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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1956年中国各地曾出现过一个“小跃进”，1958年大跃进中发生的所有事件，在这一年里差不多都出现了（除“大炼钢铁”这一件事之外）——
如并大社、政社合一、高指标、瞎指挥、虚报数字、大办农田水利、社办工业商业、滥伐树木、作物弃置霉烂、牲畜生猪生产下降、平均分配、扩大留粮和社员福
利、铺张浪费开支过大、起伙房办食堂、组办“共产主义农业社”、拆房倂居、大搞扫盲等文化建设、分配不兑现、粮食高征购、拼命苦干和劳动强度过高、发生伤
亡事故和非正常死亡、出现饥灾、疾病和饿死人、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骂社员、“一平二调三收款”、“挖底财”、收“金银铜铁锡”、没收个人生产生活资
料、扒墓平坟、控制钱款和个人消费、城市供应紧张、出现“盲流”，等等，等等，——尽管在规模上尚有不足，但二者在性质上却是相同的。 6park.com
就在这次农业“小跃进”中，农村劳动力被大数量、超负荷、高强度的投入生产，并出现了众多的伤亡事故和非正常死亡，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各种后果。…… 6park.com
正
像人们多知晓1956年国民经济的“冒进”（及“反冒进”），而不大了解农村的“小跃进”一样，1956年的农业大减产（包括57年的继续减产）也被掩盖
了。一项研究表明，1956年中国粮食减产数量当不下400—500亿斤，约合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几，1949年以来粮食生产的最大下降。
 这无疑是“小跃进”的一个结果（也或多或少与后来一样归罪于“自然灾害”）。 6park.com
1956年的农业生产，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一些困难。这原因不仅是因为农民从没有在这样庞大的组织内生活过，从来没有过集体生产的经验（他们的大多数不过是刚刚入社）。而且，随着合作化的进展，帮助建社整社的干部严重短缺（早期的社差不多都有驻社干部），这更增加了问题的难度。 6park.com
1956年初，随着高级化和并大社的进展，各地社的规模都大为扩大了。例如，辽宁500户以上的社有1500多个，有的达到1000—2000户，300户就被称为小社；河北省联村社、联乡社社员占总数的64%，社的规模很大，有的方圆30余里；河南新乡专区的农庄占农户总数的92%，平均每庄400户左右，有的达2000多户。据统计，全国高级社平均拥有农户近200户。 6park.com
据各地报道：
临夏专区从县领导到乡村干部，对制定生产规划的意义和做法都不明确，普遍不会作规划（55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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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毕节专区建立高级社时，一般都采用“先建社，然后处理具体问题”的方法，因此普遍出现领导跟不上运动的发展，大部分区乡干部不会领导群众包工生产的现象（560409）。 6park.com
黑龙江省多数社的年度生产计划还没确定，生产组织也没有调整。有的社已出现了轮班干活的现象。牲畜的饲养管理不好，马、牛有普遍掉膘的趋势，牲畜死亡现象各地都有发生。财务管理紊乱的情况更严重，全省合作社几乎普遍是旧帐未结，新帐没建。生产的各种物资准备不足。种籽、草料、农具、耕畜不足的情况，各县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克山县一个区就缺1000多公顷的稻籽，完全得由国家调拨（560410）。 6park.com
辽宁省彰武县一些农业社肥料不足，除一部分早种庄稼外，大部分庄稼没有施肥。生产组织上有缺点，如春耕下种时没有及时组织压磙子，种子受风，庄稼缺苗。夏锄时，下锄人数不多，草苗并长（560718）。 6park.com
湖北浠水县社员对计划生产（按即受人指挥，呵来呵去）有抵触情绪，特别是不习惯统一排工。有人说：“大家都是种田人，知道怎样干活”；“我现在入社像卖长工，老闆叫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同时，存在严重的经营管理不善，生产紊乱和窝工等现象（540322）。 6park.com
湖南新建社分工不明确，“干活一窝蜂，人马不齐不动工”，产生漏工、窝工、浪费工的现象。有的“日高三丈”还找不到活做。有的单纯争工分，干活求质不求量。许多社员的集体观念还没有树立起来，有的认为“土地入社了，生产好坏我不管”。有时一些“举手之劳”的小事，没有工分，见了也不动手。认为“横竖不是我个人的”（540505）。 6park.com
浙江嘉兴专区新建社普遍存在着生产混乱和窝工的严重现象（54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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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部分农业社生产秩序未建立起来，生产上较为混乱，没有积极开展冬季积肥、选种、打柴等工作，有的副业出路不多（541230）。 6park.com
桂西壮族自治区许多新建社生产情况十分混乱，不少还是不编队不编组，全社大拨工，或以互助组为单位出工，有的还是各干各的。有的社57个劳力挤在一亩七分麦田里，有的抽签分农具，有的找不到活干，反映：“入社倒闲起来了”（551231）！ 6park.com
山东省新建社中，有50%仍然沿用互助组的老办法，劳力不分队，土地不划片，临时打算，社长派工，全社一起干活，以致劳力浪费很大（540716）。 6park.com
广东省东部地区发现生产无人负责现象（56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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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西壮族自治区一些地方高级社建成后，经营管理跟不上，工作十分紊乱，社员不满。各社有了增产计划，但都没有统一安排。虽然实行了定额包工，但出工仍按大拨工的形式，评工记分仍是死分活计。社员争工分、要好田、抢轻活干，互相不肯让步。对社也不关心爱护，不关心耕牛、种籽。有个社一天死了11头牛，另一个社死了7头，社员还高兴地说：“死了得吃肉”。往年单干时田都翻了，现在还不见动静；有的社员没有活干，声言要搞自发，或是退社（560310）。 6park.com
这也反映在出工上，据报道，贵州毕节专区高级化后，农副业生产脱节，顾此失彼，许多县、区油榨、石灰窑、水碾等停工关门，社员减少收入，目前有5%的社员无钱买口粮，不能出工（560409）。 6park.com
甘肃吴忠回族自治州地少人多，妇女也积极参加了重劳动，有的社剩余劳动力就占了一半，实行轮班制，拉车不用牲畜用人。社员抢工分的现象很严重。副业门路不多（560411）。 6park.com
黑龙江没有整顿的社占30—40%，普遍没有制定生产计划。合江专区三分之一的社还是“出去一窝蜂，干活乱点兵”，窝工浪费现象很严重。有的高级社还采用最落后的“干一天活计八分工”的老办法（560412） 6park.com
山西省有的农业社定额不合理，结果有的活抢着干，有的活没人干，有的人干得多，有的干得少。劳动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普遍感到劳力不足。还有的窝工浪费，有的轮班劳动（560423）。 6park.com
黑龙江嫩江地委在依安县调查，农业社劳动利用率太低，平均出勤率仅达55%，社员下地晚，回来早，中间休息时间很长。原因是，生产内容少，丢掉了副业和畜牧业，因此年老社员和妇女没活干，青壮年有时轮班干活。这种情况在全县是有普遍性的（560515）。 6park.com
安徽省农业社包工包产有偏高偏低现象；有的农业社不能合理安排劳动力，发生严重的窝工现象，有一个队82个劳力，每天只有43人干活，其余在家无事可干（560523）。 6park.com
据报道，农民入社后不能自由地到社外作零工和进行临时性的副业活动，一般副业生产减少50%左右（560503）。 6park.com
农业社由于缺乏资金，还连带引出了1956年“挖底财”、收“金银铜铁锡”、没收个人生产生活资料、扒墓平坟、控制钱款和个人消费等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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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常德专区预分中，干部怕丰收后，社员手里粮食多了，会浪费掉，如某社估产今年有143万斤超产粮，每个劳动日可分11斤，社里准备扣留50%作机动周转粮，社员不满，说：横竖是520斤，没有搞头。另一种情况是低估产量，每人只能分200多斤，第二天就有十多个社员没有出工, 有些社的出勤率只有30%（560808）。 6park.com
四川许多社增产不多或减产；社员出工数悬殊很大；投资过大，提留过多；副业经营得不好，副业收入一般应占总收入30%左右，现在有的只占1%（561015）。 6park.com
辽宁省各地分配工作尚未结束，农民思想不安定，开展冬季生产的积极性没有很好发挥出来。目前，全省农业社一般社员出勤率都只有40%左右，有的只有20%，冬季生产进度迟（57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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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5、6月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指出∶因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油料供应不足，要求加强油料生产；农村副业、手工业生产大大下降，是造成当前农村市场不活跃的重要因素；从去冬到今春不少地区农村副业大大衰落。我国农民经营副业的收入，一般占农副业总收入的1／3，某些山区比重在50%以上；5亿多农民中，约有1亿多人专门依靠副业过活，所以应大力发展；江浙两省桑园面积和产茧量，1955年只相当于战前的54%和35%，原因是领导机关重视不够和长期以来收购价格偏低；据农业部统计，今年花生、黄麻、甘蔗播种面积都在减少，许多地区副业生产下降了1／3到
1／2，特别是养猪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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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今年普遍集中力量搞春耕生产，忽视了组织副业生产，影响了农民购买力，以致市场销售额大幅下降（560416）。 6park.com
贵州省各地单纯强调农业生产，忽视了副业；一般化地强调出勤率，没有给农民留出必要的时间，
甚至提出“人人出工，户户关门”，强迫社员全部出勤；认为搞副业是富农思想，是非法的，造成副业产品大大减少、农村手工业几乎全部停产、供给城市工业原料越来越少、影响市场特别是肉食供应紧张现象（560514）。 6park.com
江苏苏州专区过去农村副业发达，种类繁多，目前副业生产开展很差（56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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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农业社忽视发展多种经营，中山县今年除粮食增产外，其余都严重减产，社员收入大大降低（据调查，减少一大半）。果树因缺肥、虫害、不积极抗旱，龙眼减产30%，荔枝20%，香蕉20%。养蚕规模减少80%，桑叶由六、七造减到二造。塘鱼由于管理不善，减产一半。这种情况在珠江三角洲的中山、顺德、南海都很普遍。省委认为今年全省的经济作物大部分减产（561029）。 6park.com
广西全县乡社干部认为，如果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就不会有人参加农业生产。于是把所有的副业都由社里包下来，“现在办不了，以后慢慢干”。并采取强迫命令、甚至相当粗暴的办法，禁止社员经营家庭副业。有的还订出十条公约，规定不许社员打柴，上街卖东西不准假等。结果养猪数量大大减少，有三个山区乡今春有大量竹笋没有收割。社员普遍缺少零花钱，意见很多，生产情绪不高，不少人在劳动中“磨洋工”（560609）。 6park.com
浙江省开化县处于山区，全县农业收入只有不到50%，但由于长期重农业轻副业，致使很多副业至今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或已陷于停顿，农民收入年年减少。从1952年以来，虽然粮食产量年年增加，但全县农、林、畜牧总产值不增加。如粮食产量1955年比1952年增加3%，林业增加10%，畜牧减少26%，技术作物减少62%，其他副业减少42%。农副业总产值减少7%，农民减少收入71万元。这种情况在全省不少地区都存在着（56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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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今年全省早稻增产，但由于没有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造成了农业社减少收入。如汕头专区去年技术作物和副业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37%，但今年4月份全区养猪数目比去年同期减少30%，社员家庭副业减少40%左右；海南岛的土特产减少一半；珠江三角洲腹地新会县某乡将烟田改种水稻，增产粮食20万斤，减少收入8万元（560920）。 6park.com
湖南省除棉花外，多种经济作物不能完成计划，甘蔗、芝麻、花生等减产，原因主要有，粮食与经济作物的矛盾（表现在争土地、肥料、劳力上）；收购价格偏低等（561005）。
1956年内蒙古各地放松了多种经营，使牧业和副业的收入大大减少（570130）。 6park.com
四川省出现了上十种杂粮和经济作物连年减产、农业生产逐步单一化的反常现象。以1953年的产量为100，1955年：甘蔗为75，麻71，土烟71；1956年也没有怎样好转。南充专区有6万多亩土地改种粮食，但每亩产值下降很多，农民减少收入47万元。并引起了猪饲料缺乏，猪减少6万只，减收
150万元。市场供应出现紧张情况，城乡手工业发展受到影响。许多地方扩大棉田，但不减少统购任务，有的口粮由440斤变为307斤。“粮、棉为主”变成了“粮、棉唯一”（561116）。 6park.com
研究五十年代初期恢复时期的农业成就时，我们曾经发现，到1952年，中国的粮食和棉花产量已大体恢复甚至超过了战前的最高水平。但是其他经济作物，除花生、麻类、甘蔗以外，油菜子、芝麻、茶叶、丝茧等尚与战前水平有很大差距。 6park.com
集体化以来，随着每一次办社浪潮和生产关系（哪怕是些微）的变动，农民就要宰杀耕畜，全盘集体化以后这一现象仍未终止。但在1956年出现了全国大牲畜数量的首次下降，这是1949年以来的首次。从此开始了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1957年、58年分别减少390万和610万头），直到61年跌入谷底。比起生猪生产的下降，这可能是一个更危险的信号。 6park.com
过去许多人误以为，“以粮为纲”的“纲”，就是粮食一种，实际上它集中在两种作物上，即粮食和棉花。据官方统计资料，1956年的棉花生产，从1955年的3037万担，下降为56年2890万担，下降了
5%；尽管这一年的棉花播种面积增加了8%（因此单位面积产量下降了12%）。 6park.com
根据国家正式统计资料，1956年的粮食有相当幅度的增产。据记载，1955年全国粮食产量为3679
亿斤（比上年增加8.5%），1956年粮食产量为3901亿斤，比上年增加4.8%。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粮食生产（1949—1957）
年代
粮食产量
增加额（%）
1949年:2,264亿斤
1950:2,643(16.7)
1951:2,874(8.7)
1952:3,278(14.1)
1953:3,337(1.8)
1954:3,390(1.6)
1955:3,679(8.5)
1956:3,855(4.8)
1957:3,901(1.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业统计司编：《中国农业的光辉成就》，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84年，页44。 6park.com
但是，根据各方面情况来看，56年的增产是很可疑的。除了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面（包括缺乏较大规模的生产组织能力、生产秩序紊乱等）、投资方面（生产资金严重不足），以及集体化运动的一些遗留问题（如生产消极等）之外，还发现有以下一些现象，如有的省份夏锄中缺苗20%；播种失时、耕作粗糙；追肥普遍不足，农具供应不够；有的地区积肥太少，晚稻仅及早稻的8%；因为秧田准备不足和严重缺肥，有的省份500多万亩单季晚稻插秧困难，许多都是“白田”下种；有的省份因管理不善和盲目推广新技术，约有10%的农业社出现人为减产（参见高王凌：“56年的生产问题”，未刊文稿）。 6park.com
1956年，“是合作化之后的第一年”，在当年4月的全国农工部长会议上邓子恢说，“不要第一年就来个不大高兴”（《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页548）。可惜，这一年的生产并没能搞好。以致1957年1月，毛说∶去年这一年，“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提出来了”。“有些部长到乡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气不妙，说是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有些合作社社长抬不起头来，到处挨骂，上面批评，报纸上也批评。有些党委的宣传部长不敢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农业部的部长廖鲁言，又是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据他讲，他自己泄了气，他下面的负责干部也泄了气，横直是不行了”。毛把这称为一股“台风”，并说∶在苏联，在东欧一些国家，搞合作化，粮食总要减产多少年。在中国不会这样，“合作化一定能化好，但是一两年内不可能完全化好”（《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页665—66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331—332、359—360）。 6park.com
显然，1956年的农业生产是出了问题，这不仅表现在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上（包括生猪和大牲畜），最主要的农业产出——粮食生产，也出了问题——这使我们有理由对那些公开发表的统计资料提出质疑，并进一步从多方面去发掘史料。 6park.com
例如，据李锐说，1956年的粮食生产下降了200多亿斤（李锐：《大跃进亲历记》，页220）。实际上，这是打不住的。据杜润生估计，1956年的减产数量当不下400—500亿斤，约合全国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几（杜润生的谈话，2001年4月，北京）。它成为了1949年以来粮食生产的最大下降。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情况！
另据陈云在1956年11月的一个讲话中说：我们的粮食（库存）降到六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文化革命有关“批判资料”）。又据了解，1956年国家征购粮食的数字比上年减少了90多亿斤（约合11%）；支出却多了120多亿斤，其中对农村销售扩大了近40亿斤（约为16%）；并罕见地挖了77亿斤库存（约为12%），以上可以说都是历来没有过的（商业部：《粮食统计资料》）。前二者合计（90亿加40亿斤），约130亿斤粮食，是从农村少拿的；加上后者（挖库存77亿斤），共约200多亿斤（约占当年粮食收入的27%），——可能就是李锐所说的数字（它显示的是国家粮食财政的增减情况）——足见1956年是存在着一个怎样的粮食“危机”了！ 6park.com
那么，继56年之后，1957年粮食产量如何呢？实际上，不管1956年的产量到底有多少，57年全国粮食产量继续减少，易言之，这一年的官方数字是编造出来的，因为面对着“右派的猖狂进攻”，怎么能说粮食减产了呢（老干部燕凌的谈话，2001年2月）？据报道，在57年底、58年初，若干省份都因“闹灾”等原因，发出了粮食紧张的信息，在河南、山东、河北等省之外，据说内蒙古只完成计划生产量的五分之三，辽宁减产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