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学良做“甘地”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掌舵东北军的张学良，究竟有没有想到日军会动手？从1930年7月至“九一八”爆发，日军仅在沈阳附近，就举行了47次演习，还换防来了擅长冬季作战的仙台第二师团。等于天天在你眼皮底下开练，瞎子都看出来要打。1931年9月11日，身在石家庄的张学良见到东北军名将何柱国，上前就是一句：“不得了啦，日本人要动手了。”
那既然知道，为何还毫无准备？以张学良的辩解说，蒋介石在电报里教育他“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也就是“非暴力”。逮住这由头的张学良，也就真拿自己当“甘地”。别管日军叫唤的多凶，他就咬紧牙关不许还手。特别是1931年9月6日，也就是距离“九一八”不到十二天时，他还特意给东三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致电：“对于日本，无论其如何衅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

这一段“雷语”，基本就是“不抵抗”的方针。但因此顶了“不抵抗”帽子的张学良，后来还不服气，以他的话说：“过去我们对日本办事情，南京事件也好，济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言下之意：国民政府怂习惯了，怎能怪我一个？
但毋庸置疑的，却是他这话的严重后果。六天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外面血流成河，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竟还轻松一句“天快亮了，日军的演习该结束了吧”。次日向国民政府发电的张学良，还反复在电文里强调“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日军犯我北大营时，亦毫未与之抵抗”。东北都快丢光了，他还在拿“不抵抗”表功。
葬送东三省的，就是这些主政者们，骨子里的集体懦弱！

二、军队练逃跑
张学良如此“甘地”，东北军就没有战备意识？还真有！1931年8月时，东北军第七旅就放出豪言：““我等中国人与日本作战，五年不发薪俸也要战斗”。”可这高昂士气，却被高层骂得狗血淋头。泄了气的第七旅，眼看日军越发嚣张，还特意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夜，举行了“撤退转移演习”——大战在即，先练逃跑。
可哪怕提前练了，到了“九一八事变”爆发，遭受日军突然进攻的北大营东北军，却是连跑都难：2005年，97岁的东北军老兵陈广忠回忆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东北军高层随即来了命令“不准轻举妄动”“枪库不要打开”，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更发出一道心寒齿冷的命令：把枪放库房里，挺着死。

然后熊熊火光下，呆立营房的东北军将士，被凶残的日军肆意追杀，有的士兵“竟被日军活活刺死在床上”。最后“一个旅万把人……竟被五六百小鬼子打的弃营而跑”。
以日本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统计：“九一八事变”当夜，北大营东北军伤亡四百人以上，而日军仅“战死两人，负伤二十二人”。这一边倒的屠杀，还叫日军发出了“诚快事也”的叫嚣。得意的日军，还在北大营肆意纵火，熊熊的烈火烧了一夜，北大营数十栋营房被毁。这座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苦心经营的战略要地，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被“不抵抗”束住手脚，甚至被逼的“提前练逃跑”的东北军，纵是满腔热血，却也难以担负守土的责任。
三、女明星躺枪
“九一八事变”的全过程，引发了举国愤慨。中国第一位自然科学博士马君武，也“跨界”拿起笔，愤然写了一首叫张学良“最恨了”的诗《哀沈阳》：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这首轰动一时的名诗，以马君武的标榜说“可比吴梅村骂吴三桂”，也叫晚年的张学良连呼“这首诗我最恨了”。却更叫一位无辜女子倒霉躺枪：诗中的“翩翩蝴蝶”，当时中国家喻户晓的电影女星胡蝶——别看“翩翩蝴蝶”的景象很诱人，但“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胡蝶和张学良，连面都没见过。

可既然马君武这么写了，各大报纸也纷纷跟风，不少愤懑东北沦陷的国人，也把胡蝶与诗中的“赵四”“朱五”等女子放一块骂，大骂这些人红颜祸水。可当其他几位“红颜祸水”纷纷沉默时，咽不下这口气的胡蝶，却又高调辟谣，以实锤的证据，澄清与张学良的关系。
而在澄清之后，“躺枪”的胡蝶，更以一纸声明打脸啪啪：“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头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和姐跳舞？你不配！
至少，抛开胡蝶的其他争议，仅以抗战时她怒怼日寇，为抗战义演的种种表现说。她这话，着实掷地有声：“九一八事变”当晚，沈阳城里那些肩负“守土之责”的“要员”们，可否，又有“颈血溅仇人”的勇气？
四、“老师”把国卖
其实，当日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甚至一夜之间攻占沈阳后，东北大地的天还没塌下来：只要能守住吉林省，特别是能守住长春和吉林，张牙舞爪的关东军，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而进攻长春的日军，总数不过一两千，守卫长春的东北军，却有五千人之多，一开打就打得日军头破血流，甚至日军“伤亡严重，干部相继阵亡。”

但就是这关键时刻，1931年9月19日，掌舵吉林省军政大权的熙洽，开始了他无耻的表演：这位东北讲武堂的创立者，平时满嘴爱国大道理的“老师”，素来以刚正面孔示人的“楷模”。先是不停给长春守军打电话，要求部队“急速撤走，不准抵抗”。以至于日军正在血拼，对面的东北军就撤了个精光。随后又给长春市政府下令“要忍耐，不准抵抗”。长春，就以兵不血刃的方式，落在了日军手中。
与此同时，熙洽更给吉林全省驻军下令，说什么“日军侵占东北，我军应万分容忍”。当力主抗日的东北军团长冯占海愤怒质问熙洽时，熙洽更大言不惭，当场一顿“高论”：“中国历史上，凡是来了外患，都是在战争中打亡国的，没有说谈判亡国的。”原来，他这一顿卖身投靠，就是为了“救国”？
待到吉林全境沦陷，把“爱国”挂嘴边的熙洽，更暴露他真实嘴脸：主动与国民政府撇清关系，成了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的马前卒，更一度出任伪满洲国的各项要职。果断从昔日的东北高官，变身成人人唾弃的卖国贼。

可看他“卖国”的论调，大难临头自私的操作，与历代的卖国小人，岂不都是一个套路？如此角色，竟能在九一八前夜，成为担负守土重任的大员？坑货坐镇的东三省，怎能不悲情沦陷？
五、尴尬的“大胜仗”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就没打过大胜仗？还真打了一个——在外交战场。
其实，张学良之所以反复“强调”不抵抗，是因为此时中国，握有一张自以为重量级的底牌：国际公法。以蒋介石的话说“有九国联盟和国际公法在，日本不能强占我国领土。”所以，经过伤亡惨重的“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也“强硬出手”：整理材料去国际联盟告状——咱打不赢日本人，还告不赢他吗？
实事求是说，在这个“战场”上，中国简直赢的完美：中国代表施肇基在国际联盟会议上，愤怒抨击了日本的侵略行径，把日本代表一次次驳得体无完肤。中国提交的41份日本侵略报告，更以详实的证据，叫日本遭到全球舆论的谴责。施肇基一句动情的发言，也感动得各国代表眼泪哗哗：“中国是国联忠实会员，而且信任国联，我的国家则如轮船，藉此而下碇，深信凭国联条约可以从暴风雨中驶出。”

这重拳出击的外交努力，“战果”也十分辉煌：1931年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达成决议，要求日本必须限期在东北撤军。甚至日本耍起了赖，根本不执行国联的决议，中国代表团又“乘胜追击”，促成国联派出了“李顿调查团”，但这支各国精英组成的调查团，一通调查后，竟然给出个“东北由各国托管”的处理建议，也就毫无意外，又成废纸。
也正是在中国外交战场“节节胜利”时，日本放心的在东北扩张扎根，牢牢稳固了既得利益，紧锣密鼓开始了“伪满洲国”阴谋。国民政府的“外交反击”？所谓“外交大胜仗”？人家早就知道，不过废纸一张。毕竟，国土被人占了，不想着反抗，反而去国联哭诉，请求人家怜悯帮忙，“外交战场”赢得再多，到底空忙。九国联盟？国际公法？可笑可笑。

弱国无外交的悲怆，国家自强的意义，只看那批外交家，在国联大会上精彩却无奈的表现，足以刻骨铭心，警钟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