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相比，中国有规模优势、增长优势、市场优势（“受控”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还是中央集权下巨大的、单一的统一的市场），这些是基础优势，也是后发优势；美国则有科技优势（中国虽然仍落后几十年，但在持续快速接近中），金融货币优势（中国玩金融的水平还差了些，也有一些“体制约束”，没法放开了玩，而西方已经玩得很久，很老练了），国际舆论优势（西式民主逐步倒向民粹国粹，民主理想屈服于国内国际经济政治不均衡的种种问题，使得这种优势被撼动了，但毕竟这种优势的体量和惯性还是非常大）。
西方还有一个相对优势，他们的自由经济传统和个人主义习惯，使得他们的政府和精英较敢于，民众也较愿意承受一些自由资本经济的负面因素；他们的体系里对于资本和科技的发展，存有“优胜劣汰”可以远远优先于“公平正义”自由。表面上看来，比如在科技行业里，他们对于隐私较为尊重（而中国商企们多年来似乎可以更自由自在的收集民众隐私数据用于谋利），在经济领域，西方的社会福利的覆盖面和救济强度也不错，但实际上，我感觉西方整个社会对于大资本，对于垄断企业财团实际上是相当宽容的。西方政府动辄自诩为“民意代表”，但他们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架构都导致了政府对于私有资本的约束力很低。所以，在他们光鲜的“公平正义人权自由”的表象下，是严重的，而且几乎无法撼动的体系级别的、生态级别的问题，即大资本对于社会的控制和奴役。这并非若干大资本家的主观罪恶，也非整个私人资本群体的主观罪恶，只是私人资本为主导的“经权（经济权力）”，失去了“政权（政治权力）”的有效约束，就蹬鼻子上脸，把“民众/民生权力（民权）”给压在下面了。（完全）公有制理论上可以约束私人资本权力，但对于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太大，还容易被政治权力渗透污染（政府集团过度掌控“公有”资本），所以“纯公有制”的尝试几乎都失败了，还留下许多骂名。政权与经权更好的相处方式是什么？西方希望通过加大“民权”，希望通过法制来约束经权，但效果也不尽人意。民权一不小心就放大就成了民粹，群氓；法制的约束力看来不错，但也可以说是用政权这种外部力量来对付人类最根本最基本的经济规律（赚更多钱的欲望）。中国正在走的路，是用国有资本的经权去对付私人资本的经权，用经济手段对付经济问题；政府控制的国有资本，使得政权有更加实在的、更有力的武器来约束私人资本，这比挂在墙上的法律条文更有力，也比指望用老百姓的民权去约束经权更有实效 - 买的不如卖的精嘛，百姓被大资本骗入坑的可能性，远大于百姓监督好大资本的可能性。同时，经权中的小资本成分，本身就是属于普通百姓的，这里的经权与民权是融合在一起的，怎么能够指望民权去约束小资本经权呢？挑动无产、赤贫阶层去斗倒富农中农，搞硬性的阶层划分和切割，这样的做法，同时损害了民权和经权的正当的自然的利益。
回到本文的主旨。西方政权与民权对于经权的纵容，使得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更有效率，也养出了西方金融资本体系这只巨兽。这只巨兽不惜抽着自己国民的鲜血（广大的“中产”负担沉重；当然，能抽外国人的话，当然更要抽外国的，自己的国民，特别是极穷与极富的，能养还是先养着），一心要打败任何胆敢挑战他们的效率体系、分肥体系、话语权体系的挑战者，比如中国，这个最可怕的制度创新者和颠覆者。
而中国政府，虽然手中拥有国有经济武器，拥有集权力量，但中国政府也有一个巨大的负担：他们无法置普通民众的民生于不顾（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政府虽然顾及民生的主观愿意并不强，但因为发展程度高，政府收入多[却仍入不敷出]，加上民众选票的压力，所以目前对于民生的照顾，相比新兴经济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中国政府对于社会民生的责任和道德负担比西方的“小政府”要大得多（西方却很会以“小政府”为借口，堂而皇之的丢弃政府责任），还受到来自（已经很发达富裕的西方社会主导的）“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这使得中国政府难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率。西方社会可以让少数人凭借高经济效率突飞猛进一骑绝尘的发展，可以放任贫富差距，而中国则很难这样“轻装上阵”。但中国政府能够在这样的道路上坚持下去的话，中国就很有可能突破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优势。一旦舆论逆转，中国就会获得越来越多理解和支持中国的国际力量，中国道路就会成为全球主流，届时西方要么转向，要么堕落。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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