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大选进入垃圾时间，拜登当选基本确定。短期内美元疲软，推动人民币继续走强，资本市场延续牛市。长期相反，随着疫情终将平息，货币回归中性，美元趋势反转走强，资本市场将结构性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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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左右美国选举？

大家都说美国利益，其实美国是以大资本利益主导的国家，真正的大资本才真正代表了美国利益。资本支不支持拜登，是决定拜登能不能当选美国总统的重要因素。
什么样的资本规模才能算大资本呢？真正的大资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养老基金。根据最新排名，资金量排名第一的加州公务员基金，3000多亿美金；排名第二的是加州的教师基金，2000多亿；排名第三的纽约州公务员基金，2000多亿。排名第十的也有上千亿美金。
第二类大资本是美国家族的钱，也叫old money。根据美国家族财富排名，排名第一的Walton家族资金量达到了2000多亿，排名第二、第三的Mars和Koch家族也都是千亿级别，基本与养老基金的规模相当。
第三类大资本是富豪排名，也叫new money。在最新的福布斯富豪榜单上基本是我们熟悉的人名：杰夫贝佐斯、比尔盖茨、扎克伯格、埃隆马斯克等等，他们的资金量最高接近2000亿美金，排名第十的也在600亿美金以上。


丨大资本的逻辑
对于风险的考虑，大资本的逻辑跟小资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小资本的逻辑是看回报率：我有100万，要想办法增值到1000万，甚至可以为此冒一定风险。而大资本起手就是1000亿，他们考虑的不是增值的问题，而是安全问题，如何不贬值，在市场波动的时候更是要找到一个安全的蓄水池避险。
放眼现在的国际环境，大资本还真不容易找到不贬值的地方。美国经济基本停滞，要靠发钱才能活得下去，这会造成滞胀现象。钱变得不值钱了，因此投资保值的几率就变小了，甚至几乎没有投资避险的空间。细数一下现有的投资品类吧：
不动产、大宗商品等等原来不错的投资标的都会贬值；消费、航空、餐饮等等巨大的产业都没有了投资价值；存银行更不行了，滞胀环境下，银行会有负利率，钱存银行都会贬值。
所以，大量资本往中国涌入，因为中国有一个特别有诱惑力的条件。《经济学人》原文是这么说的：中国提供了眼下世界其它地方最罕见的两样东西：GDP增长和高于零的利率。
我开玩笑说，穷人的烦恼是，怎么把10块钱变成100块，这其实真的是小烦恼。而富人的烦恼是，怎么把1000亿不要变成100亿，这真的很难。
因此，大资本寻找投资标的，选择逻辑有两条：第一是蓄水池足够大，第二是风险足够小。而滞胀环境下，以前大多数保值的投资都失效，比如房地产、银行、贵金属等等。还剩下一个可以实现增值的地方：那就是优秀的、具有成长性的上市公司。
但是资本市场也不是到处都能够避险的，毕竟你投1000亿下去，不是投到整个资本市场的，而是要投到蓄水池足够大的个股里。企业不够大，您的钱刚进去，就把股价炒起来了，当然达不到长期蓄水池的目的。因此，大资本选择上市公司投资的条件是：公司市值足够大，未来发展有保障。
这就是为什么疫情期间，美国巨头企业逆势疯狂上涨，他们背后的推手就是大资本。大量的投资基金无处可去，只能进入股市，而且只能投资于实力最强的科技股以避险。
对大资本来说，选择投资的上市科技公司必须要有巨大的未来成长潜力，这样才能在未来某一天，比如三年五年之后，公司的经营业绩真正达到了估值，把价值做实了，实现了价值回归，大资本的投入才能撤出，也就是把资本真正兑现出来。
大资本做了足够多、足够深入的研究以后，才敢往里面放钱。大资本对于科技企业的判断，体现在科技股涨幅，和我们对科技企业未来业绩的分析高度一致。最典型的就是芯片行业。在疫情期间NVIDIA和AMD都获得了不错的回报，而Intel股价低迷，持续走低。没有出现中国股市经常发生的所谓概念股，也就是同一个版块的公司同涨同跌的现象。


丨中美的未来
现在你知道了，大资本需要一个安全的、能稳定发展的环境，大资本不喜欢不讲规则。遵守规则才能规避风险，在这样的前提下赚钱才是安全的，是美国文化最看重的地方。
本来，大资本可能只是希望特朗普搅搅局，甚至悔一两步棋，没想到特朗普把棋桌都给掀了。你可以悔一手棋，但你不能掀棋盘，这是大资本不能允许的，因为那样就没有规矩了。拜登近两个月的募资数额巨大，追平了特朗普过去募资的总额，说明大资本对拜登的支持力度空前巨大，可以明确的说，拜登赢定了，因为大资本抛弃了特朗普。
我前面说的大资本找蓄水池避险都是铺垫。下面重点来了：对于大资本来说，相比亚马逊、苹果、特斯拉这些蓄水池，中国才是最大的蓄水池。而且这个蓄水池还在强劲增长。
你可能没注意到的是，在今年贸易战过程中，中国已经发生了改变，中国在金融领域对外资的限制正在放开，很多国外的大资本已经悄悄的进来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获得了中国合资证券公司的多数控股权；汇丰的中国人寿保险业务变成了完全独资；花旗银行拿到了托管牌照，可以在中国直接为机构投资者提供服务了；贝莱德资产管理公司获得批准，可以在中国销售自己的基金；先锋集团（Vanguard）决定：把亚洲总部搬迁到上海......
根据花旗银行的一项统计，过去一年，约有2000亿美元从海外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根据经济学人的测算，截至2020年6月，海外公司持有的中国股票和债券分别增长了50%和28%。
几千亿、上万亿的资金正在涌入中国。到明年，我会坚定地相信 ：这个数只会多，不会少。这些大资本代表了美国最有话语权的这部分人，他们才会对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拜登必须上台。因为拜登上台还有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终结中美贸易战。前面由打破规则的人做了铺垫，现在大资本需要一个讲道理的人，与中国重新界定合作的规则并且严格遵守了。当然，以前那位不讲道理的人也有贡献，通过他一搅局，双方都意识到了合作的重要性，然后就不能有搅局的人了，需要换一个守规则讲道理的人，让双方能持续长久地合作。
所以总结两点：第一，拜登必须上台。第二，拜登上台之后中美关系大概率会好转。
      

拜登当选对美国经济的短期与长期影响



   
从短期和长期看，拜登治下的美国经济，面临不同的前景。
 
1、短期利好美国经济


短期内美国经济能否快速修复，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疫情防控和经济刺激。从这两个因素看，拜登当选比特朗普当选更有利于经济修复。


首先，疫情大概率会持续到明年，当拜登上台后，大概率会实施更为严厉的防疫措施，尤其是更加鼓励社交隔离等政策，这些政策将在短期内对需求端产生抑制，但根据中国的抗疫和复苏经验，经济很快会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迅速恢复。


其次，拜登和民主党倾向于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预计可能达到2.4万亿美元，这远比特朗普之前提出的5000亿美元和1.88万亿美元的规模要大，即使现在来看民主党并未控制参议院，但可以预见的是拜登能够推出的经济刺激规模肯定比共和党的大。因此，在短期内美国经济会由于拜登上台而明显好转。


2、长期面临两大难题


长期中，美国经济更易受到执政党的政策方向左右。重新走向全球主义，是拜登和民主党的重要战略，也是民主党的历史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拜登会比特朗普更加欢迎全球自由公平贸易，而是继续沿着特朗普的道路推动制造业回流和产业链本地化。


在此背景下，摆在拜登和民主党面前有两大难题：
一是重新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国内贫富差距分化的问题，因为美国国内一致认为全球化是美国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


二是如何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重夺主动权，即将什么样的工作机会和税收带回美国，以及如何将这些工作机会和税收带回美国。


第二个问题更加棘手，因为想要将企业搬回美国，除了要付一笔“搬家费”（产业链惰性和产业链惯性）以外，美国的产业链本地化空间并不大。


大家知道，全球产业链和利润分配体系中，可分为三大类主体：
一是以欧美跨国公司为代表的旗舰企业；


二是以日韩产业链供应商为代表的模块化企业；


三是以中国等新兴市场为主的大量原材料供应或中低端生产企业。


以往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主要依靠其跨国公司全球经营来攫取各方利润。但这种模式往往会产生大企业垄断和贫富分化，这是当前美国选民所不能接受的。


为了缓解这一困境，美国需要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下探”，同时弱化对跨国公司的依赖，争取更多类型的分工主体回流美国。但是一方面，美国并不愿意引入低端的制造业，另一方面，其如果要抢夺更多模块化企业回流美国，将不可避免地与日韩和欧洲的盟友产生矛盾。


因此总体而言，长期中，美国经济仍然面临重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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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美元将怎么走？



      
不论是对于全球经济，还是全球资本市场，一个健康的美国经济都是好消息。美国的疫情和经济若能够因为拜登上台而在短期内有所改善，则有利于全球贸易和需求的提振。


另外，拜登主导的美国重回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客观上也会进一步促进全球合作，提升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效率。由此预计，逆全球化进程将有所放缓，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体系也会比之前有所优化。


特朗普当选后的几年中，美国贸易总额（进口+出口）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总体上是下滑的，考虑到拜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度以及对特朗普政策的矫枉，未来我们可能看到美国占全球贸易份额的提升。



 
统计数据表明，在各类主要资产中，只有美元指数存在“选举周期效应”，因此分析美元走势更具实际意义。我们认为，拜登的当选会对美元的后续走势产生压力。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大选前，美元往往承担了一部分的全球避险需求，当大选结果确定，不确定性减弱后，美元的避险功能趋弱；


二是拜登的经济刺激规模预计会更大，进而形成更多的美元供给，压制美元。


因此，我们预期美元在更长的时期内存在一定的支撑：一方面，统计检验显示，一个总统（不分党派）任期后两年美元指数的涨幅比任期前两年的涨幅平均高3%左右；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基本面的长期复苏和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进程会在长期增加美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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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会如何对中国？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不论美国总统是谁，也不论美国议会多数党是哪一个，在国际政治和科技领域继续遏制中国崛起是美国共识。但在经贸领域，拜登大概率不会像特朗普那样采取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尤其不会对中国实施惩罚性关税。


1、贸易与资本流动


尽管拜登可能会在经贸和政治领域对中国采取比特朗普更加温和的态度，也很可能会重启与中国的对话，正常开展与中国的贸易活动，但遏制中国发展，关系到美国的核心利益，也与民主党加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战略相一致。预计，民主党会在全球主义框架下，重拾奥巴马时期的TPP、TIPP或类似的区域贸易协定，拉拢欧美、日韩等盟友建立贸易伙伴关系，将中国排除在外。中美之间在贸易领域的格局仍然是竞争大于合作。


短期内，拜登上台后，中美贸易关系将进入合作和磨合阶段，中美双方预计还会执行前期的中美贸易协定，中国会继续完成对包括美国农产品在内的进口。


对于资本账户，我们担心的是中美经济对比会进入所谓的“比好”逻辑，即中国经济被迫与美国“比好”，而不是当前的“比差”，这将对人民币汇率和资本流动产生一定影响。若疫情在明年得到有效控制、美国经济企稳的趋势是可持续的，美国资产收益率上升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可能会刺激中国的外资流出。


2、科技领域


在经贸领域的形势有所缓和，美国对中国的对抗情绪可能更多地转向科技领域，他们认为对中国科技企业的经营限制已经产生了效果，尝到了甜头的美国人不会放松对中国科技创新引进的限制。


在此背景下，科技领域的自立自强，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的新提法，也对未来五年中国“卡脖子”技术的发展提出了坚定的发展方向，这种决心不会因为美国总统换届而出现丝毫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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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扬弃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方大卫（David Firestein）指出，拜登及其幕僚对中国的看法和特朗普政府是相当不一样；因此拜登对中国政策会有继承，也会很不同，包括两个相同或相似、五个不同之处。


第一个相同或相似：继续反思对中国接触政策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69-74）时期以来，民主、共和两党的"对中国接触政策"都基于一项假设：如果美国加深和中国的商业、外交及文化往来，并努力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中国就会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改变，比如政治自由化，经济市场化，更遵守国际规则，参与公平竞争和国际合作。


但这一观点在奥巴马事期已改变。正如库尔特·坎贝尔、伊利·拉特纳2018年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称，美国的外交政策届多年来一直高估了美国改变中国的能力，既往的对中国政策是基于对中国的错误期待，并没能促使中国做出美国所希望的改变。他们呼吁"摒弃过去那种一厢情愿的想法"。


第二个相同或相似：支持南海航行自由、台湾现状、与印太合作


拜登的中国问题顾问对南中国海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航行自由的问题上。


布林肯2020年5月在CBS的一个访谈上表示，美国在南海的政策基础是确保自由航行，其参与会是从坚持国际法，以外交手段解决领土争端的角度出发。坎贝尔认为，美国需要让中国认识到对航行自由的威胁，可能对中国经济産生破坏性后果。


在台湾问题上，坎贝尔曾表示，不单方面改变现状可能是最好的战略。多名拜登的中国问题顾问，都曾表达继续"重返亚太"战略的意愿，这与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有吻合之处。


第一个不同：不冷战、不脱钩


尽管对接触政策有所反思，但拜登的中国问题顾问普遍不赞同"新冷战"和与中国"脱钩"的说法。


伊利•拉特纳今年8月在保尔森研究所的访谈中表示，中美两国不会走向冷战。他认爲，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中国和美国现在有更密切的经济交流，中国也已经融入国际体系，其他国家并不愿意在两个集团之间选边站。他提出，应该一个议题一个议题地与中国竞争，而不是重演冷战式的全面对抗。


安东尼•布林肯九月在美国商会的一场活动上说，"我认为，像一些人提出的那样，试图完全与中国脱钩，这是不现实的，而且最终会适得其反"。


第二个不同：美国的焦点要从改变中国，变为提升美国竞争力


在不走向中美冷战，不完全实现中美脱鈎的前提下，拜登团队强调与中国博弈时，要提升美国自身竞争力。


伊利•拉特纳2018年在《外交事务》上写道，"美国亚洲战略的指导方针，应该是既不寻求孤立和削弱中国，也不试图使中国变得更好。华盛顿应该更多地关注自己和盟友的力量与行爲"。


托马斯•多尼伦去年6月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批评特朗普的贸易战是与中国竞争的错误手段。他写道，"防御性保护主义应对不了中国的挑战，只有（美国）国内复苏才能做到这一点"。


第三个不同：恢复盟友关系与国际领导力


拜登的中国问题顾问们还有一个共识，就是美国应该抛弃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优先"原则，修复与盟友的关係，继续领导世界。


布林肯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讲话中提到，中国一直以来将美国所拥有的联盟，视爲美国的核心力量来源，而这"正是中国不曾享有的"。他批评川普的政策削弱了美国的联盟，尤其是在亚洲，正中中国下怀。


此外，他还指出，中国一直试图在国际组织中提升自己的领导力，以抢占美国的利益，而美国自行放弃领导地位，为中国提供了可乘之机。


曾担任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苏珊·赖斯也多次撰文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这些外交政策专家认爲，虽然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具有缺陷，亟需改革，但美国要做的不是退出，而是继续加强在这些组织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主导改革，确保改革方向符合美国利益。


第四个不同：将价值观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


中美竞争也涉及到两种价值观之争，拜登的智囊们认爲，赢得价值观之争为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争取更广泛的支持，抵抗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模式输出至关重要。多位拜登的中国问题智囊表示，拜登政府会将人权问题摆在对华政策的关键位置上。


布林肯曾表示，全世界目前正出现"民主的衰退"，而中国正试图利用这一点，"为我们自己的麻烦火上浇"，因此，美国在这个时候更需要担当自由世界的领导角色。


第五个不同：站在强势地位与中国合作


拜登的中国问题顾问们在著力于中美竞争的同时，也都表达了中美在气候变化、应对疫情、防止核扩散等全球议题上合作的必要性。


今年4月，100多名前官员和学者发表声明，认爲中国应对新冠疫情负责，但同时呼吁美国在抗击疫情上与中国合作。这封公开声明的签署者当中就包括赖斯、布林肯和沙利文。


沙利文和坎贝尔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指出，美国不应该与中国先合作再竞争，应该避免让合作变成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是必须准备好"全程竞争"，只在"我们真正有效地设定了竞争条件后才合作"。


美国时政评论人士，从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刚当选的美国总统都会在第一年里试图跟中国发展合作关系；因此，拜登当选，也会见到一段冷静时期，但或在一年左右之后，中美可能会回到现在的紧张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