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杂性科学的重要奠基人，圣塔菲研究所元老级人物。研究正反馈机制的先驱，以“收益递增规律”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新经济思想。1990年荣获熊彼特奖。
《技术的本质》
作者：布莱恩·阿瑟
译者：曹东溟、王健
出版：湛庐文化丨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年6月
《复杂经济学》
作者：布莱恩·阿瑟
译者：贾拥民
出版：湛庐文化丨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年5月
布莱恩·阿瑟这个名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早在1997年国内已翻译了他的著作《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一时间激起了知识界的广泛关注。
布莱恩·阿瑟天生具有叛逆精神。他本可以留在主流经济学的大本营中，但在世界各地的观察与对话早已让他对传统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深地怀疑。
“理性人假设”、“边际效益递减”等经济学假设虽然仍是如今很多大学课本上的金科玉律，但面对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主导的数字时代，面对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传统经济学的解释力显得苍白无力。新的技术究竟会如何影响经济？决策者如何面对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阿瑟早在三十年前就着手搭建的复杂经济学框架为此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把经济现象看作生态圈
新京报：你曾经生活在一个自由放任模式主导市场的年代。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产生了质疑？
阿瑟：在学生时代，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系统工程或数学，但我却对经济学异常着迷。当时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经济学课堂上，教授们都在说经济学是研究静态稳定的均衡现象，这就让我感到很奇怪，也对此产生了很多的困惑。
举例来说，我们知道英语最初发源于欧洲的一个岛国，但如今却成为了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随之产生的现象是，世界上说英语的人越多，就会有越来越多不说英语的人为了交流，被迫开始学英语。这显然和经济学课本上所说的均衡现象大相径庭。当我把这个问题向大学教授们请教时，他们都无法给出令我满意的答案。这个问题埋在了我的心底，成为了我开始研究的起点。
我必须指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开始研究收益递增现象了。这在当时是全新的理论，经济学家们意识到，收益递增的结果可能走向这个方向，也可能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我在1983年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收益递增的论文，但我意识到需要把一切研究放慢，不急于得出草率的结论。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正式与传统经济学理论分道扬镳。
新京报：复杂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阿瑟：从一方面来说，复杂经济学认为，非均衡是经济的常态和现实。经济系统从来都不可能达到均衡。传统或经典经济学以物理学的思维方式看待经济现象，认为是在均衡的左右来回震荡。复杂经济学更接近于生物学，把经济现象看作是生态圈，一个新物种的产生必然会对其他物种产生连环的影响，A影响了B，B又影响了C，环环相扣。
早在1988年，圣塔菲研究所就用这种视角来看待经济学了，十年之后，我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复杂性与经济学》的论文，当时《科学》杂志的编辑希望我为这种新的研究方法起个名字，于是1998年首次出现了“复杂经济学”这个术语。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否合适，或许应该叫做“非均衡经济学”更为妥当。
新京报：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不仅击破了华尔街的金融泡沫，也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构成了严重的挑战。有些学者认为这场经济危机正是经济学发展的转折点。那么，复杂经济学如何看待2008年的经济危机？
阿瑟：从复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回答。一方面，复杂经济学关注一个因素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其他因素乃至整个系统。2008年金融危机起源于一两家因过度房地产借贷而破产的银行，然后又逐渐影响了其他跟房地产行业无关的普通信贷，最后波及了整个金融体系。这种骨牌效应导致的非均衡正是复杂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区别。
从另一方面来看，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在2008年崩溃了，也是在2008年到2010年之间，经济学界内部开始了一系列的自我审视和修正。观念上的变化正在缓慢地进行，但目前为止，西方世界还没有完全接受复杂经济学。
相比于西方，中国似乎更能接纳复杂经济学的观点，这可能受益于中国的传统哲学。《易经》等中国著作中追求的“和谐”或“均衡”是在不断变化、不断流动中进行的，并非是西方人概念中的静态或静止的现象，比如骑自行车时达到的平衡。而西方人口中的“和谐”（harmony）更多地是指没有一丝波澜的水面，或是铺满的蜘蛛网。这一点对于西方人来说可能很难去理解。
中国是复杂经济学的活样本
新京报：部分学界人士认为复杂经济学很适合解释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奇迹。中国证券行业的一位高管直言：“中国正是复杂经济学的一个活样本。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源于地方在相互竞争中探寻、试验不同的办法。”你认同这样的看法吗？
阿瑟：我之前没有这样想到，但我认同这样的说法。复杂经济学研究的正是政策制定者在面对经济的不确定性时，如何做出决策。
中国经济的特点在于非常擅长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用我的话来说，就是经济上的生物学或生态学模式。物种和生态在经过一段时期后会选择不同的生存和发展策略，很多选择一开始是无意识的，通过尝试来确定哪些策略是奏效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给自身带来了很多问题，但它的适应能力很强，不断地调整策略，这与我这些年来观察的经济现象是相吻合的。
新京报：谷歌公司的前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曾说，“我们的Java，就是根据布莱恩·阿瑟的思想开发的。”正反馈效应和收益递增是你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贡献。它们是如何在高新技术行业体现的呢？
阿瑟：刚才提到过，我是从1998年正式开始这方面的研究。计算机等各类新型技术也在那个时代涌现出来。实际上，收益递增理论适用于所有高新技术产业。这意味着像谷歌这样的公司，越是在市场占据领先地位，其品牌就越受欢迎，该公司也将在下一产品中投入更多资金。
美国的硅谷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都是动态发展的，市场倾向于使某一企业占据此行业的主导地位。以微软公司为例，该公司过去将Windows拷贝在光盘上出售，研发新的Windows系统，微软公司一般都需斥资近20亿美元，然而，把系统拷贝到下一张光碟上的花费便会非常少。因此，微软公司的单位生产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不断下降。这样的现象同样适用于中国近年来崛起的互联网企业，比如阿里巴巴和腾讯。
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脱胎于技术
新京报：圣塔菲研究所的很多成员，包括你在内，都是跨学科的专家。除了复杂经济学，你本人对于技术的发展和历史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为什么一位经济学家会对技术产生如此深厚的兴趣？经济和技术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阿瑟：我曾经花过不少时间投身于发展经济学，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印度、孟加拉国等地区的经济发展还很落后，技术水平也处于初级阶段。等到技术在不断提升时，这些国家也越来越富裕了，这样的观察同样适用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于是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经济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大学课本告诉我们经济就是市场、价格、劳动力，等等，技术与经济是竞争的关系。但我逐渐意识到传统的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脱胎于技术。
于是我开始研究经济是如何脱胎于技术的。我认为，每一种我们所知道的技术，初始发展阶段都相当简单，随后则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其数量级也会复杂得多。我开始思考，技术是什么？技术是否会进化？这也是《技术的本质》这本书主要探讨的内容。
新京报：复杂经济学在研究经济系统的演化时,特别强调算法的重要性。你怎么看待人工智能引领的时代？新技术的产生是否也会带来未曾预期的问题？
阿瑟：在全球化市场的今天，大多数的产品都拥有复杂的供应链，人工智能试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运用算法实现复杂程序的自动化。从好的方面来说，这极大地便利了我们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兴起必然会造成大量的职员失业。西方有很多人已经对人工智能引领的未来感到深切的担忧。
数字时代对个人隐私的侵犯是另一个让我担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