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格雷厄姆·艾利森】
不可否认，在当下，大国关系的战略基础已经崩溃。一直以来，美国的总统们一直试图将迅速发展的中国纳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来，但现在，美国得出的结论是，"战略伙伴"即"战略对手"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低调韬晦，但现在变得愈加奋发有为。
在这一点上，大国关系陷入了典型的修昔底德式的竞争旋涡中。中国是一个飞速发展的崛起国。而美国则是强大的守成国。随着“make China great again”的坚定，它不可避免地触碰了美国各个维度和各个阶层的敏感神经——美国人很堂而皇之地将自己的国际主导性等同于国际合法性。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当崛起国与守成国相遇时，警钟已然响起。在过去的500年时间里，修昔底德列举了16次类似的竞争案例。其中有十二次最终以战争而告终。中美终究会注定一战还是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正如亨利·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修昔底德的陷阱提供了最好的历史镜头，可以透过新闻传媒和讯息聒噪来透视大国关系的潜在动态。

“中美可能成为竞争伙伴吗”，截图来自“国家利益”
自从我的手稿送到出版商那里以来的三年时间里，我一直在寻找方法来给这个问题一个积极正面的答案——实际上，是为了逃离修昔底德陷阱的答案。迄今为止，我已经评估了九种潜在的“逃脱途径”。当然，每一种都各有利弊。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一个可行的选择，是足够令人信服的。
我现在正与中美双方的有关学者一起以最积极的姿态来探索这一问题，结合中国古代的“竞争伙伴”理论和约翰·肯尼迪总统在古巴导弹危机后形成的洞察力——即呼吁美苏在“国际安全多元化”中同求共存。当前能否将这两种理念结合起来，今天双方将面临何种挑战？他们能在“世界安全多元化”中，有效管理竞争伙伴关系吗？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是“捍卫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利益，及其基本制度和价值观的恒定”。但是，在今天这个威权主义崛起的时代，这个目标能否实现？
在冷战初期，美国当时尊称为“智者”的领导人（乔治·凯南、詹姆斯·弗雷斯特）持否定态度。但是，在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后，肯尼迪总统却改变了想法。在那场危机中，他认为，发生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为三分之一。 他最重要的对外政策演讲（遇刺前五星期），标志着美国冷战战略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尽管他从未动摇过前辈和自己的意识和信念。
未来的事实是，美苏将不得不想方设法限制它们的竞争，甚至双边妥协: 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截然相反、和不同的政治制度中求同存异——冷战的首要任务将是推动"国际安全多元化" 。如同伍德罗 · 威尔逊（Woodrow Wilson）长期以来使用修辞柔术一样。
是什么导致肯尼迪总统如此戏剧性地改变原有的主意？——是真实存在的核威慑经历——美苏面对面的对抗最终或以世界末日而告终。他对自己能在古巴核导弹危机后幸存下来表示感激，并希望自己的继任者不再以身试险。罗纳德·里根后来也把政治演艺内在化，声称“永远不打那种谁也打不赢的核战争”。
从实操层面上来说，当时这意味着翻开了冷战的新篇章。残酷的竞争被谨慎、沟通、明示或暗示的约束甚至妥协行为所缓和了。肯尼迪政府发起了一系列倡议，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设立了一条热线专线，“以避免双方在危机时期随时可能发生的行动误判和行为误读”，并最终达成了《核不扩散条约》。
双方还进一步核实并丰富了肯尼迪所说的"危险现状规则"，其中包括: 不使用核武器；美苏战斗人员不相互发射子弹或炸弹；确保对方的势力范围内不发生意外。在这些参数范围限定下，两个对手将继续在其他方面展开激烈竞争，包括社会价值观和政治体制。肯尼迪的洞察力能为中美战略家们在今天思考如何逃脱修昔底德陷阱提供线索吗？一千年前中国出现的“竞争伙伴关系”概念能否得以传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