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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40年中国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百感交集，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了。作为钢铁人，又是接受过严格冶金史专业教育和训练的钢铁人，回顾中国钢铁工业40年的发展历程责无旁贷。写中国钢铁工业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宝钢建设是绕不开的。我想写写宝钢，但不是40年的跨度，而是聚焦宝钢决策建设早期甚至早早期的事情，用时间、逻辑、事件、人物等几个维度相互印证，希望能够为读者还原一个至少在时间这个维度上相对清晰的图景。
 
国家钢铁
 
中国冶金的历史与中华民族文明史一样，历史非常悠久，青铜冶炼为生铁冶炼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技术基础。生铁冶铸是中国独特的技术路线，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很多科技史专家都认为，生铁是中国的伟大发明，其意义丝毫不比所谓的四大发明逊色。中国封建统治者自然知道钢铁的重要作用，否则也没有必要盐铁专营。但是，含蓄善良的中国人这个时候还无法认识到钢铁对于国家安全、民族独立的重要意义。
1840年，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西方猎枪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当局和一批有志之士突然发现华夏并非天朝大国，虽然打心眼里还是看不起洋人的奇技淫巧，但是在实践中已经开始尝试着学习接纳他们，也就是所谓西学东渐。虽然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洋务派还是行动起来了，设学堂、开工厂。1895年，中国近代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高等院校北洋大学成立，矿冶学科是一个重点学科。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成立的汉冶萍，中国近代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联合钢厂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切都是因为洋务派看到，一国之强大要靠强大的军事、工业和教育，钢铁又是工业强大的重中之重。
汉冶萍历史照片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重点写了什么？归纳一下就是港口、铁路和矿冶。中山先生游历国外、见多识广，这是他对国际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气候综合判断后得出的科学结论。蒋介石也知道钢铁重要，但是他并不以为非要自己生产，枪炮飞机从国外进口即可。国民党时期，中国钢铁产量没有大的增长，蒋介石当局没有重视钢铁生产。整个抗战期间，日本的钢产量是中国本土的几百倍。所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写得好：用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山先生《建国方略》


中国共产党是重视钢铁的。从敌后的土法炼钢到接收鞍钢和全国的钢铁厂矿，中国共产党知道钢铁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1949年中国的钢产量15.8万吨，这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而言太少了。毛主席就说：“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两样，其他就好说了。”“钢铁元帅升帐”、“三大五中十八小小”、“鞍钢宪法”、“大炼钢铁”……钢铁，不仅是领袖的情结，也是党的情结。
毛主席视察马钢


政治风云，波涛汹涌，十载岁月，物是人非。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文革”期间，中国钢铁工业没有得到特殊的眷顾。工业的“粮食”还在，国家的脊梁没倒，一切都在发展，一切都在等待……
 
希望序曲
 
“美酒飘香歌声飞，亲爱的朋友啊，请你喝一杯，请你喝一杯……”很多人都知道这是李光羲演唱的《祝酒歌》，但很多也也不知道这首歌祝贺的是什么。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文革”十年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得以开始终结。
冶金部机关“文革”中也被“四人帮”搞乱了，致使从1974年到1976年，连续三年“三打两千六”（即计划年产钢2600万吨）均告失败。1977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任命唐克为冶金部部长。一批懂业务的“老冶金”陆续得到平反，先后回到冶金部各级领导岗位。
 唐克是一位极具有国际眼光和战略眼光的领导。原冶金工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董贻正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说：“唐克主持冶金部工作以后，冶金部通过新日铁的领导聘请了几位日本专家，担任规划院的顾问，这在各部委中是不多见的。唐克经常把他们请到自己的办公室，介绍日本和世界各国钢铁工业的情况，并提出对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建议。”
原冶金工业部部长唐克


日本钢铁工业当时的管理理念、经营理念、工艺装备给唐克很大的触动。除了“请进来”，还积极“走出去”。1977年9月16日至10月14日，冶金部组织了一支由冶金部副部长也志强带队的代表团到日本进行为期近一个月的考察访问，鞍钢、首钢、武钢、太钢等企业的领导位列其中。百闻不如一见。代表团被日本钢铁工业的发展所震撼。
中央领导对中国冶金工业的发展是很重视的。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就不止一次强调，“我们确实想钢啊！想得很啊！没有钢，什么农轻重（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上不去。”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起来，要靠腰杆硬，腰杆要硬靠什么，靠钢铁！”
据董贻正回忆，1977年上半年华国锋同志就提出听取冶金部的汇报。唐克被任命为部长后就开始琢磨汇报提纲的事情，聘请新日铁专家恐怕最初也是为了这次汇报。1977年10月下旬，代表团回国。10月22日，叶志强向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做了赴日考察的汇报。在汇报中，叶志强还请邓小平等观看了新日铁赠送的一部电影专题片，中央领导评价很好。陈锦华在撰文回顾这件事时写到，这次代表团的考察对建设宝钢的决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唐克在汇报里面增加了赴日考察的一些思考。1977年11月9日，唐克、叶志强以及负责规划工作的副部长赵岚3人到西山向中央政治局领导汇报，听取汇报的有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以及方毅、纪登奎、余秋里、耿飚、陈慕华、倪志福、谷牧等中央领导。
这里经常会看到一个文献说：“许多老部长都回忆，早在1977年上半年，当邓小平听到有人汇报在沿海建设大钢厂的建议时就说：‘要搞就搞大的，买些现代化设备回来。’”这里的汇报人就是唐克。1977年5月25日，唐克（当时还是冶金部副部长，但是已经主持冶金部工作）去西山拜访邓小平，提出想在沿海搞一个现代化大钢厂。可能正是因为小平“要搞就搞大的，买些现代化设备回来”这句话，唐克当年6月份被任命为部长后，马上聘请新日铁专家了解情况，而且派代表团赴日本考察。这个从逻辑上是合理的。
唐克在汇报提纲中首次提出在上海建厂的问题，但是最初提出的是建一个500万吨的铁厂。据了解，当时的上海地区缺铁十分严重，各钢铁厂一直从外省调入生铁、化铁炼钢。铁厂怎么变成了联合钢厂呢？
1977年11月29日，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到了北京，受到了李先念的接见，李先念对稻山说：“请新日铁考虑，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建设一个年产五百万吨的炼铁厂。”回到日本，稻山嘉宽很快向中国派来了两个工作小组，其中成员之一是新日铁的常务董事，名叫大柿谅。就是这位常务董事的一席话，给未来的宝钢打下雏形。关于这一点，董贻正在回忆文章中说，大柿谅来上海考察后，认为在上海建设4000立方米的大高炉同现有的30吨转炉不相匹配，就如同大茶壶配小茶杯，既不合理，也不合算。他建议我们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坎坷命运
 
中国钢铁工业与日本钢铁工业强烈的对比、鲜明的反差，让很多中央领导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中国需要一个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这种共识以不可阻挡的力量迅速落地并且生根发芽。
1978年2月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经济部分时指出，“引进先进技术，我们要注重提高，这是一项大的建设。关键是钢铁，钢铁上不去，要搞大工业是不行的。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要加快速度。”
建设联合钢厂的地点刚开始定在了上海。但是，最终将地点定在宝山也经历了一番挫折。因为，上海没有矿山、没有煤炭，根本就不适合建钢铁厂，当时有不少省市都提出可以把新钢厂放到本地区的想法。如果按照日本钢厂的布局和生产组织模式，新建钢厂如果用进口铁矿石，钢厂位置应该选在沿海。为此，国家计委、建委、冶金部在全国范围选址，调查组走访了连云港、天津、大连等十多个沿海城市。对比下来，无论从工业基础还是配套来看，上海都是最合适的。唯一的两个问题是：长江口水深不够，进口矿石要建港转驳；地基软弱，厂区需要打桩加固。
1978年3月9日，国家计委、建委、经委、冶金部和上海市委正式向中央打了报告（简称“三委一部一市报告”）。在这之后，又经历了一轮对宝山钢铁厂地质软弱的质疑，国家建委专门组织了56名专家到宝山又进行了现场考察。56名专家进行了18个昼夜的打桩试验，证明把钢桩打到地下60米深就能承受起整个钢铁厂的负荷。





宝钢工程指挥部原党委书记、副指挥张浩波回忆说，1978 年春，中央批准正式上马宝钢这一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技术最新的特大工程项目。宝钢项目立项后，中国与日本的技术谈判并不是一帆风顺，经历了很多挫折。
宝钢的总体设计日方由新日铁总包。1978年2月10日，中日双方专家开始关于设计总图的第一轮谈判，也就是敲定厂区的规划。在这次谈判中，日方提出的C型布局遭到中国的拒绝，中国提出这次布局要为宝钢未来扩大规模留下充足的空间。1978年5月，中方组织了一个设计审查代表团，去日本进行第二阶段谈判，谈判的焦点是设备选型。日本方面说中国引进的技术为君津厂，但是中国了解到大分厂和八幡厂的技术更先进，因此要引进最先进的技术。谈判陷入僵局。后来中国说要去和西方谈合作，日本才做出同意的让步。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邓小平参观了新日铁的君津钢铁厂。王效贤回忆说，当时我们宝钢的工人已经在新日铁实习，小平跟在场的工人一一握手，还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宝钢建设不好，有了缺点，那不是学生的责任，是老师的责任。”日本前驻华大使中江要介也在回忆中说，邓小平仔细询问了君津厂的设备、技术，并希望日本朋友把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介绍给在那里实习的中国工人。
邓小平参观君津厂


1978 年12月21 日，我国与日方《关于认购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及高炉、焦炉、转炉三个成套设备的合同，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举行了签字仪式，合同总价达20 亿美元，并按现汇支付。同年12 月23 日，宝钢工程举行动工典礼，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前来参加，并为工程剪彩。
1979 年3 月14 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明确提出，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建议要用两三年时间进行调整。3 月下旬，经党中央讨论决定，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担任主任。陈云上任后首先碰到的就是如何妥善处理宝钢建设的问题。当时，宝钢已经与外商草签了一揽子合同，大批引进设备正在运往上海。如果停建，中国将蒙受沉重的经济损失；如果继续，又得投入巨大的资金。当时，围绕宝钢项目的争议主要有三类：一是停建；二是立足国内，买技术，买专利和关键设备；三是全部从日本进口。面对如此情况，中共中央委托陈云对宝钢项目是否继续建设做出决策。
徐乐江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1979年5月至6月，在宝钢“上马”初期就遭遇“下马”风波之时，陈云同志对宝钢问题进行了近一个半月的专题调查。他看了国家七部委的建议报告后，进行了认真思考，明确表示“宝钢已不是搞不搞的问题，已经定了”。5月31日，陈云亲自赴上海，对宝钢建设进行实地考察。6月1日，他找来上海市领导严佑民、韩哲一和陈锦华三位同志，详细了解宝钢建设情况，明确指出，“建设宝钢中央已经定下来了，要搞到底”，“只能搞好，不能搞坏”，“要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搞”。
陈云视察宝钢


1979年6月16日上午，陈云同志主持召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专门讨论批准宝钢建设问题。他在会上说，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对全国、对上海来讲，都关系很大，事关全局。他会上讲了八点意见，提出要“干到底”，对“干不干”、“怎么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对宝钢恢复“上马”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又起波澜
 
宝钢虽说重新上马，但是针对宝钢工程的质疑声从未间断。宝钢一期工程出现的桩基位移等问题，更是给反对者提供了现实的标靶。1980年9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有人甚至说，宝钢的决策者是千古罪人，应该从楼顶上跳下去。在这种气氛下，1980年12月23日，国务院要求宝钢“调整、退购、下好”，宝钢工程不得不再次“下马”。
1980年12月30日，时任宝钢工程指挥部政委党委书记的陈锦华给国务院领导写信，提出了细水长流缓中求活、工程不致完全中断等三点建议。他在信中说，宝钢的施工已经进入了高峰期，一号高炉系统引进设备95%已经或者即将进口，现场施工队伍也已经达到了七万多人，如果此时下马，还需要支付开支8.5亿元，而缓建的话，则只需要每年再增加三四亿元的投资即可。信发出以后，他将副本呈交给了上海市委领导班子并声明，这是我个人名义写给中央的信，如有不当我个人负责。
1981年7月，国务院领导听取了宝钢工程指挥部关于停缓建问题的情况汇报。8月1日，国务院领导批示，宝钢一期工程作为续建工程，不要再犹豫了，请国家计委早日定下来。8月7号，国家计委和建委就联合发出通知，宝钢一期工程即日起列为续建项目。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张国宝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当宝钢建设暂停时，日本的设备供应公司要求中国赔偿，而中国企业认为日本公司要求赔偿不够友好，所以宝钢恢复建设时就敲打日本，把2050热连轧机改订德国设备，大概4亿美元，这可是一个不小的订单。后来，日本派了一庞大的代表团来到北京商谈此事。由于张国宝会日语，便给当时国家计委负责此项工作的赵东宛副主任当翻译。日本方面向我们道歉，说听说此事后，日本朝野都很震惊，没想到宝钢没有订购日本的设备，请求给日本一个机会。我们把这个情况整理了一个报告报给中央，毕竟日本新日铁曾帮助我国建设宝钢，综合考虑后订购了日本神户制钢的1900板坯连铸机。而2050毫米热轧机和2030毫米冷轧机都是德国的设备。
《黎明与宝钢之路》里面也回忆了宝钢续建以后的一些历史。宝钢续建以后又出现了拖期的问题，为了按时完成宝钢一期建设。冶金工业部第一副部长黎明于1983年调宝钢，一干就是15年。黎明部长一改传统的特大型工程项目的管理模式，采取以“项目总进度”为核心的项目管理模式，采取“投资包干、节余分成”等新办法，不仅有利保障了宝钢一期1985年9月投产，而且为国家节省了数亿元的投资。黎明部长是一位坚定的国产化推动者，他的名言“如果进口时100元，国产110元，质量相当，选择国产”。所以宝钢的建设不仅仅是提升了中国钢铁工业的现代化水平，而且提升了冶金装备制造业的现代化水平。石启荣说，如果不建设宝钢，中国钢铁工业的水平至少要落后国际先进水平20年。小平同志更是一语中的：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邓小平考察宝钢
黎明同志


    宝钢一期投产后，又是二期、三期，这段历史相对而言比较清晰，在此就不赘述了。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