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7日，在王石的生命中是一个重要的标记。这一天，他乘广深铁路抵达深圳。当他看到一个巨大的建设工地般的深圳，“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一股脑涌了上来，手心汗津津的”，强烈地意识到这块尘土飞扬的土地孕育着巨大的机会。
　　一天，王石去蛇口的路上，看见高高耸立着几个白铁皮金属罐，那里面储藏着玉米。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需要大量的玉米。广东不产玉米啊，经打听，玉米来自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其中来自东北的玉米却不是直接从东北运来的，因为解决不了运输。
　　神秘的命运开始造化王石了。
　　他找到正大康地，说他能解决运输，他可以组织来玉米，“你们要不要?”
　　“要!马上就可以签合同!”
　　不过，王石还并不知道东北和深圳之间的运输情况，是巨大的诱惑使他硬着头皮往前闯。
　　经过两三通打问，确定了广州海运局的海运。
　　于是，玉米生意开始了。
　　特发公司立即设立了一个“饲料贸易组”，组长王石，独立核算。
　　玉米到了，“饲料组”需要一个组员。楼下的无线电装配车间，拉出来一个又瘦又小，像个童工的小伙子，他叫邓奕权，他成了王石的第一个员工。
　　第一次30吨的玉米生意成交。
　　王石在自行车后座上夹了两个条纹塑料口袋，去到养鸡公司。
　　“我来收钱。”他向养鸡公司的袁经理扬了扬手中的编织袋。
　　“发票呢?”袁经理问。
　　发票是何物，王石不好意思问，但他立刻想到，无非就是收款证明一类的东西。
　　王石回到特发公司，对财务部的小张说，“给我开个收款证明!”
　　暨南大学财会大专班的毕业生不懂“收款证明”。
　　“你就写收到谁多少钱，特此证明。就行了。”
　　小张一边嘟噜着“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证明”，一边照办。还加盖了财务章。
　　再骑上自行车，后座还是放着编织袋，特发公司饲料组王石组长又到了养鸡公司。对袁经理说，“给，发票。”
　　袁经理笑得呛了喉咙，一边咳嗽一边带王石“参观了发票的真面目”。
　　“他们要发票。”王石又是回到特发的财务室了。
　　“早开好了，我还纳闷不开发票怎么能收到钱。”小张说。
　　再次来到养鸡公司财务室，王石“彻底糊涂”了：塑料袋仍然没有用处，却拿到两张一模一样的薄纸——银行转账单。
　　特发公司财务室的小张告诉王石，这个转账单就是钱，如果对方账上有钱的话。
　　用王石的话说，在这两来两往的经历中，他“深刻感受到业务知识的贫乏，尤其财务方面，更是个门外汉。” “从那以后，我每天下班无论多晚，都要看两个小时财务书。还学着记账，下月初跟财务的对照。三个月后，我阅读财务报表没有障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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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潘石屹生于甘肃天水农村，小时候父亲是“右派”，母亲常年卧病在床。命运的第一次转变出现在1977年，这年秋天，父亲平反了，一家人从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搬往清水县城。
　　回城之前，潘家必须将家里所有的粮食拉到县城粮站交公，换成甘肃省粮票，这个任务落到了长子潘石屹的肩上。200多斤粮食，一辆平板车，20多里土路，成年之后的“老潘”身高也只有一米六几，对当年14岁的“小潘”来说，这趟送粮路的艰辛不言而喻，“两个坡道怎么拉也上不去，只好在路边等人帮忙。”
　　不久，潘石屹转学到县城高中，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漂泊，“从农村到县城，感觉到生活很有希望!”潘石屹认为，这是他人生的开始。一年后，潘接到来自省城兰州一所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在兰州：自我介绍引来哄堂大笑
　　由于通讯落后，潘石屹很晚才拿到录取通知书，当他一个人踉踉跄跄来到兰州的时候，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站在教学楼前，一身行囊的潘石屹不知道应该找谁报到。
　　“赶了10多个小时的火车，太累了，坐在楼梯口一会儿就睡着了，”潘石屹回忆说，中午时分，迷迷糊糊的他才被人推醒过来。“你是我们班的，跟我来吧!”叫醒潘的是他的班主任金老师。
　　金老师将这个迟到的学生带到了教室，介绍给同学们认识。“我忘记当时自己说了一句什么话，印象很深的是我刚一开口，全班便哄堂大笑。”潘石屹猜测，那可能和自己的口音有关，直到今天，他的西北乡音依然无改。
　　“那时候，整天都是低头走路的，从来不看天，到毕业了也不知道学校教学楼究竟有多高，不像现在，每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先看看他的高楼。”潘说，那是一段埋头读书的日子。
　　两年后，在全年级600个学生中，潘石屹以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位于河北的石油管道学院，三年大专毕业之后，分配到了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
　　1987年年底，潘石屹第一次南下广州、深圳。“从冰天雪地的北方来到鸟语花香的广州，突然觉得这真是天堂，尤其是深圳，每个人都过得那么开心。”
　　春节一过，潘石屹便变卖家当，辞职南下深圳，到达南头关时，身上剩下80多块钱，这便是多年后外界描述的潘石屹的“创业资本”。由于没有边境通行证，这笔“创业资本”首先是花了50元请人带路，从铁丝网下面的一个洞偷爬进了深圳特区。
　　现实中的深圳并不像走马观花时看到的那么美好温馨。潘石屹为三餐而奔波，不久进了一家咨询公司，“其实就是皮包公司，电脑培训、给香港人当跑腿的、接待内地厂长经理旅游，什么能挣钱就干什么!”
　　由于语言不通，饮食不适应，深圳的生活始终让潘石屹感到非常压抑。两年后的1989年，公司正好要到刚刚建省的海南设立分号，认为“不能错过历史机会”的潘主动请缨南下海南，迎来了他自认为最多姿多彩的人生阶段。
　　“初到海南，感觉就是热闹。街道上谈恋爱的、作诗的、弹吉他的，什么都有，每个人都有梦想，就是没钱。”回忆这段历史，潘石屹眼睛发亮。
　　不久，公司在海南中部接收了一个砖厂，潘石屹出任厂长。这个厂高峰的时候有400多工人，少的时候也有100多号人，地处山区，管理起来并不容易。
　　“小偷经常光顾，夜里提供照明的小发电机一个月内被偷过三次，”潘石屹像讲电影故事一样：“人刚刚躺下，电灯突然灭了，那肯定是发电机被偷了，于是便狂追，直到小偷抬不动了、弃机而逃。”更麻烦的是民工情绪问题，有一天，潘厂长正在自己的卧室———一个废弃的水塔里休息，突然一块砖头破窗而入，水塔下面，聚集了上百位谈工资的民工。“想跑都跑不了，只能硬着头皮下去跟他们谈!”
　　半年后砖厂停产，潘石屹重回海口。随着经济低潮的来临，大部分淘金者都撤了，潘石屹决定留下来碰碰运气。“理个发两块钱还要砍价砍成一块。晚上睡在沙滩上，还要把衣服埋在沙堆里，生怕被人偷了。在别人房间看春节联欢晚会看了一半，便被人家赶走了。”
　　1991年8月，潘石屹与人合伙注册成立万通公司，高息借贷1000多万元炒房，随着海南经济第二波热潮的到来，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万通积累下了超过千万元的资金。“虽然后来又赔掉了，但让自己找到了胆量。”1992年8月，预感到海南房产泡沫不能持久的潘石屹撤离海南，北上京城。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的潘石屹，无意中听旁桌的人讲，北京市给了怀柔几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没人愿意做。
　　潘石屹抓住了这个机会。很快，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始进入设立程序。正在潘石屹暗自欢喜的时候，却接到了有关部门的一个电话：“你们捅娄子了，几个部委领导要联合听你们汇报工作!”
　　潘石屹来到国家体改委。“一进门，几十位‘大人物’排成一排，我在前面讲，一边念一边豆大的汗水不停地滴在材料上。”
　　一位领导提醒潘石屹：“小伙子别太紧张，我们只是来听听新政策的实践情况的。”最后，一位司长拿着潘带过来的“股权证”样本称赞道，北京人做事就是规范，一张股权证都这么正规，外地企业有的就拿收据代替，这算是对北京万通的一点正面表扬。这一次，北京万通挖到数亿元的利润，潘石屹开始崭露头角。
　　1994年4月，潘石屹认识了在华尔街高盛银行工作的张欣，同年10月两人结婚。1995年9月，潘石屹离开万通与妻子创办红石实业，随后开创出SOHO中国的大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