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海洁：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和挑战性增加，为研发制药、并购交易、股权投资等诸多此前相当频繁的跨境活动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6park.com

5月的最后三天，仅仅进入第二年的香港交易所生物科技周成为生命科学界与资本圈的聚焦点，热度指数的攀升难免让参与者对生物科技发展的前景，乃至香港成为未来全球生科中心充满了更高的期许与想象。然而，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和挑战性增加，尤其是在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CFIUS）对外商股权投资实施更严格审查的背景下，为研发制药、并购交易、股权投资等诸多此前相当频繁的跨境活动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2018年，在更为宽松的药物监管政策的支持下，各国的生物科技公司的新药获批速度实现了明显的进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去年批准了59个新药上市，是自2009年来10年内的最高纪录。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更开始接受来自国际临床试验的临床数据用于新药注册申请，新药研发审批步伐显著加速。2018年中国批准了48个全新药品上市，较2017年批准的20个增加了一倍多。
中美两国同时都更加关注药品价格的管控，对成熟制药企业和未来拟推出的新药收益空间带来了可能的挤压，这一点在药企的股价上有所表现，对患者来说则可能是福音。
毋庸置疑的是，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创新类药物和治疗手段将成为未来人类健康管理迈向新模式的重要力量，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生物科技得到了更多的资本投入，反之，更为充沛与合理定价的资金也让更多企业加快研发的进度，或扩充其产品线储备。
在资本市场，随着香港交易所去年4月推出的上市制度改革，允许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来港上市。短短一年时间，香港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公开市场融资中心。截至2019年5月底，12家生物科技公司在新上市制度推出后到港上市，募集资金366亿港元，其中包括8家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募集资金235亿港元。从公司平均首次融资额看，远超同期其他交易所的平均值；从上市企业的类型看，涵盖了肿瘤靶向药物、疫苗、抗病毒药物、慢性病药物、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CDMO(Contract Development Manufacture 
Organization)等多种类型公司，其中8家企业已经有药物获批新药上市或进入临床三期。目前，还有5家未有收入的生物制药公司已经按照新的上市制度递交上市申请。
自2018年4月以上市新规（18章A）申请的已上市生物科技公司 6park.com

自2018年4月非18章A的已上市生物科技公司 6park.com

数据来源：彭博，截至2019年6月10日
生物科技企业在香港的“初长成”，说明这一行业在全球尤其是中国蓬勃发展的巨大潜力，由于研发周期长、资金需求大，公开资本市场的开放能够解决部分优质生物科技企业的可持续融资需求，也为这一领域内的专业投资者提供了更加广泛的选择。
即便开局良好，在资本与生物科技的碰撞中，磨合与调整是必然的。如何为成功率很低的生物科技研发合理定价，怎样提升市场对除了肿瘤药物之外的新药或医疗器械的认知，如何让亚洲时段的专业投资人群体快速成长，市场该怎样应对临床失败的案例，再融资是否能够顺利进行，如何提高香港对国际生物科技公司的吸引力…这些林林总总都成为了生物科技周的热议话题。其中，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对生物科技的跨境合作带来的挑战，似乎更为蓬勃发展的生命科学投下了一丝阴霾。
向东还是向西
过去的三十年是生物科技的起飞期，与很多行业的立足本地不同，由于基础科学、研究开发的同源、监管标准的逐步全球统一，生物科技一直体现出超越国界的“交融”。21世纪初，在政策支持下，曾经就职于国际大药企的中国科学家“回流”创业掀起了中国国内创新药的研发热潮。尽管中国真正实现创新药大国还需要时间，但先行者们通过自行研发、购买技术使用许可（in
 licensing）、跨境合作等多种方式加快这一进程。在资本合作方面，我们也看到，过去几年中国实现了多宗对美的生物科技企业并购和投资。
然而，美国政府去年下半年发布的“301调查报告”和11月生效的一项行政决定，对中国资金进入美国医疗健康、生物科技产业领域设置了新的限制。根据新出台的行政决定，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CFIUS）从去年11月10日起，开始对27个美国行业的外商股权投资实施更严格的审查，除了半导体、飞机制造、芯片等传统敏感行业，还包括生物科技研发。新规令外商投资审查范围从以往的并购和大多数股权收购，进一步扩大至少数股权的投资以及成立合资公司。据业界反映，新规下中国资金投资美国市场放缓，不少资金转回了国内市场，这对美国和中国的生物科技公司发展都将造成影响。根据Rhodium
 
Group的研究数据，2018年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收购及新项目投资总额为48亿美元，较2017年的290亿减少了84%，较2016年的460亿减少了90%，为过往七年的最低值，其中包括对美国高科技及生物科技行业的投资大幅减少。
设想在生命科学的领域，如果不得不面临向东还是向西的两极选择，有可能导致基础科学知识的分享受限、研发资源的渠道压缩、受惠人群的缩小以致支付提高，乃至整体进步的速度放缓。而现在，本应是一个生物科技创新的最好的时代。
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在生物科技峰会上的主题致辞说出了业界心声：生物科技不应该有国界、投资生物科技有益于为全人类谋福祉，不应该因为政治受到限制。
 “Biotech should have no enemy, the only enemy is disease,” 
（全球医药产业之间没有敌人，如果有敌人，也是我们全人类的共同敌人——“疾病”）。
香港，未来已来
人类社会从来不缺乏挑战，也从来不缺乏应对挑战的智慧。
著名科学家施一公先生在香港交易所生物科技峰会上透露的数据显示，2008年前中国只有两家企业药品销售额超过100亿元，医药工业主营收入近8000亿元。经过十年发展，2008至2018年，21家企业药品销售额超过100亿元，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近3万亿，50家以上药企具备基于生物和化学的现代化研发部门，一批创新制药公司应运而生，不少已经在香港成功上市。
在人口14亿的中国，人均医疗费用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高质量医疗的需求与攀升的健康管理意识为医疗科研提供了充足的动力。随着医疗大数据、精准医疗、基因测序、生物工程、基因疗法的发展，全球资本和生命科学人才向新兴市场高速发展领域的流入，未来的腾飞有着强有力的支撑和基础。
然而，香港能发挥什么作用？
首先是自由港的资金优势。对于资金需求持续而且巨大的药物研发企业而言，开放、充沛和可持续的资金供给是最为重要的生命线之一。分析目前已在港上市的生物科技的企业投资人构成，约一半的投资额来自于国际投资人，其中部分企业的国际资金比例超过70%。毕竟，美国过去三十年在这个领域的深耕发展让其投资人具备了较为成熟的投资理念与能力，包括支持企业长期投入的耐心。对于大多数拟上市的生物科技企业而言，投资人的多元化本身就构成了核心竞争力的背书之一。而对于发展亚太战略的跨国生科企业而言，能够获得中国基金的青睐也是验证其亚太和中国市场战略意图的重要一步。香港，站在东西交汇的据点，将持续发挥国际自由港的优势。
此外，香港有机会发展成为全球化的研发基地。如施一公先生所说，生物科技发展最为核心的竞争力是高质量的人才。在进入商业化研发之前，基础研究至关重要，需要核心人才储备，这也是中国内地此前的“短板”。香港的大学在生命科学研发领域和人才储备方面已经初具成就，香港高校实力目前在全球领先，且拥有全球排名前五十的医学院，而国际顶尖研究院也将于今年底在香港成立研究中心。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出席香港交易所生物科技峰会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透过创新及科技基金支援生物科技的研发，2017年7月至今年1月底，共有超过500宗生物科技的项目获批，涉及资金约1.3亿美元，相关的生物科技项目涵盖干细胞、分子诊断以至中药现代化。
第三，法律制度体系的相对优势。香港不仅是中国公司拓展海外业务的首选平台
 
,也是海外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跳板。香港的注册制度高效便捷，是海外公司注册知识产权的热门地点。设想，如果用国际投资人或合作伙伴相对熟悉的方式运作，可以有效地降低摩擦成本，提高效率，生科企业又可免去操作上的烦扰，聚焦于核心业务发展，何乐而不为呢？
香港当然不会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但如果能够为生命科学的发展而发挥其资本、制度和人才领域的优势，为人类带来福祉，香港应是不二之选。
作者系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市场发展科副主管及环球上市服务部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