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宁：反思美国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成因与对策 6park.com
2008-04-03 14:01 6park.com
所谓 “滞胀”（stagflation）是停滞膨胀的简称，由经济停滞（stagnation）和通货膨胀（inf1ation）两个单词拼接而成，用以描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同进并存的新现象。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通常是在经济周期的两个不同阶段交替地出现的：经济停滞往往出现在萧条阶段，通货膨胀则往往出现在繁荣时期。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却出现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两难现象。“医治一种疾病成为加重另一种疾病的手段。”[1] 
 
一、美国当年是如何陷入“滞胀”困境的
 
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一样，经济虽有起伏，但由于采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用财政支出和货币扩张来缓解衰退，经济的起伏要比战前平稳得多：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4.6%，生产率年平均增长3.2%；就业情况大为改善（其中，50年代的平均失业率为4.5%，60年代为4.7%）；消费物价指数的年平均上涨率仅为2.5%。以致于有人将这一时期称之为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
 
20世纪60年代，美国第36届总统约翰逊提出了建设“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内政纲领，其核心是保障民权，向贫困宣战。它向美国人民许诺了宏伟的目标——即通过社会变革，可以消灭贫困，实现种族平等。它扩大了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对社会福利所承担的责任，其福利范围和对象比原先更广泛，主要表现在有关就业、医疗、教育、生活和住房、城市发展等一系列法律的颁布、机制的设置和政策的实施上。[2]
 
当时美国经济周期正处于景气扩张阶段，联邦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然而州和地方政府却面临着技术和财源的不足，于是约翰逊决定通过授权计划的方式将联邦资源输送到州和地方政府。由于美国人民对肯尼迪总统英年早逝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同情心，美国政府和国会达成了罕见的高度一致，一系列相关法案被迅速通过。在约翰逊时期，美国共制订和实施了近500项计划，用于增加社会福利开支。
 
然而，就是在这种繁荣景象的下面，美国的国力却在悄悄地衰落。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效率的恶化：生产率由上升转为下降。与此同时，工资福利水平却在不断提高，以致于1968年单位劳动成本上升4%，1969～1970年上升6%，1970年后工资上升幅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时，因越南战争升级和“伟大社会”建设导致社会开支猛增，使得政府的财政赤字于1968年曾创记录地达到252亿美元，而到1971年6月底美国的财政年度结束时，仍高达232亿美元。1969～1970年经济危机以后，美国政府于1970年采取了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以刺激经济回升。1971年经济虽已复苏，但是失业率仍然高达6%，通货膨胀率也达到了4.5%。
 
由于美国国内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美元的地位也开始动摇。二战结束时，美国曾是最富有的国家，拥有占当时世界总量80%以上的黄金储备，因而能够确立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固定汇率制度。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安排下，美元成为一种“硬通货”在全世界流通。但是到了60年代，随着美国产品竞争力的下降和德、日等国的重新崛起，美国贸易顺差不断减少。到1971年5月贸易顺差消失，出现了自1893年以来的第一次贸易逆差，以后赤字不断扩大。美国的黄金储备也不断下降。大量流入欧洲的美元开始贬值，成为不受欢迎的货币。美国政府再也无力支持美元／黄金的固定汇率。
 
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政府一度采取了“双刃剑”政策：一方面，由联邦储备委员会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此来刺激经济、减少失业。另一方面，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8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宣布了他的“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实行为期3个月的工资物价管制和停止用黄金兑付美元。这个被称之为“尼克松冲击”的举动使得一向生活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美国国民深感震惊；同时也使战后初期建立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倾刻瓦解，使西方经济失去了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
 
1971年10月，尼克松再次向全国发表讲话，开始了“新经济政策”的第二阶段。这一次，反对的意见开始强烈起来。而且人们很快就发现，为实施工资、价格管制而成立的工资委员会和物价委员会实际上根本不起作用。因担心工会可能从监督机构中撤出代表，工资委员会一再作出让步：先是宣布认可延期未加的工资增长，并确定每年工资增加的标准线为5.5%，后又同意煤矿工人增加工资15%。物价委员会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一开始，它就批准了两家钢铁公司生产的白铁皮提价。在不到3周的时间，全国1500家最大的公司中有1／3提出了提价申请，而被批准与被否决的比例竟达20:1。结果，1972年物价在管制的条件下仍然上涨3.2%，失业率也保持在5%的水平上。
 
1973年春，尼克松因食品价格猛涨和“水门事件”的困扰，于6月间不顾一切地再次实施价格冻结。结果是灾难性的：市场上见不到牛肉的踪影，食品货架上空空如也。美国人第一次在和平时期遇到了短缺。此次冻结实施仅一个月便开始解冻。这时，美国政府转而采取财政金融双紧政策来控制物价。虽然如此，1973年第三季度至1974年第三季度，粮食、石油、鱼粉等必需品价格还是猛涨。时逢石油危机，于是石油价格从3美元一桶上升为12美元一桶，整整涨了4倍，1974年4月30日工资物价管制到期自动取消，加上美元贬值等因素，物价扶摇直上，达到了1974年全年上涨12%的历史最高记录。
 
  到1974年8月福特就任美国总统时，“滞胀”的局面已经形成。福特总统上台初期宣布通货膨胀为美国的头号大敌。在当时，福特及其经济官员都没有预料到失业率会在9个月内上升到9%，并成为1975年的特大新闻。1974～1975年的经济衰退使福特政府改变了初衷。在国会的压力下，美联储于1975年初开始放松银根。直到福特卸任为止，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一直时紧时松，疲于应付，而经济却一直呈现出高失业、高通胀的“双高”特征。
 
为了降低失业率，卡特政府在1977年执政后开始实行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77～1979年3年间M1的增长创战后最高记录。这导致1979年第四季度通货膨胀率上升至12.7%。1976年第四季度到1979年第四季度，在黄金价格和石油价格都迅猛上升的同时，美元不断贬值；生产率由提高3.1%转为下降2.1%。GNP增长率从4.9%降为1.0%，失业率却一直在6～8%之间居高不下。这样，公众对民主党政府及美联储的宏观经济政策失去信心。这导致了共和党政府的上台，将宏观经济政策重新制定以及对社会福利政策和政府管制政策进行“逆向改革”。
 
　　不仅是美国，整个西方世界均于70年代初开始陷入了“滞胀”的泥潭。西方七个主要发达国家的GNP平均年增长率为2.4%，失业率为5.3%，消费物价指数年增长率为9.4%。而在此之前的1968～1972年，该七国的平均增长率为4.3%，平均失业率为3.2%，物价平均上涨率为4.8%。
 
图表1 西方发达国家“滞胀”发生时的经济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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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间（年）
年均生产率增长
消费品价格提高
失业率
美国
1963-1973
1974-1979
1.9
-0.1
3.6
8.6
4.5
6.7
英国
1963-1973
1974-1979
3.0
0.8
5.3
15.7
3.0
5.3
法国
1963-1973
1974-1979
4.6
2.7
4.7
10.7
2.0
4.5
原联邦德国
1963-1973
1974-1979
4.6
2.9
3.6
4.7
0.8
3.2
意大利
1963-1973
1974-1979
5.4
1.4
4.0
16.1
5.2
6.6
日本
1963-1973
1974-1979
8.7
3.3
6.2
10.2
1.2
1.9
加拿大
1963-1973
1974-1979
2.4
0.1
4.6
9.2
4.8
7.2

　　 注:失业率为1965-1973年数据。
　　 资料来源：《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P.507。原典：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展望》各期。
 
二、“滞胀”的成因分析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根据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人们普遍认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此长彼消的关系，而不会同时并存。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要点，只在于沿着反映通货膨胀率与失业之间替换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寻找一个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可以承受的点。
 
但是，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滞胀”即高失业与高通胀的同时出现，使得人们开始怀疑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认为他们用通胀缓解失业的做法导致了“滞胀”的出现。但是对于如何解释“滞胀”的形成机制，不同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就政府政策而言，主要是宏观经济政策、社会福利政策以及政府管制政策三大失误导致了“滞胀”的发生。
 
1、宏观政策失误
 
首先，从货币政策角度分析。最先对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提出质疑的是货币主义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他在60年代末提出“通货膨胀与失业互相强化论”。他指出，菲利普斯曲线所表示的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替换”关系，只在短期内存在，从长期来看并不存在，其论据主要有二：（1）从长期看，失业率总是处在由于摩擦性原因和结构性原因所引起的“自然失业率”的水平上，任何试图将失业率降低到“自然失业率”以下的努力，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有害的。（2）只有在人们具有“货币幻觉”，他们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低于实际通货膨胀水平，即没有意识到货币贬值的时候，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总需求”政策才有可能收到暂时的“成效”。一旦人们从经验中学习、把通货膨胀预期调高时，失业率也会回到原有水平。而政府为了维持低失业率，又不得不进一步增加货币投放。于是就产生出了恶性循环，从长期看，不仅“充分就业”不能实现，而且还会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
 
换句话说，人们在追求“短期成效”的过程中，实际上在不知不觉地将菲利普斯曲线的位置不断地推向远离原点的方向，因而只能在更高的失业率和更高的通货膨胀之间去寻找新的平衡。弗里德曼对凯恩斯主义的这种批判性的分析，很快就得到了实际生活的验证。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的“滞胀”现象，正是弗里德曼学说的证明。美国经济学研究生的通用教科书、邓布什和费雪所写的《宏观经济学》中用一张坐标图来描述1961～1985年美国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轨迹。它表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追求“短期成效”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图表2美国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
 
 
 
  而理性预期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更为尖锐。他们甚至认为，由于通货膨胀政策是可以预期的，因此菲利普斯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不存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节经济的措施，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是无效的。他们指出，其实，真正的“菲利普斯曲线”应当是垂直的[3]。
 
其次，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分析。货币主义者还认为，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西方国家往往通过财政政策来增加政府投资。这不过是政府投资来代替了私人投资。由于政府投资往往被用之于非生产性项目，如充实国防等，而私人投资的用途总是生产性的，所以，财政政策的执行实际上是用非生产性投资来代替生产性投资。生产性投资减少了，企业雇工的人数必然减少，从而部分地造成失业问题[4]。另一方面，生产性投资的减少也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量减少，从而部分地导致通货膨胀。因此，在货币主义者看来，财政政策是“滞胀”的根源，只要代之以他们建议的货币政策，一切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了[5]。
 
再次，从税收政策的角度分析。供应学派强调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对于市场自我调节机能的破坏，是造成“滞胀”的主要原因。
 
供应学派认为，滞胀问题来自于凯恩斯主义政策对总供给的破坏。凯恩斯主义政策扩大了政府的开支，而为了弥补政府开支的增加，又必须提高征税的税率，从而使得劳动者和资本家无法获得他们应有的工资和利润。这在两个方面对总供给产生破坏作用。一方面损伤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使得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和生产量减少；另一方面也挫伤了资本家投资的积极性。资本家不愿意投资，企业的雇工人数必然下降。两个破坏作用加在一起，就是在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减少社会商品总供给量和企业雇工人数，其后果只能是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即滞胀。而凯恩斯主义的大幅度扩大或紧缩货币流通量的做法，只能使市场机制受到更大的冲击，难以发挥正常的调节功能。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减少国家干预，降低税率，以便刺激供给的增加。[6]
 
　　最后，从需求政策的角度分析。凯恩斯主义者也从用总量需求管理政策的失败中汲取教训，修正了原有理论，对“滞胀”现象作出了自己的解释。现代凯恩斯主义运用关于价格工资对需求增减的响应“非对称性”的概念，对“滞胀”作出解释。这就是说，总需求的增加会使物价和工资上升；但由于企业控制了物价和工会组织控制了工资，使得物价不会因市场供过于求而下降；同时，由于劳动力市场上失业与职位空缺并存的结构性特点和工资刚性的特点，当存在失业时工资并不下降。这样，轮番使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将会导致菲里普斯曲线的位置向远离原点的方向移动，最终陷于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宏观经济调控无从下手的困难境地。
 
2、社会福利膨胀
 
首先，被称之为“新古典综合派大师”的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滞胀”的根结在于政府转移支付的福利支出（如失业津贴，意指此项支付没有使接受者提供相应的劳务和商品）。这些支出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扩大了收入，使经济在萧条时期物价不下跌，甚至促使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又不能尽快消除失业，从而形成“滞胀”。[7]
 
一方面，随着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政府实施的“伟大社会”建设中，各项福利计划的扩大和实施，导致美国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用于社会福利的开支急剧膨胀。据统计，1963年，这些开支为667.66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6%；到1969年上升到1271.49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1%。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政府对这些方面的开支越来越不堪重负。[8]而财政赤字的解决办法只有增加货币发行，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再加上居民收入的增加也扩大了消费需求，从而使通货膨胀加速。
 
图表3 1965～1975年美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及增长幅度 6park.com
财政年度
实际支出
（亿美元）
年增长率
（%）
以1973年美元为标准的支出（亿美元）
年增长率
（%）
1965
377
20
490
18
1966
454
17
580
14
1967
533
13
663
10
1968
603
13
729
9
1969
684
13
798
8
1970
773
20
859
15
1971
925
15
985
11
1972
1062
15
1096
12
1973
1223
14
1223
5
1974
1396
21
1283
8
1975
1683
21
1390
－

　　 Source:Alfred Skolnik and Sophie R. Dales,”Social Welfare Expenditures,Fiscal Year 1974,”Social Security Bullentin(January 1975),7-11; and “social Welfare Expenditures 1969-70,”Social Security Bulletin(December 1970),5-9; and The United States Budget in Brief,1976(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5),P.49.
　　 出处：王庆安，《林登·约翰逊和“伟大社会”改革研究》，华东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论文，2006年。
 
另一方面，虽然这些福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贫困，但它们并未有效地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相反却产生了一种“福利文化”和“福利病”：工人在福利额与工资之间比较之后，宁可领取福利也不去接受低工资的工作，其工作的积极性受到削弱。[9]
 
其次，供给学派也反对美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他们认为，当前美国政府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措施早已进入效益递减的境地。例如，失业保险制度会鼓励人们失业，伤残保险使暂时性伤残者伪装成永久性残废。总之，社会福利会抑制人们的工作积极性，滋长穷人的依赖心理，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尽量削减社会福利计划支出。例如，降低保险津贴和福利救济金额，严格限制领受条件；政府只兴办救济老年贫困、赤贫等必需的福利设施，停办那些使中产阶级受益的食品券、医疗补助等福利项目。[10]
 
再次，由于约翰逊政府在强调政府在社会安全网建设中的职能和作用时，对于社会安全网的界定不是十分清楚，随意泛化了社会保障功能，过多地增加了一般性的社会福利开支。同时，还忽视了政府职能扩大以后随之而来的官僚主义盛行等负面影响，也忽视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重视商业保险在社会安全网中的补充作用。因此，一味地扩大政府的职能和作用，许多事情都由政府来大包大揽，结果走向了反面，不仅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同时也使得一些福利计划的受益者（包括福利计划的领受者和执行该计划的公共机构）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
 
最后，从技术层面看，由于约翰逊政府是在景气扩张阶段、财政收入较快增长时制定的各项社会福利计划，虽然当时充足的联邦财政资金有助于这些计划的落实，但也极容易犯以下错误：
 
一是分散制定福利计划。与里根总统擅长“批发政治”不同的是，约翰逊总统比较擅长“零售政治”，因此，通过各个击破的方式约翰逊政府加速了立法进程。约翰逊在任期间，有高达数百部法案获得国会通过。但是，由于各项福利计划均为分散制定，因此所有福利计划汇总起来的总规模就比较庞大。并且，由于各项法案之间缺乏相互协调，致使一些失业人员所享受的各项福利加总之后竟然高于在岗人员的最低工资水平，从而使得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受到了削弱，甚至出现了“自愿失业”现象。
 
二是受益规模不断膨胀。一项福利计划尽管开始时参与计划的人数十分有限，但由于该项计划的执行机构和工作人员具有扩大受益范围的内在动力，而且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因道德风险等因素积极参与该项计划，尤其是当经济转入不景气的时候，享受福利计划的人就会更多，受益规模不断扩大，“远远超出了它们创始人的预料”[11]。不断加大政府的福利开支，最终使财政不堪重负。
 
三是福利标准制定过高。由于是在经济景气扩张阶段、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的阶段制定各项福利计划的，因此往往容易大手大脚，福利标准订得偏高。而一旦经济陷入不景气、财政收入增长减缓甚至出现下降时，标准过高的福利计划就会使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形成大规模的财政赤字。
 
四是庞大的福利计划导致财政预算游离于财政能力。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处于景气扩张阶段，按理说，在这个阶段上理应保持足够的财政盈余以补偿下一个衰退阶段到来时出现的财政赤字，以便使政府财政在周期内实现平衡。但由于“伟大社会”建设导致福利开支快速增加，再加上越南战争等原因，使得本应体现盈余的财政却连年出现赤字，并且越滚越大，“增长性”财政政策无法实现周期内的“自我补偿”，变得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财政预算逐渐游离于自身的财政能力演变成为“充分就业预算”，干脆避开了财政自偿的问题。这种“充分就业预算”既不是量入为出，也不是量出为入，而是以保证经济能够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的需要来规定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数量及比例关系。即使是在财政赤字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只要现实的个人消费水平和私人投资水平还未达到充分就业条件下应有的国民收入，政府就仍然必须通过进一步增加开支和减少税收的办法来弥补这一差距。这样，最初的周期性的、自偿性的平衡财政政策转变为长期性的、非自偿性的赤字财政政策[12]。而对于财政赤字，政府只有采取增加货币发行的办法来加以弥补，“这实际上是以通货膨胀的手段来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13]
 
3、政府管制过度
 
关于美国联邦政府的管制行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美国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最早应当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当时，联邦政府成立了“轮船检验局”；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从1883年“文官委员会”的成立算起；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当从1887年联邦政府设置“州际贸易委员会”算起[14]。但是，到1929年大危机开始时，美国的联邦管制机构总共才有20多个委员会、署和局[15]。
 
  美国政府管制机构的大发展主要是从1933年开始的。伴随着罗斯福的“新政”的展开，在“命令与控制”理念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政府管制制度和一大批管制机构。1933年起，美国国会开始接连建立了许多具有很大行政权、财务权和管理权的联邦特别行政机构。此外，还授权总统建立其他独立的管制机构，并授予其一般的和特殊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局、署和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成立，通常以其开头字母闻名，如NIRA（全国工业复兴署）、AAA（农业调整署）、SEC（证券交易委员会）、TVA（田纳西河流管理局）、WPA（工程进度管理署）、NLRB（全国劳动关系局）等等。到最后，用于命名这些美国政府的“字母机构”的字母几乎都搭配完了。这些机构由于是分别成立和或分离出来的，因此国会往往很少注意或根本没有注意它所授予的新的职能与已经承担的老的职能之间的关系。由于这种飞速的发展和缺少统一规划，结果联邦行政工作的特征就是混乱、重复、浪费以及权力和管辖权的冲突。[16]
 
由于当时的管制机构包括了“半立法、半行政、半司法权”的“三位一体”模式，导致管制机构的膨胀和管制的过多过滥。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联邦管制机构平均每年发布规章7000多件，管制成本平均为6400多亿美元，并且造成了市场的扭曲和低效率，以及寻租和腐败的产生。[17]
 
供给学派认为，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原因。二战以后，美国政府所制定的许多法令法规严重束缚了企业的手脚，加重了企业负担，增加了产品成本，削弱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还有的供给学派成员认为，政府对那些低效率行业给予越来越多的保护，使之不受外国竞争者的影响，这是美国生产率增长逐渐低落的一个原因。
 
为此，供给学派主张，撤销那些限制企业经营活动的不必要的甚至过时的规章，包括关于价格、利率、最低工资、企业创立限制的法律条例；通过加强自由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放宽关于生产安全、环境保护、商品检验等的规定，以鼓励企业创新，增强国际竞争力。[18]
 
关于导致政府管制失灵的原因，新兴起的公共管理理论认为，传统的管制理论是建立在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的：一是政府是万能的、无所不知的，它掌握着充分的信息。政府在管制的过程中，有能力进行理性的计算，使得管制行为能够符合帕累托最优或实现帕累托改进。二是政府是父爱主义的、仁慈的，是为全体大众谋利益的，没有私心，大公无私，政府官员亦如此；三是政府是言而有信的，政府有能力完成自己承诺。
 
然而现实是，首先，政府实际上是具有有限理性，而不是全知全能的。有限理性指人们不可能取得完全的需求和技术信息，也不能对复杂多变的需求状况和技术可能性做出灵活的反应。
 
其次，政府是由一群带有各自经济利益的“经济人”组成的。所谓“经济人”假设，就是说，人都是有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天生追求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一直到这种追求受到抑制为止。
 
再次，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趋势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政府不可能跨越时空限制，成为超人，可以预知未来，掌握世间所有真理，拥有最充分的分析材料，制定出完美无缺的政策，而且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都能够完全按照计划进行。[19]
 
此外，由于管制部门自身存在着部门利益，因此管制者往往容易被被管制者所“俘获”，所以政府的管制就会出现失灵。
 
三、里根政府的“反滞胀”措施及其结果
 
经过了20世纪70年代整整十年在“滞胀”泥潭中的痛苦挣扎，到1981年里根上台时，他看到的是2位数的通货膨胀、高失业率以及超过20%的高利率。美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但与此同时，“国家已做好准备，把经济政策更加彻底地向右转”（里根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语）。
 
里根政府认为，造成“滞胀”这种经济困局的直接原因既不是由于国际性经济危机的连锁反应，也不是由于市场经济本身的失控，而是由于政府职能的过度膨胀。于是，以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学说为理论基础，里根政府适时推出了“里根方案”的基本大纲。1981年2月，里根总统向美国国会提交了《经济复兴计划》这一纲领性文件。其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加强货币管制，降低税率，压缩政府开支，减少财政赤字。在加强货币管制方面，鉴于美联储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因此里根政府只能够要求美联储实施和《经济复兴计划》相一致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在减税方面，主要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的税率，重点是削减个人非劳动收入的税率。
 
二是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开倒车”，继续推行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的“逆向改革”，提出大幅度削减政府社会福利开支的主张[20]。在《经济复兴计划》设计的削减联邦政府开支方案中，削减的内容涉及社会福利支出的约有200个项目，如食品券、失业保障、新生儿家庭补贴、医疗保健、学生营养补贴、住房补贴、失业者培训等。
 
三是在政府管制方面加大力度继续推行自70年代开始的放松管制改革。这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1）暂停已经制定但尚未执行的一切规章条例；（2）成立以副总统乔治·布什为首的总统特别工作小组来负责这项工作。仅1981年，这个小组就审核了91项管制企业的管制条例，其中撤销、放宽了65项，包括环境污染控制、生产安全管制、技术标准管制、企业购并、反垄断等；（3）进一步放宽包括能源政策在内的政府管制；（4）把一部分管制权由联邦政府下放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5）取消民主党政府对工资和物价所实行的管制；（6）1980年和1982年国会颁布新的银行法案，放宽对金融市场的利率管制。[21]
 
“里根经济学”的这一套政策首先在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消费物价指数在1983年以后大幅度回落，1986～1989年下降到3～4%。同时，经济增长方面，1984年GNP增长高达6.8%，为战后之最。失业率1983年以后连续下降，从9.6%下降到1989年的5.3%，为1973年以来最低。美国经济摆脱了“滞胀”，并为后几届政府带来“政策红利”。
 
其次，在放松管制方面，里根政府先后放松了航空、铁路、汽车运输、电信、有线电视、经纪业、天然气等许多行业的管制。据有关文献显示，1977年美国GNP中的17%是由完全受管制的产业产生的，而到了1988年，这一比率下降到6.6%，因为交通运输、通讯、能源和金融部门中的很大部分已经不受经济法规的制约了。经营上的更大自由以及竞争的威胁，促使服务提供者采取新的市场、技术和组织上的做法。[22]美国放松管制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收益，到1990年为止，美国因此而获得了400亿美元的收益。[23]
 
图表4 美国从放松管制中获得的福利性收益的估计数（单位：亿美元） 6park.com
产业
规章制度
减少程度
消费者获
得的收益
生产者获
得的收益
每年估计
增加收益
未来潜在
收益
航空
完全取消
88－148
49
137－197
49
铁路
大量
72－97
32
104－129
4
汽车运输
部分
154
－48
106
0．0
电信
大量
7－16
…
7－16
118
有线电视
…
4－13
…
4－13
4－8
经纪业
…
1
－1
0．0
0．0
天然气
部分
…
…
…
41
合计
…
326－430
32
358－462
216－220

　　 转引自：毛寿龙，《政府规模的适当准则》，http://www.wiapp.org/maoshoulong/maopaper28.html
 
但是在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方面，与约翰逊政府建设“伟大社会”时期“痛快”的社会改革相比，里根政府的“逆向改革”则要“痛苦”得多。“总的来说，里根政府对于旧的’新政’计划采取了小删小改的做法，而对于’伟大社会’计划增加的内容则大刀阔斧地加以砍削”[24]。尽管如此，财政增收减支的如意算盘依然没有如愿以偿。由于工资、福利的刚性性质，财政开支始终未能压下来。削减中等收入阶层的福利待遇在政治上的阻力可想而知，因为他们是选民中的大多数。这使得执政后的共和党人对于财政赤字的态度有所转变，甚至有人提出“赤字是好事”，“因为它会迫使联邦减少开支”。
 
从总体上看，里根上台以后，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紧货币、松财政”的政策，里根上台以前的1980年，美国财政赤字为596亿美元；1982年已达1279亿美元，比1981年翻了一番，此后上升到2000亿美元左右。1992年又进一步上升到2400亿美元，为战后财政赤字最为严重的时期。如此庞大的赤字得以维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发行国债，而当时日本等国资金大举进入美国金融市场购买美国国债，为其提供了有利条件。其负面结果是，使美国背上了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的“双胞胎赤字”，成为美国经济的毒瘤。
 
除此之外，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经济在效率得到提高的同时，公平方面的损失甚大，广大中产阶级的绝对生活水平下降，只有占人口5%左右的上层社会收入上升。这使得共和党政府在1992年的大选中失败。
 
（说明：此稿为2007年6月在杭州会议上的发言，以上内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主要参考文献：
 
　　 1、魏加宁，《关于“滞胀”》，载《改革》，1997年第1期。
 
　　 2、杨鹏飞，《林登·约翰逊和“伟大社会”改革研究》，原载《清海社会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3、《自由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2006年10月29日；http://star.news.sohu.com/20061009/n245691556.shtml
 
　　 4、高鸿业，为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著《经济学（第12版）》所作的“译者序”。
 
　　 5、傅殷才、颜鹏飞著，《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西方两大经济思潮概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
 
　　 6、卓越，《当代美国政府社会保障政策演变探因》，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5卷第4期。
 
　　 7、〖美〗卢·坎农著，《从演员到总统 罗纳德·里根》（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8、王庆安，《林登·约翰逊和“伟大社会”改革研究》，华东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论文，2006年。
 
　　 9、邓春玲编著，《经济学说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10、毛寿龙，《政府规模的适当准则》，http://www.wiapp.org/maoshoulong/maopaper28.html
 
　　 11、方福前著，《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2、邓春玲编著，《经济学说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
 
　　 13、〔美〕戴维·H·罗森布鲁姆/罗伯特·S·克拉夫丘克著，《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14、张维青，《政府管制失灵原因及对策浅析》，cityofdream发表于2006－4－27 18：16：00。  6park.com

[1] 高鸿业，为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著《经济学（第12版）》所作的“译者序”。
[2] 参见：《自由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2006年10月29日等；http://star.news.sohu.com/20061009/n245691556.shtml
[3] 傅殷才、颜鹏飞著，《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西方两大经济思潮概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
[4] 我个人认为，非生产性投资也可以增加就业，只是其增加就业的“乘数效应”要低于生产性投资所增加就业的“乘数效应”。
[5]参见：高鸿业，为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著《经济学（第12版）》所做的“译者序”。
[6]参见：高鸿业，为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著《经济学（第12版）》所做的“译者序”。
[7]参见：霍焰、宋娜，《对美国20世纪70年代滞胀问题的重新思考》，载《中国宏观经济分析》，逢锦聚、柳欣，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
[8]参见：《自由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2006年10越29日；http://star.news.sohu.com/20061009/n245691556.shtml
[9]参见：《自由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2006年10月29日；http://star.news.sohu.com/20061009/n245691556.shtml
[10] 邓春玲编著，《经济学说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11]参见：〖美〗卢·坎农著，《从演员到总统 罗纳德·里根》（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12]参见：王庆安，《林登·约翰逊和“伟大社会”改革研究》，华东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论文，2006年
[13] 杨鲁军，《论里根经济学》，学林出版社，1987年。转引自：王庆安，《林登·约翰逊和“伟大社会”改革研究》，华东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论文，2006年
[14] 〔美〕戴维·H·罗森布鲁姆/罗伯特·S·克拉夫丘克著，《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15] 毛寿龙，《政府规模的适当准则》，http://www.wiapp.org/maoshoulong/maopaper28.html
[16] 查尔斯·比尔德，《美国政府与政治》（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
[17] 张维青，《政府管制失灵原因及对策浅析》，cityofdream 发表于2006－4－27 18：16：00。
[18] 参见：邓春玲编著，《经济学说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方福前著，《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9] 参见：张维青，《政府管制失灵原因及对策浅析》，cityofdream 发表于2006－4－27 18：16：00。
[20] 参见：卓越，《当代美国政府社会保障政策演变探因》，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5卷第4期。
[21] 参见：方福前著，《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2] 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
[23] 转引自：毛寿龙，《政府规模的适当准则》，http://www.wiapp.org/maoshoulong/maopaper28.html
[24] 参见：〖美〗卢·坎农著，《从演员到总统 罗纳德·里根》（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6park.com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魏加宁　来源：国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