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用40年的时间，从一穷二白国家转变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让7亿人摆脱了贫困。目前，怒江等地区正在进行最后的消除赤贫行动。 6park.com

和中国农村地区的许多成年人一样，李秀英也尝试过外出打工。她在云南一家制袜厂工作过，但因为不放心家里，所以没干多久。
“我不习惯那里的工作，每天都想我妈。”40多岁的李秀英说。由于一直担心母亲能否吃好、有没有被照顾好，两年后，她返回了家中。她家所在村子有许多精巧的木屋，错落地分布在陡峭的林地斜坡上，乡亲们用木材生火做饭，种植核桃树，饲养黑猪。
对李秀英来说，外面的世界并不友好。她念完小学三年级便因患溃疡辍学。由于户口登记人员的粗心，她的身份证上写的不是真名，而是小名，意思是“二月丫头”。从制袜厂回来后，她没钱给身患残疾的丈夫买药，只能让儿子们外出务工。
李秀英与外部世界的下一次遭遇将是不可逆的。她居住的村子位于临近缅甸的怒江流域，这里很快将被拆掉，以推进中国最新、最雄心勃勃的计划：彻底消除绝对贫困。
只有不到1%的中国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这是北京方面对“绝对贫困”的定义。其中许多属于少数民族，他们在语言、宗教信仰或长相上与占主导的汉族不一样。例如，李秀英是傈僳族人，有140多万人口的傈僳族是一个居住在印度、缅甸、泰国及中国西南部山区的“山地部落”。多数傈僳族人都像她一样，在需要用钱与家庭和习惯的牵绊之间左右为难。
中国政府的解决办法是将他们集体搬迁。李秀英、她身患残疾的丈夫、她年迈的母亲以及众多邻居将被卷入一场激进试验之中。偏远的县城正大肆修建公路、居民楼和职业培训中心，以容纳附近村镇的居民，这些项目仅今年就将耗资187亿美元。中国的目标是将绝对贫困人口从2017年的3000万减少到2020年的零。
怒江州委常委李海曙说：“中国希望成为世界的典范。只有中国才会这么做，我从没听说过历史上有哪个国家这么做。”
虽然中国政府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但消除绝对贫困仍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标志性的国内政策——在规模和实现社会全面转型的雄心方面，这项政策可与中国历史上各项宏伟计划比肩。北京方面酝酿的计划包括奖励超额完成目标的地方官员，导致地方上几乎不计成本、坚定地动用各种资源。
中国仅用40年时间就从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转型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利用市场改革和大量吸引外国投资，帮助约7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此般成就让中国广受赞誉，但转型还远未完成。
扶贫计划聚焦于“三区三州”，涉及青藏高原、新疆，以及甘肃回族穆斯林聚居的临夏州、四川彝族聚居的凉山州和云南的怒江州等地，覆盖1800万人口。位于怒江流域的怒江州人口较少，但贫困程度“较深”，全州三分之一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线下。
怒江人民对于宏伟计划并不陌生。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动员数百万民众迁往边境地区，以保卫新共和国。国有伐木公司在怒江流域建起了大型村镇。当地的森林资源被砍伐完后，他们从缅甸进口木材。十年前，怒江上计划修建一座大坝，在经历一场全国请愿后，环保人士成功阻止了这一计划。怒江在流出中国边境后被称为“萨尔温江”(Salween)。
如今，怒江州正全力开展习近平的“消除贫困”行动中。该州正斥资100亿元人民币（合15亿美元），计划在年内将10万贫困人口从农村搬迁至城镇的边缘地区。农民离开后，土地将由政府经营的农业企业租用，种植辣椒或药用植物等经济作物。
怒江州委书记纳云德表示：“异地扶贫搬迁是一项国策。为了地方发展，我们必须搬迁。”
今年4月，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参加了怒江流域历时三天、由政府组织的扶贫采访活动。一段宣传视频中宣称：“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怒江人民一步跨越了数千年。”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一巨大飞跃。村民们担心失去自己的鸡和猪，以及最重要的土地。在一个村子，当记者的车队经过时，居民们似乎被集中在一处院中。与记者团单独接触的当地人表示，大家想法不一样：年轻人喜欢现代住房，但老一辈人非常不愿搬迁。
丹麦民族音乐学者汉斯?彼得?拉森(Hans Peter Larsen)在1984年写道，对于离开山区到低地定居，傈僳族表现出“强烈的不情愿”。搬迁之后，“他们通常会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被同化”。
70岁的何青妞（音）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捡柴和喂猪。家中的四腿床边一个器皿上写着她小儿子的电话号码。她不识字，也不识数，一旦发生什么急事，邻居可以拨打这个号码。
她觉得搬到新住处对子孙后代有好处——她的孙辈早已在山下的寄宿学校上学——但她不确定这适不适合自己。 6park.com

为了消除对搬迁会让傈僳族文化消失的担忧，政府称将每晚组织跳舞。由于膝盖不好，何青妞将无法参加。她还没去看10月将迁居的住所，但她的儿子去看了。“他告诉我不用太担心。”她说。
在山下的河谷中，火热的太阳照射在怒江边新建的黄色居民楼上。这些六层高的建筑没有电梯，但挂满了标语，上面用红色大字写着：“听党话，跟党走”；“搬出大山，奔小康”；“勤劳建设新家园”。
22岁的售货员米春梅（音）觉得自己家的新居“太棒了！”。她因学费太贵而从高中辍学，但她在东部一家纺织厂打工的收入供弟弟考上了大学。米春梅和弟弟希望开一家自己的店，这样他们的父亲——一个目不识丁的泥瓦匠——就可以“退休”了。
她说：“我们希望父母生活得更好。”她的父亲为新房子感到骄傲，但她的祖母和许多老一辈人一样，并不愿意搬家。
米春梅说，她和弟弟“想摆脱贫困，但不想丢掉自己的文化。”她很喜欢妈妈和姨妈唱的传统民谣“摆时”，但一直没有机会学。
隔壁一户人家，光秃秃的水泥墙已被粉刷过。“这里真好，共产党真好，”站在粉色窗帘旁的李常鑫（音）笑容满面地说，“第一感觉就是兴奋。不用花一分钱，就能住上这么漂亮的房子。”他的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9岁——都很想家。他们的学校离安置点只有20分钟的路程，但他们一个月只回家两次。
总安置预算有15亿美元，为什么没开通校车？对此当地官员表示，寄宿学校是“从原始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跨越的重要组成部分。怒江州官员刘德华说：“这些孩子从父母身上学不到什么，他们文化水平太低。实际上，集中住在学校是件好事。这可以训练他们在集体环境中生活，也让他们的父母有更多时间出去打工。”
无论是像李秀英一样忐忑不安，还是像米春梅一样欢天喜地，记者团接触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在东部城市的工厂找到工作。但怒江州要实现收入目标，大多数安置农民都将不得不加入从农村奔赴沿海工厂的流动大军——无奈地把子女和老人留守家中。
怒江州委书记纳云德表示：“通过让群众搬下山，我们可以确保每个家庭至少一人有工作。”
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城市珠海是怒江州的对口帮扶城市。包括空调制造商格力(Gree)在内的一些公司签了约，以月工资3500元人民币聘用来自怒江州的农民工：远高于在云南种地的收入，但约为珠海市月平均工资6390元人民币的一半。总共已有6000来名年轻农民工离家前往珠海。
在云南省泸水市南部，一座10层楼高的职业教育中心矗立在怒江边上。旁边有一座同样巨大且没什么人的“血液中心”，官员表示，护士在这里接受采血培训，尽管她们并不清楚这些血液将运往何处。
但是学生在哪里呢？在得到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回答（例如：“学生不在这里，因为今天是周日”）之后，记者们被带到职业教育中心警务站旁的一个大房间。数十人在屋里缝制深蓝色制服背心和迷彩服。
一位新安置的农民告诉英国《金融时报》，他很高兴能学到缝纫这样的技能，但他有个7岁的孩子，因此不打算外出打工。他说：“我有老母亲和孩子需要照顾，不能离开。”
官员表示，这些迷彩服将用于森林防火巡逻，这项工作将雇用1.3万人，是创造就业计划的一部分。
中国的扶贫事业开展得如火如荼。英国《金融时报》对省级规划的一项调查显示，2018年，“三区三州”计划投入了897.9亿元人民币。其他省也有各自的计划。
与此同时，较为富裕的城市、国有企业和政府单位被要求“对口帮扶”贫困地区。今年全国范围计划搬迁安置约200万人。
超过三分之一的资金投入了新疆，当地穆斯林不满政府在语言、宗教和就业方面的种种限制。逾100万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民众被迫进入“再教育营”，其中包括一位颇有名气的足球运动员、多名音乐家和大学教授，以及有过出境经历的人。
在遭到国际社会批评后，中国称这些营地是“职业培训中心”，“去激进化”的学员在这里学习普通话以及缝纫等技能。
即便是在怒江州，扶贫方案也包括与新的物质环境相伴的全面文化转型。新安置的成年人必须参加普通话和职业技能课程。农村的基督教堂被用来讲授共产党的理论思想。
负责为农民讲授“习近平思想“的苏益生（音）说：一有机会，我们就要走进他们的内心。毛主席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可以在整个州开展教化工作。
4月中旬，怒江州扶贫攻坚取得了首场胜利。借助新建的水坝、公路和一条隧道，居住在人口稀少的独龙江流域的独龙族正式实现了脱贫目标。然而，成功的代价是这里新兴的生态旅游业受到了影响：独龙江景区暂停对外开放。
与此同时，怒江州政府希望把怒江打造成类似美国“大峡谷”(Grand
 
Canyon)那样的景观，并举办一场皮划艇野水世界杯。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以前环保人士的行动，怒江成为中国仅剩的一条可以自然流动的大河。政府正在对悬崖爆破，以便沿河修建一条“最美公路”，沿线种植花卉，并设30个休息区，每个休息区都有一个不同的民族主题。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郭卫民曾经到过怒江，他说：“两年后，最美公路将建成，扶贫工作也将完成。你将想不到这里曾经是贫困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