼亚政府据此分析了该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并针对性地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在今年研讨会的最后，拉加德向四位嘉宾问了一个“将梦想拉回现实”的问题：如果明天早上要去购买一个汉堡，各位嘉宾将会选择什么支付方式？肯尼亚央行行长的回答反映了数字发展所带来的变化：在美国，信用卡；在非洲，移动支付。在这背后其实是信任的根植。正是这种对于数字时代的信任，可以让我们遐想：或许未来的数字货币中会预载这样一段代码：“我们信任技术”（In
 Tech We Trust）。
作者系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研究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