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伴随着明年持续而来的还债高峰期，中国该选择继续放水还是闸门微开？这显然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尤其是中国明确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基调不改下，宏调尺度的把握尤显重要。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的一篇文章呼吁需要采取有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辅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遏制经济下滑，引发了学界的讨论。随着中国步入结构调整期，GDP增速破六只是时间问题这已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在稳定就业的基础上更强调经济增长质量，加快推进改革显然比单纯保“六”更有现实意义。
“我认为中国退出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退得太早、太快。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还没有形成，我们就撤了。病人进了ICU待着呢，你觉得他行了，早早把他推出来了，其实他还没好，不妨让他多待两天，然后再撤。”余永定近日在财经撰文称。
他称，和企业家座谈的时候，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会持续下降，这样一种预期是相当危险的。因此，采取及时妥当的宏观措施，抑制经济进一步下降是当前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周三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当前国内外风险挑战增多，稳就业压力加大，要多措并举做好稳就业工作，大力支持灵活就业，各地要出台更多支持新增就业岗位的措施。
中国2019年GDP增长目标为6-6.5%，三季度GDP同比增速超预期降至6%的纪录新低。当年财政预算赤字率为2.8%，较上年的预算赤字率2.6%略有提高;CPI目标为3%。
**还债高峰期未结束，中国如何应对？**
在政府强调预期管理的当下，学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变的愈发谨慎。但明年仍是还债高峰期的这一判断仍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眼下岁末将至，按惯例中国将于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成为判断明年经济政策方向的重要指向标。
著名经济学家魏杰在“对明年的经济判断有四个方面”的演讲中提到，明年可能仍然是还债的高峰期，2014-2016年的放水导致中国负债太高，所以2018-2020年是还债高峰期。这一判断也得到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的认同。
在还债高峰期，应该怎么做呢？魏杰给出的药方是：保障资金供给的正常。如果资金供给不正常，就会发生大量的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所谓的金融危机。所以在明年，针对还债高峰期，要做的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保证资金供给的正常。
中国债券信息网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记账式国债到期兑付规模约1.5万亿元人民币，地方债到期量约为2.07万亿元。 6park.com
中国央行此前发布金融稳定报告称，2019年公司信用类债券到期兑付较为集中，到期规模（含回售规模）预计超过6.3万亿元，债券市场仍面临违约风险加大的压力。要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发挥货币政策的结构优化作用，为债券市场营造适宜的发展环境。
余永定也在其文章中称，为了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不进一步下滑，需要采取有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辅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相信经济肯定能够维持在6%以上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挑战中国经济的最好回答。
对于货币政策放水的建议，贺铿则认为这无异于“抱薪救火”。他在接受路透专访时称，中国连续20年实行积极财政、稳健货币（实为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使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将近20个百分点，而且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经济杠杆率越来越高，经济泡沫越来越大，风险越积越多。
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就质疑”保六有必要吗？能保六吗？“。他认为当前主要受内需下滑影响，经济减速过快，逆周期调节政策确实有必要，政府应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
陆挺表示，“6”不是绝对的下限，并非一个神圣的数字。中国经济潜在增速还在下行，以上一轮宽松周期的GDP增速来推算，目前潜在增速可能已降至6以下。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可适度下调至“6%左右”，为低于6的经济增速留下空间。
在他看来，中国目前政策宽松的空间显着缩小，过度刺激会带来过高成本，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恶化国际收支，因此得不偿失。政府应珍惜已经不大的政策空间，慎用宽松政策，用好宽松政策，尊重经济规律，注重投资效率，不能因为增加财政投资而给市场带来太多扭曲。当前经济基本面下，如何刺激比刺激规模更为重要。
**政策空间收窄**
若将视野放至全球，新一轮全球化宽松政策浪潮似有扑面而来的意味，但对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四十年，庞大的经济体量虽位居全球第二，但大而不强，结构性的问题体现在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政策美意打折，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也让外界担心会成为下一个雷区，对积极财政政策形成制约，资本市场的“瘸腿”也愈发成为中国宏调工具的短板。
穆迪最新发表的对于中国地方政府2020年的展望报告指出，鉴于收入增长放缓以及地方国企杠杆率持续高企，穆迪对中国地方政府的2020年展望为负面。地方政府的资金缺口依然较大，并且缓和该问题的举措进展有限。因此，地方政府仍面临通过地方国企(主要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融资的压力。
贺铿就建议要调整财政与货币政策思路，由积极财政与稳健货币政策组合，逐渐过渡到平衡财政与灵活货币政策组合上来。要实行“两稳”“两防”“一降”措施：即稳货币供给、稳外汇储备；继续防止金融地产化和防止地产金融化；坚持降杠杆的总指导思想，不能总是寅吃卯粮。
中国财政部近期提前下达了2020年部分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万亿元人民币，占2019年当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2.15万亿元的47%。要求各地要做好专项债发行使用工作，早发行、早使用，确保明年初即可使用见效。
加力提效的积极政策政策今年也是做到极致，全年减税降费规模已超过年初的2万亿目标，在财政收支压力增大的背景下，继续寄望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显然已不现实，在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同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也是一条解困之道。
魏杰在其演讲中就提到，必须稳定股市。股市如果不能稳定，资金供给一定会出问题。因为现在大量上市公司的股票已经质押了，如果股票跌到不该跌到的区间，就会导致大量的平仓，这样很快就会影响到资金供给的正常运作。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殷剑峰在其解读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的文章指出，“将地方政府每年需偿债务与地方财政收入比较，2021年将进入偿债高峰，有的地方偿债率可能高达30%-50%。从统计指标看，经济越落后的地区财政压力越大，杠杆率越高。”
他认为，当下稳增长的压力集中到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上，今年随着减税降费的措施进一步推进，导致税收减少。从支出方看，地方财政支出增速在进一步加快。与此同时，受房地产市场影响，土地出让金作为稳定地方收入的动力也在下降。因此，当下应该高度关注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问题。
“所以应该警惕地方财政风险转化成金融风险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一旦地方政府无法按时还本付息，一定会对金融市场产生冲击。这也是防止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的应有之义。”殷剑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