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有人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这题目是“中国人为何缺乏创新能力”。我很惭愧地接受了这个提问，因为我知道钱学森老先生和李约瑟老先生生前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确立这个问题的真实性。钱学森所提的问题核心是“为何中国人的科学大师都是外国培养出来的”，李约瑟所提的问题核心是“为何中国古代有那么多技术发明却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而我们国内现在所讨论的是“为何中国缺少新的产品和技术”，显然各有针对性，不可一概而论。可见，这些都与“中国人为何缺乏创新能力”没有直接关系。


面对你们这么多在座的在美华人科技精英，我真的非常怀疑“中国人”缺乏创新能力这个立论观点。显然，我甚至认为在座的美国朋友们也适用“缺乏创新能力”这个词，否则他们为何还要来听我的说法？（听众笑）更可笑的是这个立论误导大家进入了血统论，接下来甚至把一些民族排到了“中国人”之后，比如，“韩国人为何比中国人更缺乏创新能力”，“日本人为何比韩国人更缺少好看的电视连续剧”，诸如此类，一个错误的立论导致了逻辑的崩溃，贻笑大方。（听众笑）


我们要弄清楚这个立论的真实性，当然不可避免地须要进行科学论证。最近我借用了美国人的一个科学实验结果，调侃了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疯涨现象，提取出一个“水泥货币”的新概念。这个科学实验叫做“猴子也会使用货币交换”概念，它证明动物本能便足以达成物资和服务交换。搞国家层面万众创新，就是要唤醒广大民众的“动物本能”，把人们的创新潜意识提升到现实中来。你总把猴子关在笼子里，给它们平均分配食物，当然它们永远不想发挥自己的“竞争能力”，甚至会退化成“吃食机器”，可见立论必须受某些条件限制。（听众笑）


所以说，我不同意那些强调“中国人”如何如何的立论观点，人就是人，人人平等的原则不能因为国籍和民族血统而被扭曲。比如，微信比当今任何其他同类产品都要灵活，这是它的功能齐全所致，但同时微信也是除了中国人其他国家人群最不喜欢用的产品，因为微信服务台喜欢删除某些文章，在外国人眼中这违反了“人人平等”和“言论自由”原则。如果那一天我们的领导们也意识到创新能力和自由平等有如此直接的联系，他们会不会让“猴子”们放出笼子呢？不会，他们宁可让“猴子”成为“吃食机器”，因为机器人比自由人容易管理。（听众笑）


可见，领导人的创新取向比“中国人的创新能力”更重要，因此，我们更要研究“领导人的创新取向”问题。四千年前中国就有了一种叫“诽谤木”的社会管理体制，这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比四大发明要伟大的多。为何？当时部落酋长门前都立着一根高大的“华表”，下端有个洞，让部落成员把揭发坏人坏事的甲骨文片放进去，同时酋长鼓励人们提建议，也是放进去，甚至投票选举新酋长也把“选豆”放进去统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民主制度，比古希腊早的多。谁说中国领导人不民主？正确答案是他们可以选择搞民主，也可以选择不搞民主，这才恰当。后来秦朝彻底废除了这种制度，把“诽谤”当成了一个贬义词，成了“恶毒诽谤”，从此中国人彻底脱离了民主文化。后来的“华表”都是石头做的，上面雕刻着张牙舞爪的龙，根本就有任何洞，不信你去天安门前看看就知道了。（听众笑）


秦朝的政治创新确实不少，比如，商鞅变法把战功和土地分配联系在一起了，这是第一次国家战略和私人财产被捆绑在一起，结果，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运用了这个思路，天下归一，就是国家归于他自己一个人，修长城，统一文字，要把天下人都变成他的财产，把所有人的劳动时间都变成为他劳役的时间，彻底地剥夺了中国人的思想和时间支配自由，登峰造极了。后来的皇帝们纷纷效仿，基本上都没有突破这个体制和思想框架。


这下子就导致了许多问题出现。首先是汉字使用问题，这种象形文字两千多年前就被定为官方文字，太早熟了，埃及象形文字被淘汰了，玛雅象形符号文字也被淘汰了，唯独汉字被使用至今。蒙古人不屑学习汉字，满清人却学的比汉人更精通，结果文字狱大兴。相比之下，后来的拉丁文促进了现代欧洲文字的兴起，拼音文字给予人类更灵活和准确的思维工具，更重要的是，现代英语，法语和德语等欧洲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创新工具。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人的自我存在依赖思考，而海德格尔说“语言是思维的边界”，人类用语言思维，人的智慧也就受限于语言结构，汉字的原始性导致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原始性。当中国人依然热衷骂“数典忘祖”时，欧美人都正在创新未来人工智能语言；当中国人依然鼓吹“克己复礼”时，欧美人正在创新光速纳米级别的宇宙信息符号。汉字演化自古老的巫术符号，这种巫术思维方式统治了中国人五千年，我们无法摆脱。在座的各位美国朋友，你们比在座的中国朋友有占优势，首先是英语占了汉字的优势，大家不得不承认这点。同时，所有在座的中国朋友都知道，如何没有学会英语就不肯能掌握世界先进创新能力，最多只能搞山寨式模仿。


什么是汉字的巫术性思维方式？十多年前，杨振宁先生说了句“易经思维是导致中国没有出现科学的原因”，结果被国人以排山倒海之势臭骂了一顿，骂完了，气消了，这个问题却被遗忘了。试问大家，如果《易经》可以通晓万物，我们还干嘛来美国留学呢？李约瑟发现古代中国的确有很多技术，但都是为了实用目的所为，并没有人深究背后的物理原理。欧洲人自古有几何学，由此形成了逻辑学，后来又有了现代哲学，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对人类的思想进行思想”，让技术进入到理论层面。因此，西方人总是问“这个根据是什么”，而中国人总是问“这个能当饭吃吗”（听众笑）。


中国的先贤们不是不努力，他们只是缺了一样东西，那就是逻辑思维，他们所有的说法都是“独断式发言”，《论语》就是个典型例子。孔子说“克己复礼”，但是他自己连什么是“礼”都没有弄清楚，后代人们所谈的“礼”竟然都是从《周礼》来的，而《周礼》本身却是西汉的伪作，两千年中国人以这个伪作为推理前提，一代代人反反复复背诵着伪言论断，还有比这更惨痛的历史教训吗？有的，那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个观念，死要面子活受罪！（听众笑）


今天我所站的讲台是当年钱学森先生曾经站过的，所以我想借此机会提及他的“世纪之问”。他在临终时提问：“几十年来，为何我们教育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我们要问的是，“为何我们的杰出人才都是西方培养出来的”。除了上面提及的汉字困境问题，除了领导人的创新取向问题，除了杨振宁先生提出的易经思维，除了李约瑟先生提出的科学理论缺位问题，钱学森先生不是提出了问题，而是给予我们对以上各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不是仅仅发现这个答案，更重要的是改变这个历史现实，创新未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