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增长趋缓，国际政经形势多变的局面下，拉动内需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保持增长的不二法门。这也是不依赖“后发人口红利”和“行政指令”，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形成繁荣的良性增长。


消费，是解读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密码。


01
“这儿的土地基本上是平坦的，景色单调，村庄与村庄之间看不出什么两样……上等人的庄园，豪华的大厦，英格兰和法国式的漂亮房子，为何会无影无踪？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个社会并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产生贵族阶层？” 这是彼得·海斯勒作品《甲骨文》中的片段。那是1981年，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凯特利来到河南安阳，在给家人的信中，他用这样的方式介绍自己身处的国度。 我完全能想象那种失落。一个美国人站在河南空旷的土地上，期望看到哪怕一丁点摩登的景色，而等待他的，只有无边的农田和呼呼的风声。幸运的是，若把历史理解成时间坐标，戴维·凯特利的感慨与失落非常短暂——这个国家在接下来不到40年的时间里，GDP增长近44倍，突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豪华的大厦，漂亮的房子，各种他所想到和尚未想到的事物，在今天的中国都很寻常。在他发出感慨的那个瞬间，中国人已经处在一个前所未见的大顺境里。用另一位历史学家王赓武的话说，中国面临着历史上的第四次崛起，是秦汉、唐代、明清之后的再度辉煌。 身处顺境的人总是更关心未来。在2018年，全球经济转冷，中国人的顺境出现一个踉跄，人们不安地发问，中国将往何处去，它还能保持高速的增长吗？而国家统计局则发布数据，用数字定义了一个当下的中国：2018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消费与投资，其中，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达到76.2%——中国正在和世界上所有的发达经济体一样，变成一个以消费为核心引擎的国家。 基于这样的事实，“中国将往何处去”的全民话题，似乎可以代换为另一个话题——中国人的消费往何处去？如果继续追问，这个话题或许还包括，“买买买”的时代口号到底还能持续多久，双十一的销售金额是不是仍然能年年刷新，拉动内需除了挖掘下沉市场，是否还有其他法门……
 不断重复这些问题，我又一次想起戴维·凯特利。他在1981年苦苦寻找的中国上流社会，今天终于成型。2018年的《胡润财富报告》揭露了一项数据，在大中华地区，拥有600万资产以上的富裕家庭已经达到488万个。他们的家庭总财富高达133万亿，是中国全年GDP的1.5倍。在中国的消费者群体中，这些生活在金字塔尖的人，和下沉市场一样神秘有力，与后者共同组成了中国消费的两极。 这是一群漂浮在云端的人。最多不过一千多万人口，但把握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动脉，并将深刻影响这个国家的未来。对于他们是谁，长什么样子，怎样理解自己的财富与生活，我充满好奇。当然，我无法逐一与他们面对面，但我试图在个性中寻找一些共性，为这个群体勾勒轮廓。而在此之前，我需要先放下自己内心的偏见，例如，他们一定喜欢购买奢侈品，他们一定对价格不敏感，他们一定在社会生活中游刃有余，他们一定拥有开放的思维和国际的视野……所有想象都是禁锢，我需要带着无知出发。 为了寻求答案，整个八月里，结交有钱人变成了我最主要的工作。这是一项短暂跨越社会阶层的任务，我需要做的，是向今天的中国富人不断释放疑问，像在湖面投下一颗颗石子。当波纹散开，有时会得到反馈，有时则会撞到什么，因此弹得更远。当然，还有一些时候，它们就只是无声无息地慢慢荡开去。 02 天几乎只是蒙蒙亮，潮气降了一夜，空气像能拧出水来。园区静悄悄，宝马车发出一声微吼，声音迅速被茂密的植物捂住，没有吵醒任何人。 房怡将车缓缓开出大门——在成都，同样的香槟色宝马至少有1000辆。若是懂行，你很容易看穿它的底细，车龄4年以上，少说也有8万里程。车尾清楚写着型号，520i。数字代表它的动力是同款最低，字母则告诉人们，这辆车是短轴版本，并未加长。两项信息组合，结论只有一句话：这是当年最便宜的一款宝马五系。 有些时候，拥有这么一辆车是尴尬的。没有人会否认它豪华车的身份，但在今天中国的城市街头，也没什么人会为它侧目。过去24年里，中国人消费了400万辆宝马汽车，庞大的市场保有量足以消解所有好奇。在网络上，房怡的选择还可能遭遇奚落，“买低端豪华车的人就是为了面子，”一位网友在汽车论坛发帖说，“这种车没有任何实用性。” 房怡不懂车，也极少上网，她只知道这辆车让她舒心，便一直开着，就如同丈夫也一直没有换掉那辆老掉牙的丰田汉兰达。她今年43岁，在每一个这样的清晨，她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能否将女儿准时送到学校。三年前，她们一家从市中心的歌舞剧院家属区搬出，住进了位于成都南郊的别墅。这是一幢358平米的联排别墅，上下三层，价值600万。这个决定为他们的生活带来许多影响，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花在交通上的时间变得更长。女儿的学校离家26公里，房怡与丈夫一起经营的设计公司，也在27公里之外。三点连线，在城市中组成了一个巨大的“Y”字型。


图为受访者提供：房怡家的别墅 


女儿在路上可以打个盹儿。她在一所重点中学的国际部读高二，正值关键期。和普通全日制高中不同，她们学习国际文凭组织开设的IB课程，可以直接申请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在毕业之前，她们每人都至少要完成一篇4000字以上的论文，用纯英文书写。最近，房怡的女儿在尝试写剧本，她已决定，毕业后将争取去美国学习导演专业。我联想起自己17岁朝不虑夕的生活，感受到了她远超同龄人的早熟。 过去十年，国际学校在中国从稀有到平常。四川类似的国际学校有51所，全中国则多达1028所。在这所学校的官网上，办学宗旨写得很令人振奋，不同于公立学校常见的“立足当地，服务社会”，或者是“质量立校，文明兴校”，它所写的是：为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公民而努力。我不知道房怡是否完全明白国际竞争力意味着什么，但她十分确信，这是女儿需要的。 为了证明学生拥有国际竞争力，国际部的学生不会参加中国高考，因此可以避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残酷竞争。而家庭需要为此付出的，是大约每年13万的学费，这相当于一名成都白领全年的收入。在房怡看来，从高中到大学，能在百万量级解决女儿的教育问题，是一笔相当划算的投资，这意味着，女儿的人生轨迹将和大多数同龄人不同，当然，也与房怡自己不同。 2000年，房怡和丈夫一起创业，开办一家室内设计公司。“当时成都二环路外都是郊区，”她说，“最好的房子也就卖3000块一平。”公司开起来，房怡逐渐了解了室内设计公司的行业惯例——设计通常免费，利润主要来自装修。房怡是科班出身，她认为，“至少得把学费挣出来”，因此坚持收取设计费。她把价格标准定在每平米30块钱，在和同行一起宣传时，果然无人问津。 一气之下，她把价格涨到100元。谁成想，这样竟真的有客人上门。客人的想法不难推测，“别人不收钱，他们要收100，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当时的房怡并不知道，她无师自通地应用了一门极其有效的消费心理学，为自己筛选出了市场上最愿意付费的客户。此后20年，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蓬勃，他们的公司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在成都崭露头角，进入豪华住宅的设计领域。在她的客户名单上，许多赫赫有名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位列其中，他们的家中哪里有密室，哪里有保险箱，她是为数不多的，最了解的人之一。 03 “你怎么定义自己的财富水平？”八月的一个下午，我这样问她。 “中产，”房怡果断回答，“标准的中产。” 在中国，许多人确实不知道自己究竟算不算富有，但房怡的回答显然是出于谦虚。我们对话时所在的店铺，是房怡的新生意，既做设计，也卖家具，还有一间咖啡厅。这里有4400平米，上百款进口家具，员工五十多人。不用费劲计算也能得知，在成都运转这个规模的生意，保证仓储、物流、售后井然有序，至少需要千万资金。按照《胡润财富报告》的标准，有千万可投资资产的家庭，被称作“高净值家庭”，全国只有82万人。 之后我们的话题山南海北，但我竟不断回想起她所使用的这个词，中产。除了谦虚，它似乎还意味着别的什么，这或许与它词义中表达的“未完成”状态有关。中产，意味着小有所成，也意味着不够富有，这可能指财务目标没有达成，也可能指人生理想尚未实现。在今天的语境里，这是一个属于奋斗者的词汇，房怡的工作状态也证明了，在完成财富积累之后，她并没有打算就此休息。 伴随着这些零散想法，我逐渐感到她身上奇怪的冲突感。她的家庭足够富有，但除了拥有一栋别墅之外，其他方面的物质生活都不出挑。一辆最低配置的宝马车，一辆上了年纪的汉兰达，这在许多真正的中产家庭里也属平常。她承认自己有段时间买了不少奢侈品，但在新鲜感过去之后，她还是更习惯从朋友开办的服装厂里选衣服。她不上网，更不网购，认为在网上挑选商品耽误时间。问到她日常中最大的开销，她回答是教育，不仅仅是女儿的，也有关于她自己的，她喜欢研究心理学，花了不少钱去接受培训。 我意识到，这种奇怪的冲突感，恰恰来自于她实在太过正常，如果不是因为那栋别墅，我几乎真的要认为我们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而之后一个月中的见闻告诉我，这种“奇怪的正常”，恐怕不只属于房怡。 正如同中国是一个新富国家一样，中国的许多富裕家庭也是崭新的。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富裕家庭。2009年的《胡润财富报告》里，拥有千万资产的中国人共有825000人，10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01万。这令人惊讶的爆发，其实描绘了属于整个国家的增长惯性——数以百万计的富裕家庭仍处在这财富积累的惯性里，口袋里的收成刚刚捂热，这并不能带给他们巨大的满足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还能获得更多。
 今天，中国最先取得富裕的人都还在职业生涯的高峰，联系到这个国家一贯崇尚的勤奋精神，以及李嘉诚、王健林、雷军等富豪的以身作则，那种在影视剧里出现的，财富自由便退休的剧情，很难在现实中成为普遍现象。胡润研究院估计，未来中国将有50-60万亿元的家族财富由第一代传给第二代，但整个过程将持续30年。至少目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创一代主导的国家，而创一代的精神意味着更多的积累，更少的开销，更紧张的时间，这些要素与时代需要的消费精神都背道而驰。 我们的对话没有持续太久，房怡很快告辞，去主持一个工作会议。我对许多问题仍没有头绪，因此只好抓住最特别的那一个：
为什么这样一个中产化消费的家庭，会很突兀地去购买一栋别墅？理解这个异常消费，也许能帮我更好地理解她。 04 在成都附近，商业别墅住宅区主要集中在七个板块，青城山、蒲江、城北、牧马山、温江、龙泉和南延线。它们的存在印证了我在中学地理学到的知识：高档住宅总是要远离闹市。在七大板块中，南延线的别墅区被誉为成都别墅的标杆，房怡的家便在这里。 我沿着天府大道一路向南。这是成都市一条长达34.7公里的南北动脉。道路两旁是整个成都最有精英气息的地方，漂亮的写字楼摩肩擦踵，那些著名的互联网公司，例如阿里巴巴和腾讯，都将区域总部安排在附近。而当一路开到写字楼悉数消失，道路两旁只剩精致修剪的绿化带和在建工地时，才算真正接近目的地。 这座别墅区将近4300亩，相当于400个标准足球场。建筑全部是西方风格，孟莎式屋顶的法式建筑，搭配着意大利风格的浮雕，与北美的花园洋房组合在一起。每一片区域都有一个异域风格的名字，例如圣安德鲁、茵特拉肯、拉佩维尔。保安认真负责，内部有高尔夫球场。别墅区外围，则几乎全是亟待开发的工地，不难看出，这里在不久前还是一片农田。空气的确比城中更清新。
 内部与外部，繁荣与荒芜，这种对比是如此强烈，像沙漠中突然出现一片绿洲。 我听人说起这里最贵的别墅，靠近高尔夫球道和人工湖，面积超过七百平米，有私家码头，总价在2亿人民币以上。至于便宜一点的入门级别墅，价格也至少需要600万，这其实是个并不夸张的价格，相信在许多人的承受范围之内，尤其对身在一线城市的精英来说，应该很有诱惑力。而这也让我感到好奇，在入门级的别墅并不过分昂贵的情况下，为什么买别墅的人并没有很多。 我曾向房怡请教这个问题，她回答我，别墅并不是没有缺点。“比如它离城市比较远，工作或者孩子读书都很不便。”她说，“而且别墅的生活成本更高，这意味着家里一定需要保姆，当然，物业费也会更高。”也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她在收房之后的第四年才装修入住。 但是，对一些需要彰显身份的人来说，这些缺点恰恰很有必要。别墅离市区远，就配专职司机，空间太大不好打扫，就配三个保姆。房怡的邻居就是这样做的。在那栋价值不菲的大型别墅里，有专门一层属于保姆的会客区，出色的室内设计可以让主人与保姆避开各自的生活，如果愿意，他们可以从不碰面。 房怡家也有保姆，她已经在房怡家里工作多年，几乎是看着房怡的女儿长大。她月薪五千，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要休息，主要负责做饭、遛狗和收拾卫生。搬到别墅后，保姆一个人忙不过来，房怡每两周还需要专门请一次保洁。“这工作真是轻松。”我由衷感叹。“可就这样她还想辞职，”房怡摇摇头，“她觉得别墅太闷了。” 我忍不住去想那个画面：一位中年保姆带着一只金毛猎犬，住在三百平米的别墅里，有影音室，有健身房，有浴缸，有花园，似乎只差一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如果能把这画面的主角换成自己，许多人会趋之若鹜。但保姆对此不满的信息提醒我，很多人没有独自排遣寂寞的能力。在歌舞剧院的家属区，保姆可以看人下棋打牌，但在这里她无比孤独，连去最近的超市也需要坐车。坦白讲，我不确认自己能不能忍受这种生活。 我问房怡，“既然有这么多不便，为什么还要买别墅？”她用两个字回答：限量。 她所说的限量，指的是从2003年起全国推行的“禁墅令”。2003年2月，国土资源部发布被称为“45号文”的紧急通知，强调“停止别墅类用地的土地供应”。此后十年间，这一规定被先后重申了五次。2019年，住建部发布“特急”通知，要求停止别墅项目建设审批，并对“已建、在建、在批、特批的别墅项目进行梳理”。在“禁墅令”背后，是近年来中国的耕地面积正在急剧减少，而别墅占地规模太大。在2017年末，中国耕地面积是20.23亿亩，《全国国土规划纲要》要求，到2020年，耕地保有量要保持在18.65亿亩以上，18亿亩，也被称为“中国耕地红线”。
 因此，用房怡的话说，“中国的别墅是卖一套少一套。”至于别墅能实现她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她将这个理由放在第二位。因为它显然没有第一个理由重要。 事实上，房怡曾在私下表达过购买别墅的第三个理由：这或许会为她的事业带来帮助。她为许多别墅提供过室内设计，清楚这个行业的市场规则。过去20年里，她没有投放过任何广告，所有的业务都来自于熟人介绍。这是关于中国富人最保守的一面，即他们不相信宣传，几乎只相信同等身份人的推荐。生活在别墅里，房怡有机会结识更多的别墅业主，他们自己可能拥有不止一套别墅，也可能将房怡引荐给自己的朋友。这都是房怡期待的。 这种想法显得工于心计，但并不难理解。我比较惊讶的是，购买一栋别墅，她竟然有逻辑分明，角度各异的三个理由，那种期待中富裕人群任性放肆的消费完全不见踪影。她几乎不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失去理性，就如同她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扩大事业的可能一样。她始终保持着属于中产的饥饿感，我想象不出有什么力量能使她停下来。 05 八月，我的朋友向我引荐胡总。他五十多岁，是四川安岳人——那里被誉为柠檬之乡，是一座有160万人口的县城。他在那里长大，如今的工作重心则在另外一个城市，出于隐私原因，我已无法描绘得更具体，因为现在他是当地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他的公司占据了一栋12层的写字楼，马路对面的酒店也在他名下。人们对他的风评不一，有人说他平易近人，也有人说他脾气暴躁，无比固执。 胡总喜欢在办公室里挂自己的照片，每张都有登机箱那么大。照片全都PS过，但是既没有美颜，也不是虚构和重要人物合影。它们风格统一，主题是胡总保持威武站立的姿态，再将这个姿态PS到各种虚化的背景上。在八九十年代的影楼，人们也常用这样的方式和名胜古迹合影，例如背景是天安门或是长城，只不过胡总要突出的，只有他自己。 最近两年，胡总最大的一笔个人消费是在安岳农村翻建祖宅，花费在千万以上。这在当地成为一个巨大的新闻，其中的冲突感和不可思议，就好像泰勒·斯威夫特突然宣布要嫁给一位中国农民。我看过那张所谓祖宅的照片，是两间破败的平房，房子的底座是一米多高的石板，再往上则是土墙结构，刷过的白色已经发灰，与屋顶的瓦片颜色相近。说是祖宅，其实房子的历史很短，只有胡总和他的父母在这里居住过，但是他想以此为源点，建立一个不断传承的大家族。 从成都出发前往安岳农村，大约需要两个半小时。我们经过一座非常袖珍的村镇，一切都围绕中心地带的一棵巨大槐树展开。择一条小路上山，乡间小道只容许一辆车通过，道旁的农作物生长茂盛，让人想起“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诗句。如此再行进十分钟，人会在某一个转弯过后，突然看到那座突兀的建筑。 “像个旅游集散中心。”一些人这样形容它。这主要是由于它看上去巨大而方正，但是似乎又毫无个性。 外表朴素，是胡总的要求。他希望这座“新祖宅”尽可能保证过去的味道，但是最好又足够宏大，因此外观像在老屋基础上直接乘以十倍。现在的这栋建筑长27米，进深9米，共4层，总计1500平米，内部还装有电梯。门口的花园和水池，完全按照城市里的豪宅标准打造。站在这座房子的楼上，能看到四周绿油油的农田和波浪起伏的小山峦，虽然不能远眺，但也有被群山环抱的感觉。它的朝向由风水先生仔细勘察过，用鲁班尺找到了最佳角度，既可以有利于胡总运程，又能造福于子孙后代。现在，它的名字叫“胡家大院”。 
站在胡家大院向外看的景色，也能看到很老的当地房屋

在胡家大院旁边，仍有当地的农民生活。他们就住在几十米外，居住的房子和被拆除的胡家老宅并无二致，石板，土墙，灰瓦，墙上偶尔还有窟窿。如果说恢弘的胡家大院像一部最新款的劳斯莱斯，那他们的房子则像一辆从民国驶出的老牛车。只是，放在这完全乡土化的场景里，突兀的不是牛车，而是劳斯莱斯。这几间老房子，从胡家大院的视角看出去，既是阻碍，偶尔又像是风景的点缀，他们的命运，恐怕要看胡总如何理解这件事。 胡家大院的内部是华丽的，与外表的朴素形成强烈的反差。进入胡家大院的第一个空间是堂屋。这里完全是中式风格，随时可以举办一场拜天地的中式婚礼。主人的座位正对大门，透露着传统的宫廷威严，在他身后是一个香案大小的方桌，这里将用来供奉祖先牌位。在胡总的想象中，百年之后，他的后代将在这里祭拜他，向他叙述家里的兴衰对错，感谢他为家族创下的优渥生活。他现在已经有两个儿子，大一点的已经工作，在成都一家普通的公司上班，“不急，”胡总说，“先让他历练几年。”
 和堂屋不同，胡家大院的所有卧室又都是欧式风格，席梦思床，羊毛地毯，电动窗帘。他认为，在享受生活这件事上，还是西方人做得更合心意。同样的文化冲突也发生在厨房——按照胡总的特别要求，他在别墅中修了一个农家土灶，还设置了放柴火的地方，这样他就能随时随地吃到正宗的“柴火饭”。而就在土灶旁边，胡总还是又布置了一个西厨空间，可能吃惯了柴火饭之后，他偶尔也会想吃牛排。 整个胡家大院里，最神奇的设置是粮仓。是的，一间专门储存粮食的空间，像旧时代的地主们一样。可是，即便胡总将自己理解为一个大地主（某种意义上，房地产开发商真的具备这个特征），这个行为也仍然是令人费解的。对地主来说，物资短缺时代，粮食是他们的核心资产，因此需要专门保护，但现在，这个空间设置显然没有任何意义。 胡总兴致勃勃地介绍他的思路。我忘了说，粮仓不是在后院，而是在胡家大院的三楼，和胡总的主卧在同一层。但是，如果你想去粮仓，需要从四楼下到三楼方可进入。整个的场景设置是这样的，“你看，我从外面打了粮食回来，坐电梯，把粮食运到四楼的平台上，那正好可以晒粮食。粮食晒好了之后，我把粮食一收，啧，直接就放进三楼的粮仓里，多方便。” 我在这个瞬间终于明白，这其实是一场游戏。一种他设想中的退休生活。一种行为艺术。因此，我也毋须再问为什么在这个年代需要打粮食，从哪里打，有没有考虑粮食放进去容易，拿出来很难的问题。对一个游戏来说，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这本来就是游戏的一部分。我想，他在这个过程里能找到关于自己的一切：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吃不饱饭的童年生活，一个自食其力的奋斗过程，一个满仓满谷的人生赢家，一个就放在自己枕头旁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厚重安全感，一个大家族真正的起点，一个值得被铭记的人。 胡家大院从筹建翻新到最终完成，历时两年有余。这一定是胡总最得意的一处住宅，因为这里满足了他对住所最疯狂的想象，中式与欧式齐飞，土灶与西厨一色，乘着电梯到屋顶晒粮，最后再收纳进卧室旁的粮仓里。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斥资千万打造胡家大院之后，并没有人真正住在这儿，它只在胡总一家回乡祭祖时使用，在99%的时间里，这座四川乡村中的奇特宫殿都空空荡荡。他不断填满粮仓的游戏，也许要在很久之后才会在这里上演，而要等待自己的子孙后代把胡家大院的十多间屋子住满，恐怕才是胡总和胡家大院真正面临的百年工程。 06 在整个八月，不止一个人对我说，几乎所有富人都有自己的风水先生。 不仅仅是胡总的胡家大院由风水先生测算过，房怡的新店铺也是由风水先生敲定了选址和开业日期。室内设计师崔钰也说，有时候设计图给到客户，返回的修改意见一看就是请风水先生看过的，会要求在这里加个隔档，那里加个水景。但是和预想中一样，他们都不愿意深入讨论这些问题，认为这是一种忌讳。 这让我想到一家科技公司的CEO，他崇尚科学，迷恋技术，但同时也是风水的信徒。他的办公室里养着风水鱼，一次一个采访者问，“这东西有用吗？”他微微一笑说，不知道。快速地闪躲了这个问题。但显然，如果他认为没有用，采访者不会看到这些风水鱼。从北京的CBD到安岳农村的胡家大院，风水像一滴显影液，把中国人的矛盾和期望反映了出来。 作家彼得·海斯勒在沿着长城横穿中国的过程里，也遇到过风水先生。他写道，“风水先生专门测算建筑物和地形之间的关系，试图在自然之物和人造之物之间构建和谐。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他们向许许多多的文化传统发起攻击，斥之为封建迷信，其中就包括宗教、算命以及风水推理。”尽管时至今日，相关的行当仍旧没有得到恢复，但“人们对风水的信奉已经被证明具有很强的反弹性”。彼得·海斯勒说，这主要是因为“这个行当有利可图”，风水好，就是运程好，所以人们都愿意花钱。
 在一个工作日的晚上，我专门去听了一节风水课。主讲人老詹有诸多头衔：易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医文化非遗传承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伦理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西部精神医学协会会员 他穿一件印有李小龙的旧T恤，短裤，皮拖鞋，年纪五十左右，一副菜市场里随处可见的形象，声音很轻。他的微信名叫“龙隐道人”。鉴于老詹有一些和医药有关的身份，我想他或许也可以帮人治病。在传统文化领域，风水先生常常担任着医生的角色，就好像彼得·海斯勒在山西遇到的风水先生张宝龙，不仅可以“选择配偶”和“选择坟地”，名片上还写着，可以医治“疑难杂症”。而在以上所有的标签之外，老詹还有一个我最关心的身份：大学老师。 据说，他在一所大学的国际教育学院，专门教留学生。当然，不是教风水，教中国文学。 “这是我上周在书店打的一卦，预测成都当天会不会下雨。”课程开始，老詹翻出手机，把自己的朋友圈投射到屏幕上。“当时雨都已经要下来了，但卦象显示，一定不会下雨。果然，我当天晚上在院子里等到十一点，也没有一滴雨落下来。”紧接着，他又展示了一条私人微信，一位高考考生的家长告诉他，孩子已经如愿考上南开大学，多亏老詹打卦，才让他们没有强行去填报其他高考志愿。 上课的过程非常枯燥，我缺乏基础，像直接跳级听课。“山火贲。贲，亨，小利有攸往。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屋子里的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对这些句子毫无反应，而也有一些明显是尖子生的人，能直接就某些问题和老詹展开讨论。我环视四周，发现还是以中年人为主，女性多过男性，但一些打扮稚嫩可爱的90后女孩的出现，也确实令我颇感意外。 人们说，老詹帮很多权贵看过住宅，调过风水。某个美国公司的中国区总裁，老詹就帮他看过别墅，当时老詹说，“这个入口朝向会让家人经常吵架”。之后的事情果然应验，这一家人不仅互相吵架，而且和物管吵架，和邻居吵架。后来，他们按照老詹的意见，将这个入口改成保姆通道，在另一个方向重新开门，一切才都回归太平。
 只要你生活在中国，这样真假莫测的故事一定会听过很多。相信道家的人认为，世间万物都有联系，因此会相信房屋朝向会影响到我下个月会不会和物管吵架。那些对此深信不疑的人，比如房怡，就从2003年认识老詹起，大事小情都请他占卜，“100%不敢说，90%吧，这么多年，至少九成都是准的。”她记得有一年，老詹提醒她赶紧把自己的股票卖出去，大盘将跌，她果断照办，成功躲过了一次股灾。 我本计划和老詹一起，参与一次他的工作，据说他已经告别真正的罗盘，开始使用罗盘App进行测算。但后来我被告知，他最近没有什么相关工作，我也只好作罢。我忍不住想，这小小的挫折，是不是与我家中哪里的风水有关。 07 8月的一个晚上，我和冯宣约在我们常去的一家冷锅鱼。大学时我们住在同一间寝室，现在他在一家银行工作，专为大客户提供服务。“策划像亲子马术这样的活动，邀请经济学家来讲课，让客户尽量多的来参加。”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当然，举办这些活动的核心目的，还是吸收存款，销售理财产品。 大客户们的时间更宝贵，参加活动的意愿并不高。“因此策划要更吸引人。”冯宣说，“比如请经济学家来讲课就有很多人参加，他们非常关心经济形势。”我觉得很有意思，不仅仅是这个话题，还因为我们坐在客单价20元的小店里，评论着有千万存款人群的生活。 “如果你有2000万存款，那你在我们银行就是八百分之一。”他说。我追问，这是指全成都只有800个人有2000万以上的存款吗？“不，”他纠正我，“全四川。”这个数字与我预想中的有不小差距。国家统计局显示，2018年四川省的总人口是8341万人，那拥有2000万存款的人，只占人群中的0.0009%。“到时候，我们会为你提供管家式的服务。” 当在一家银行的存款到达这个量级，客户与银行的关系会亲密很多。“比如客户会开车到银行找你，跟你说，今天我们家谁过生日，我时间来不及，你帮我准备个蛋糕，下班的时候我来取。那我下午就得出去给他买蛋糕。”类似的事情还有，对于一些大客户的紧急需求，银行有义务24小时配合，冯宣就曾经在早上五点到银行帮客户处理业务，因为客户天亮就要出国。 从冯宣讲述的角度理解，银行可以说真真正正地挡在了富裕家庭消费的对立面。存款越多，他们提供的服务就越好，他们提供这些服务完全是附加的，换句话说，是免费的。客户的钱躺在银行里赚取利息，客户则可以享受银行的管家式服务。而且，当客户把财产分散开，存五家银行，就能得到五份服务，他们还会彼此竞争，这样客户可以得到更多。 “但是你放心，大客户不会占你便宜。他让你买蛋糕，他一定会付钱。这一点和大多数人不一样。”冯宣说。确实，许多人向我佐证了这一点：来自富裕家庭的人，非常清楚所有服务都需要付费。但这并不意味着让他们消费很容易，相反，小到一个眼神都会让你失去一个大客户。 设计师崔钰对我说，她曾陪同一个客户去卖场挑选家具，在一家店，售货员与崔钰相熟，但见有客户在场，便犹豫要不要打招呼。两人之间的眼神接触被敏锐的客户看到，客户立刻拂袖而去，认为她们在合伙算计他。“一旦失去信任就很难挽回。他们的资源足够多，把你换掉仍然有很多选择。”
 当谈到中国富人的共性时，谨慎和多疑是我在过去一个月最常听到的词。他们不会允许自己吃亏和犯错，哪怕只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在他无法判断其真实意义时，他就会想到最坏可能。和普通人相比，他们反而更怕被差别对待，所以会有人跟我描述，开着劳斯莱斯的客户和停车场收费员砍价，“为什么收这么贵？十块？七块行不行？” 理解中国富人，需要将他们放在历史进程的沙箱中。发令枪在1978年才鸣响，40年后，他们领先于时代的大多数人，从13亿人口的国家获得机会。这个过程实在艰难，以至于他们的自我保护变成了本能反应。而当他们富有之后，面子和尊严，更不能让他们接受失败，“如果他们在一件事情上吃亏，会显得自己不够精明。”在为富人提供了近20年服务之后，房怡已经深谙客户的心理，但即便如此，她仍然不免跌跟头。2018年，一位客户通过房怡购买了价值350万的进口家具，因为个别几件商品有瑕疵，客户不接受修复，坚决要求全部退货，现在官司还在进行中。 在我得到的信息里，富人们比普通人更厌恶失败，他们不喜欢陌生感，一切消费行为最好都有熟人作保。但这样带来的结果，当然就是封闭。8月末，房怡一家去日本旅行，她报了一个私人定制的旅行团，即便是近如日本，价格也是五万以上。“他们说自己就是这个行业最好的。”房怡说。这也是朋友给她推荐的。我看了那家旅行社的介绍，在网络上查不到任何信息，无法想象，一个在互联网上几乎不存在的旅行社，竟可以通过富人圈层的口碑传播，成为中国最好的旅行社之一。这让我想起《理性的非理性》中论述的：人们并非像自己愿意承认的那样，能停留在理智的层面来做出每一个决定。 08 和掌握大笔财富的人相处，人会对数字渐渐失去概念。当房怡跟我说“350万的家具”，我好像只“嗯”了一声，但实际上，我不知道350万能买到什么样的家具，以及，为什么人要花这么大一笔钱买家具。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可能永远无法理解中国富人。但换一个角度，我似乎又和他们感到亲近。当他们聊起风水，聊起自己的奋斗史，聊起自己的小心思，聊起自己的饥饿感，都能让我想起一些就在我身边的人，一些把脚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市井泥土中的人。 我曾说，希望自己只带着无知出发，但仍然感到偏见偷偷跟来，其中最大的偏见是，我认为他们是浮在云端的人，有一套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已经和大多数人不同。但结果正相反。除了比一般人更富有，我没有看到任何与普通人的不同，比如新的思想，新的精神，他们的生活更是完全不像19世纪英国小说里描写到的贵族生活。我也因此可以确定，至少目前，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的贵族，中国富人，正处在云端与泥土之间。 他们身上的缺点带着一代人的烙印，在许多瞬间，都让我想起自己的长辈与亲人。这些人共同的特点是，在公共事务面前只关心个人命运，在公开资料面前更相信小道消息，在信息时代面前更信赖熟人推荐，在精神消费面前更加迷恋物质。他们是封闭而傲慢的，与新鲜的事物几乎脱节，很少付出，很多攫取，从这样的角度看，他们似乎也是需要被打开的下沉市场。金钱并没有让他们产生根本性的异化，他们追求排场，看重面子，经营家族，锱铢必较，这些传统的中国性格在鲁迅笔下已经写得够多了。
 许知远曾经在《彭博商业周刊》的某一期开卷中这样写道：“今天的中国更像是上世纪初的美国。城市化、工业化和商业化是时代的主旋律，技术革命催生社会变革，大众媒体蓬勃兴起，对物质的崇拜、欲望与焦灼困扰着人们，随着它们日益深刻地卷入国际事务，它们对自身的身份寻求也强烈起来，对自身的历史意识也开始觉醒。”我想，这一判断目前仍然是准确的。 在八月短暂跨越阶层的过程里，我时常翻起富兰克林·托克所著的《流水别墅传》。这是一部关于世界上最出名别墅的传记，它恰好就诞生于1938年，一个我所认为的，美国最接近今日之中国的历史时期。书中所记录的美国匹兹堡上流社会，和我所看到的成都富人有诸多相同之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令人熟悉的封闭感，以及在财富积累的道路上一往无前的专注。 但是，我也希望在最后，用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来发出提醒：这栋世界上最著名的别墅，在私人手中只保留了25年。1963年，它便被捐献给了西宾州环境资源保护部——私人愿意将宝贵资源奉献给公共，这种情况在当代中国似乎绝少发生，因为我们仍处在努力攫取资源的过程里。这个细节说明，到了上世纪中叶，极个别的美国富人已经拥有了看待财富与社会的新视野，而这是中国富人尚在寻找的。
理解美国人这样的行为，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向中国人描绘，中国究竟在国际社会面对着一个怎样的对手，而我们又和他们有怎样的差距。在未来三十年，这或许是一个比如何传递家族财富更值得中国富人考虑的问题。 注：本文中使用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