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席卷全球,世界经济格局也因此动荡。欧洲政客呼吁产业回迁,德国一再收紧对中国投资的限制,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阻力重重。近日,两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经济学者撰文《分析:对管理中国投资的恐惧》,强调西方发达经济体拒绝中国对外投资将导致双输局面。全文翻译如下:
他们所作的选择,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让资产贬值或消失,对因此导致消失的就业岗位和被破坏的资本坐视不管。当地人被迫减少消费,以便拥有更多储蓄,从而面临更高的利率和更低的生活水平。这可能会使社区内的某些人更有安全感,但无疑会让国家更不安全。
德国柏林民众在商业广场喷泉旁休息。(图片来源:新华社)
加强外国投资规范是正道
经济安全正在被误解和损害。更好的办法是欢迎中国和外国的资本,以及他们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并像对待其他任何本国或外国公司一样规范其行为。如果法规中存在漏洞,或者机构本身薄弱,答案就是加强法律及其执行力度。
在军事和国防部门进行私人投资,目前的障碍已经很高。来自非盟友国家的私人投资,这个障碍基本是不可能逾越的。这就说得通了。在某些情况下,外资所有权会带来无法合理管理的风险,但这是非常罕见的情况。
对外国拥有或控制的公司的担忧——担忧他们利用劳工标准、破坏环境、使用转让定价或转移税收、将数据泄露给外国政府,可以并且应该通过国内法律来解决,其中就包括在法律被破坏、安全受到威胁时将资产国有化的解决道路。
放弃中国投资会导致双输局面
凭借着强大的诉讼能力支持,美国似乎仍然对自己的自由市场方式充满信心,但作为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一部分,美国正在努力限制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投资。
放弃中国的投资,会造成双输的局面,让国家更加不安全。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大部分资本正在寻求海外更高的回报。中国公司对在境外投资、学习如何在不同规则、不同商业环境中运作还相对陌生,许多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损失了巨额的财富。
这些损失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投资将战略或国家利益置于商业利益之上,也不意味着他们的投资期限超过了其他公司。通常,这仅表示投资失败了,资产还可以回购,更便宜地重新投入生产。
在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投资和运营的中国公司,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他们在当地的商业模式更加透明化,且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有一些公司,会把这些经验带回家。
对于接受中国投资的人来说,这似乎不是优先事项,但当被发达经济体拒之门外后,中国公司就会转而去治理和体制薄弱的国家进行学习。
这为发达经济体提供了内容丰富的议程:如何管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投资,帮助改善发展中国家的治理、体制和监管能力。
外国投资的和平红利
外国投资还可以带来重要的和平红利。外国投资创造了外国的利益相关者,这有利于整个经济体的健康。
如果外国政府在他国内部市场拥有更直接的利害关系,那么外国政府推行损害他国利益政策的可能性就小得多了。例如就如印度尼西亚企业对澳大利亚养牛场进行投资后,印尼政府就停止了对澳大利亚进口牛肉的季节性惩罚关税。
与另一个政府共享数据,破坏基础设施并有意留下安全漏洞,可能更容易通过掌握资产所有权来实现。但是,也可以在没有资产所有权的情况下通过远程手段来完成。政府需要明确资产所有权何时才是重要的,需要明白如何减轻风险。
如果有活动是非法的,无论资产的所有者是谁,都应予以警告。如果一个资产的所有人是中国人或者外国人,风险就会被他们所分担。如果没有所有权,违法行为人入狱的惩罚,财产的没收就都不会存在。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发达经济体对外国投资的筛选和监管就已经开始明显收紧。进一步让本国经济体脱离外国资本,将阻碍本国经济从疫情的影响中复苏。
了解外国投资所有权何时重要,为什么重要,对于弄清如何管理中国和其他外国投资、在管理其风险的同时获得利益,至关重要。
作者简介:
什罗·阿姆斯特朗(Shiro Armstrong),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经济研究所所长,澳大利亚-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亚当·特里格斯(Adam Triggs),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计划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