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的“反地摊”治理，是不是都错了？
清除驱赶地摊，对于交通顺畅，污染防范，卫生安全，城市面貌等是有意义的，对于保障合法合规的固定摊贩、小商店的权益也有帮助（这些人的营商成本比流动小摊贩高啊，税也比较难逃掉），还能让更多城市流动人口放弃“自谋生路”的努力，老老实实的去“打工”（保障用工需求），去接受管理（有单位的人好管理啊，四处游荡“自谋出路”的人不就是无组织无纪律嘛，还有串联搞反动宣传，搞封建迷信的嫌疑，像售卖反动淫秽书籍，算命忽悠什么的）。多数城市也已经把摊贩经济管理起来了，集中定点定时，人员登记，税务登记，健康和卫生检查，有时也管管商品和服务质量，有些还把饮食摊烧烤摊之类油烟/噪音污染较为严重的摊点集中到离生活区稍远的地方去（见过把饮食摊点关进“大棚”，安装空气过滤器的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类摊点与城市居民生活的矛盾。我觉得多数地方的城市综合治理工作（在前台的，常态化的是城管，实际上经常是“综治办”纠集城管、工商、公安、路政、城建、民政等多部门“联合执法” - 大概也不是什么烫金响亮的正式法律，而是各种“办法”，地方法令，或是一些说得上来说不上来的规矩规则；没收上来的货品，他们自己消化不掉的，也经常拉到什么养老院啊光荣院啊福利院啊之类的地方去），虽然问题不少，但大体上还是有意义的。民众的正常需求，吃点小吃买各种玩意儿，总能找到小超市小吃店小餐馆什么的，最多就是嫌花样少一点，跑得远一点，可能还贵一点。在一些城乡结合部，也不难找到更“野性”的吃喝玩乐的地方，哪个城市找不到路边摊呢。许多业者只要“会来事儿”，交点钱物打点一下各种戴帽子不戴帽子的地头蛇，通常也能相安无事。经济是顽强的，民众是顽强的，政府执政的末端，黑色和白色之间，是灰灰的，灵活的；公平里藏着不公平，不公平里藏着公平。大盖帽下的一些地痞流氓们作威作福了几年，上面有政策压着，下面有群众告着（幸好反贪腐不总是做做样子），慢慢也老实点了；再说了，乡里乡亲的，也不好做得太绝，同事朋友家人们也看不过去；只要大家日子都还能过，也不好太损人利己，有时还想往自己脸上贴点金，自封为城市和市民的守护神。
谁知流年不利，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经济近几十年积累的问题外化为中美贸易争端，加上疫情全球肆虐，国外国内现在经济情况都不太好，企业开工不足，失业人数增加。以往经济波动（特别是各地区经济此起彼伏），大概是农民工影响较大，让他们换个城市，或回农村混半年一年的就好了，但时下外部因素和自然因素双重袭击导致的经济困局比以往要严重一些，失业人数全面攀升，估计不少市民也失业了。为民生考虑，政府提些地摊经济这样的政策措施，适当放松一些对于污染/交通/税务/卫生等方面的监管，给民间经济松绑，注入活力和流动性，给许多失业人员一条生路，可算得上接地气的“仁政，德政”。让卖吃的，卖艺的，卖嘴皮子的，卖笔杆子的，让三教九流都上街头练摊，重现熙熙攘攘成群结队逛街吃喝玩乐的“烟火气”，总比点个外卖在家守着电脑撸好点吧。你说看直播真比上街看真人秀更爽吗？我看不见得。捂在包里几十分钟送到府上的食物更不如现出锅的好吃。我好怀念三五朋友路边摊啤酒撸串炒田螺，听隔壁桌吹牛也好玩。
街上人多了，扒手们也开心了。人群一聚集，政府也紧张了。中国这个婆婆妈妈屎尿屁啥都管的政府（这些年来已经改了不少了，都盯着“经济发展”去了），特别是基层人员，工作量工作难度又要加码了。多了好多鸡毛蒜皮的事情需要处理。原先“抓经济促生产”，抓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一些政府人员，恐怕都要充实到第一线上去了 - 去夜市巡逻溜达。免不了要让摊主们塞点吃的，夜班吃东西最容易胖了，还请爱惜自己身体。
大家多上街，衣着打扮也会讲究一些起来，顺便又刺激了不少消费。网络经济时代，个个素颜在家，社会少了许多美好（美女师哥）啊。一边撸串，一边醉醺醺的看来来往往的美腿，多有趣。别拦我，我要搭个船偷渡回国麻辣烫，顺便理个发，洗个脚。我会自觉投案隔离审查抗体，争取拿上健康良民证。隔离期间，外卖能否送到客房门口呢？中国快把夜市办好办大，或许还可以考虑建个疫情特区，把已经有抗体的商贩摊主们请去，让海外华人和洋人们能够免除隔离就在当地猛吃猛玩，好不好？南海诸岛挑几个有机场的这么搞好不好？海景，浮潜，夜市免税区，哇塞！
西方疫后经济如果恢复乏力，是不是也可以搞地摊经济呢？你说这洋人生活习惯是太好了。晚上八九点钟，公寓多数房间的灯都灭了。除了在drive way上搞搞garage sale和小朋友专营的lemonade stall，让这些爱家爱壁炉的洋人上街练摊，我看真不容易。但可以从唐人街开始，把夜市的油烟再点起来，加上各式杂耍，金钢大力丸，忠字舞广场舞操练，样板戏选段，豆浆油条沙县小吃，唐人街应该有机会变成常年不断的嘉年华啊。可惜看过的唐人街都逼欠得很，没有大马路，没有步行街，没有广场怎么玩得起来呢。来来，地产资金先上。 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