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但由此导致的富裕国家的中低端制造业流失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 富裕国家的民众失业导致贫富分化和国家福利成本高企，使得富裕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难以纾解。出路在哪里？除了之前说过的在全球若干地方建设一些大的产业集群之外，还有一个思路是促进生产要素更全面更完整的全球化。资本和制造业已经率先全球化了，但还缺一个要素：人的全球化。高端人才已经有了较常规和持续的全球化趋势（看看美国吸纳了多少世界人才），但中低端劳动人口却还没有较好的全球化。从历史中，从小的市场范围内，我们不难记起劳动力曾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单一市场内自由流动：比如中国早年的走西口/闯关东，英国的圈地运动，黑奴贸易，华工下南洋/闯（旧）金山，美国西部大开发，中国当代的民工潮等等。劳力随着资本和制造业（以及相关/附带的服务业）随波逐流，既为资本提供了劳动力，也解决了一部分那个时代的就业问题。看看台湾近几十年来多少人到大陆讨生活（主要是冲着商业机会，和凭一身职业技能赚高薪去的），西方也有不少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奔赴亚洲工作。
中低端劳动力的全球化，目前主要体现在“人往高处走”上：从贫穷国家往富国和中等富裕国家挤，从中等富裕国家（特别是教育水平较好的）向发达国家挤。
那么，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通劳动者能不能到新兴国家去打工呢？中国农村劳力喜欢到城市去打工，有比农村更好的收入，但也要忍受比普遍市民较差的收入和生活待遇。要说西方的普通劳动者到新兴国家去工作，这些“工人阶级大爷”们，怎么可能屈尊呢？想起改开初年，国企员工（正宗的“工人阶级”）是多么轻视鄙视南方小厂/乡镇企业和那里面的土包子农民工啊。许多美国工人阶级大爷们连在国内的薪水较低的制造业工作都不肯做，他们又怎么可能自贬身价给新兴国家老板们打工呢？留在西方国家，他们还可以吃福利，吃慈善。不到临近饿死，他们怎么可能漂洋过海出去打工呢？除非是职业技能优秀，沟通能力强（包括熟练掌握多国语言 - 可以帮新兴国家企业开拓西方市场），他们到了新兴国家企业里还可能当上“人上人”。想想中国耗费了多少投入和时间成本进行英文教育，而许多美国人连“新加坡难道不是中国内部的一个城市吗”这样的问题都搞不清楚。
西方资本家到东方设厂，除了降低成本的考虑，还一个原因就是想摆脱这些工人阶级大爷（他们常有工会撑腰）；再有一个原因是为了靠近消费市场，为此他们更需要使用本土人才。
所以结论很明显：发达国家普通劳动力，通过到新兴国家打工的方法解决发达国家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寻求“产业链回归”几乎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唯一选择。
说到这里，顺便把别处的一些回帖抄在这里，挺应景：
美国能不能让制造业回归，如何回归，哪些先回归，回归到哪里去，什么时候回归，这是一系列操作问题。
美国有没有让制造业回归的必要？要不要坚持这样的政策方向？这是一个方向问题。
美国不振兴制造业，如何解决就业与贫富差距的问题？对政府来说，是如何保持美国的国际地位，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美国“产业链回归”的设想，不会眉毛胡子一把抓。他们会从一些重点/核心产业抓起，目前来看就是高科技产业，尤其是芯片产业。任何一个产业的全球布局都值得大书特书。美国做产业研究的人估计挺多。比如半导体产业研究，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水平就不咋样，比台湾都差着老多。中国可玩的事情还很多，美国可打的牌也不少。各自努力吧。还有最近在别处讨论的一些自由精神/原始创新/宗教自律之类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可学/可开拓的事情和思路见识。
看到中国有相当成效的“扶贫脱贫”工作，美国精英们心急如焚。发达国家的面子，世界霸主的优越性还守得住吗？自己的国民还压得住吗？
以前我也讨论过西方就业问题的另一种出路：用少数“高端制造业”赚取的高额利润，来支撑中低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如文创产业影视行业不难养活自己），进而解决就业问题，也能缓解一点儿贫富差距问题。一时找不到那些文章了。中低端服务业可以吸纳许多就业，但从资本的眼光来看，这些行业赚钱不多，还经常“赔钱赚吆喝”，所以资本投入这类行业的兴趣不大。许多服务业还有“公共服务”的性质，比如社区娱乐/职业教育等等。这些行业，投入不小（需要广撒网），回报周期却较长，若指望自由资本经济更是让人绝望 - 我没有听说过美国有“蓝翔技校”（编程刷题的线上线下免费收费的教育资源倒是挺多），社区里的厨艺/插花/绘画/健身/瑜伽啥的各种课程倒是不少（甚至还看到过太极拳/气功），丰富生活是不错；但对于就业有帮助的课程好像很少在社区出现（社区招聘会倒是有 - 几乎都是“很平凡”的工作，据说僧多粥少是常态）。要办好这些中低端服务业特别是“公共服务”业，需要一些政府和社会的力量。西方的宗教传统/慈善传统提供了一大部分的“社会力量”（还有他们的基础教育中及社会主流意识里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是西方社会贫富分化问题极好的缓冲器；新兴国家多数较缺乏这类人文精神，也就缺乏西方社会那样的强大韧性/包容性，还有自主性自觉性。在中国，政府似乎同时扮演了宗教/上帝/奴仆的角色，这类公共服务业里，政府的存在感较高，成效不错，但也养成了“有事找政府，出事怪政府，没事骂政府”的习惯。
想到这里，心里替美国感到稍稍宽慰一些，也替中国多担了一点儿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