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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伟 6park.com
从“中外古今”之争看中国哲学的危机与出路
（原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
作者：张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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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以来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中外古今”之争，而“古今之争”主要源于“中外之争”。近几十年来，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使人们看到了中华文明的新希望，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哲学）的伟大复兴成为引人注目的时代课题，于是“中外古今”之争在新的背景下展现了不同以往的内容。然而，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在经济繁荣和文化复兴的背后，中国哲学也面临着新的危机。 
    一般来说，“中国哲学”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区别于西方哲学的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古典哲学，其二是指现时代的中国哲学，我们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会使用不同的含义。当代中国哲学的成份比较复杂，笼统说，目前由中国人在中国所研究的哲学都是“中国的哲学”，换言之，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也属于中国哲学的一部分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我们试图复兴的应该是属于传统属于过去的中国哲学（否则谈不上“复兴”），复兴的基础是因为西方式的现代化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伟大成就增强了中国人的自信心，而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则是现代化道路遭遇了难题，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此。 
    适逢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系庆，这里是中国之哲学的发源地，也是百年来中国之哲学的学术中心。为下一个百年大计，作者心怀倾慕之情，但作盛世危言，惟愿抛砖引玉，引起人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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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绝地天通”  6park.com
    我想套用“绝地天通”这个概念来说明哲学以及中国哲学所面临的危机，取其意而用之。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包括原始宗教和神话之后的宗教）诞生于“绝地天通”。在哲学诞生之前，为人们提供世界观的是原始宗教或神话，天地神人原本共生于一个世界，当人们不满足于这种神秘的世界观，而试图合理地解释世界的时候，哲学就诞生了。就此而论，哲学的诞生与“绝地天通”有关，亦即与人神分离有关。《尚书孔氏传》：“帝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在某种意义上说，“绝地天通”的结果是解释世界的权力从祭司、巫师转移到了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身上，虽然它们各自解释世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例如哲学诞生于希腊人不满足于用神话的“命运”解释事物或事件，试图找出合理的说明，遂使无法解释的“命运”转化为必然性，最终转化为可以给出合理性解释的“规律”。反过来说，哲学的诞生是因为神话的“命运”越来越无法有效地解释世界了，从而迫使人们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绝地天通”发生之后，人们需要寻找沟通天地的新的方式，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两种方式，一是希腊哲学（科学），一是基督教。总之，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曾经面临重新沟通天地的难题，那个时代亦即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 
    雅斯贝尔斯把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称为“轴心时期”，在此期间各大文明相继产生了原创性的思想：在中国出现了诸子百家，在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伊朗出现了琐罗亚斯德，在巴勒斯坦出现了以利亚等先知，在希腊则出现了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各大文明进入轴心时代所体现的特点是，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寻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更高的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 换言之，“绝地天通”使人意识到了自身的有限性，他失去了原来的依靠，不再可能像以前那样以任何自然的方式栖身于世界，而必须凭借精神的方式、信仰的方式或认识的方式寻找精神家园。我们可以把轴心时代的发生“归咎于”绝地天通，当然也可以说是人的“觉醒”造成了绝地天通，这是第一次“绝地天通”。 
    套用“绝地天通”的概念，我们可以把自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面临的危机称为第二次“绝地天通”，这就是尼采所说的话――上帝死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使得上帝在宇宙中失去了位置，宗教当然还在，据说目前有宗教信仰的人占地球人口的80％以上，但是宗教信仰的意义和地位与以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上帝死了”意味着试图重返伊甸园的人突然发现根本就没有伊甸园，以弘道为己任者突然发现“道”根本就不存在。而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是双重的：一方面自身民族文化沟通天地的方式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尤其是在走上了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之后，不得不“照单全收”，同样面临着西方人的第二次“绝地天通”。 
    当年中国的“天”遭遇了西方的“天”，酿成了“三千年唯有之大变局”。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问题是，中国的哲学或宗教原本试图沟通的是自家文化的天地，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时也曾想“中体西用”，但最终还是走了“全盘西化”的道路。当然这里所说的“全盘西化”要打上引号，因为中国人做的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避免“中国特色”。 
    由于文化的选择性和时空的间距，再加上我们需要“补课”，种种原因使得中国人逐渐接受了以乐观的理性主义为主流的西方古典哲学（个人以为中国人理解西方古典哲学并不太困难），但是对于西方哲学在19世纪以来发生的哲学的转向却还没有“消化”，实际上我们在现代化的促逼下亦被迫遭遇了西方人的第二次“绝地天通”。就此而论，我们可以说，处在“中外古今”之争背景下的中国文化经历了三次“绝地天通”：古代中国自身发生的绝地天通，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自身的断裂，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因绝对价值的丧失而遭遇的虚无主义威胁。 
 
    随着现代化道路所出现的问题，许多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有亲和感的人认为现代化尤其是现代化背后的意识形态如民主、科学也就是启蒙主义不能救中国，也不能救世界，应该复兴传统文化复兴儒家思想以解现代化之难。现在的问题是，西方人的第二次绝地天通以及中国人的第三次绝地天通都是带有毁灭性的，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无家可归”――西方文化的家破碎了，中国文化的家也破碎了，而现当代的中国哲学所面临的危机是多重的。 
 
二、“无家可归” 
    中国哲学首先面临的危机的是“合法性危机”。这虽然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但并非没有意义。我比较同意汤一介先生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总序”中所说的话：“中国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为中国学者自觉的研究对象应该说是在西方哲学传入以后的事，这和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以前中国有没有哲学是两个问题。 不过，虽然前有黑格尔，后有德里达（中间肯定还有许多）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但是含义上却有了很大的变化：前者是贬义的，后者则非贬义。德里达的意思是说中国没有哲学所以没有落入形而上学的陷阱，用不着像20世纪西方哲学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反思批判形而上学传统。然而问题是，我们的现代化道路走得越通畅，我们的哲学就越是渗透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因素，或者说，我们的哲学就越是受到西方哲学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学术的“失语症”即是明证，因为中国哲学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框架疏理文献典籍而形成的，更不用说现当代的中国哲学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复兴传统中国哲学的目的是要为了“纠正”中国哲学西方化的局限，然而即便我们认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也难以避免“无家可归”的危机，我以为这是当代中国哲学所面临的最大的危机。 
    由于“中外古今”之争所造成的文化断裂，使得中国哲学“难续前缘”。如果说这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方式来解决，那么更大的危险来自进一步的“绝地天通”所导致的“无家可归”。有人可能会说，中国文化缺少超越性的缺点现在却变成了它的优点，西方人的超越性的天（上帝）崩解后所带来的失落感，中国人可以没有。的确，不同于超越性的西方文化的“天”，关注社会人生的中国哲学例如儒家思想所提供的是一套世俗的伦理道德规范，这是由先秦诸子百家所营建的精神家园。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在现代化的基础上恢复儒家的伦理规范能否“嫁接”成功尚未可知，因为由其规范的家庭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变，另一方面，从踏上现代化道路的那天起，我们就跟随着西方人踏上了无家可归的道路。对于一个失范的世界来说，超越性的“天”管不了的事，世俗的规范也同样管不了。19世纪时妥斯托也夫斯基曾经惊叹：“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我们现在就处在“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时代，这是比中外“天”之争更麻烦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已经不可能简单地回到过去了。 
    看上去“上帝死了”这件事与我们中国人无关，其实不然。虽然基督教在中国有了广泛的传播，但毕竟不是中国自身的宗教，所以中国人对于上帝死了这一事件不一定有深切的体会。但我们可以由此引申一下：随着现代化的进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没有神性也没有人性的、纯粹偶然的、非理性的宇宙，这意味着真假、对错、是非、曲直……统统没有所谓客观的合理性的标准或超越的依据，其结果必然是价值多元化和道德相对主义，其极端的表现就是虚无主义。我们这个时代有些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所以在有些人看来“克己复礼”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然而不一样的是，那时尽管“绝地天通”，但毕竟还有“天”在，而现在的困境不仅仅在于那时的“天”能不能管现在的“地”的问题，更在于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没有“天”的“地”，所以真正的难题不是“有家难回”，而是“无家可归”。 
    不仅如此，当我们试图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而重建精神家园的时候，我们还面临着中国哲学专业化所引发的危机，这一危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过度的专业化使哲学失去了对社会的有效影响，另一方面是面对大众文化的汹涌浪潮，象牙塔中的哲学失去了文化的代表性。
    中国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弘扬传统文化，加强对国学的深入研究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然而在目前这种专业化技术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哲学的研究越是繁荣，它的社会影响就越小，因为专业化技术化拒绝大众的理解，于是哲学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就成了学术共同体小圈子自我欣赏的作品，而哲学思想如果没有人理解就不会发挥作用，这是我非常纠结的问题：一方面哲学当然需要专业化，但另一方面也需要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我们很多专家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天真地以为只要我们尽心尽力，搞好“学科建设”，为中国的人文学科多做贡献，就可以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过去或许是这样，即便哲学的论文论著没有人理解仍然可以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但现在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人类文化的主导是精英文化，因而尽管哲学晦涩难懂仍然不会影响它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即便大众不能阅读和理解哲学家的著作，哲学家的著作仍然名垂青史代代相传。而现在我们进入了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崇高受到嘲笑，深刻遭到唾弃，我行我素、无知无畏成为时尚，点击率、收视率等商业价值成了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在大众文化面前，无论是主旋律文化还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以及民间文化，都统统被边缘化了。哲学除了在“学术共同体”的小圈子里互相欣赏之外，失去了对社会的有效影响，因而从专业的角度进行学科建设使哲学更加“繁荣”显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 
    概括起来讲，当代中国哲学的危机就表现在：首先，中外之争所造成的古今断裂，需要“再续前缘”；然而虚无主义从根本上瓦解了一切价值的客观性基础和根据，使得我们“无家可归”；甚而至于我们已经不能为中国文化“当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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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向未来  6park.com
    我们在前面引述了雅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时期”起因的说明：“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寻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更高的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 世界各大文明的发展各有源头，西方人“言必称希腊”，中国思想总要回溯到先秦诸子百家汲取养分。然而近几百年来，西方文明纵横世界，将希腊人创造的科学思维方式发扬光大，但是世界并没有因为发达的科技文明变得更加和平，我们在享受科学技术成就的同时亦承受着世界毁灭的危险，更严重的是失去了精神家园，使我们重新“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而世纪交替之际，全球化进程加速，原本由各自独立的不同文化所组织的世界现在变成了“地球村”，或许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我们即将进入“第二轴心时期”。由此，中国哲学面临着危机，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首先，我们在摒弃西方中心论的同时，也需要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关于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走向问题，汤一介先生在《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一书中提出，“全世界在文化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有害的倾向：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和文化上的部落主义。某些西方国家为维护他们的霸权地位，仍然宣扬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某些取得独立或复兴的国家为了固守本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而陷入了文化上的部落主义，这两种倾向在我们国家也有不同形式的表现。比如有些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持否定态度，而另一些人则主张21世纪亚洲文明将成为主流，这两种看法都不是客观的理性的态度”。 在汤先生看来，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从各式各样的蛛丝马迹中发现未来将是东方文明主导世界发展方向，看上去似乎满足了我们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但那不过是以东方文化沙文主义代替西方文化沙文主义而已，绝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这个世界的发展方向。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也可以成为世界文化的最高理想，应该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意味着我们有必要放弃天下一统的传统观念，接受多元化和异质性的趋势。 
    然而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无论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同样面临着第二次“绝地天通”所带来的虚无主义的威胁，这意味着曾经主导各大文明的核心观念大多已经耗尽了能量，全世界的人们都需要重新寻找新的精神家园。所以，我们虽然不可避免地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看问题，但是也必须学会站在世界的角度，与世界上的所有文明、所有民族一同参与营建新的精神家园，这是全球化带给所有人的变化。如果人类还会存在下去的话，这一次应该是决定未来千年的关键时刻。虽然多元化和差异性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元化的基本特征，但是如果没有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念，我们就不可能在同一个世界上共存。因此，我们最好不要过分强调“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那对于艺术欣赏来说也许有点道理，但过分强调这一点与全球化时代恐怕是格格不入的。民族的东西如果能够解决世界的问题，那就是世界的，如果不能解决世界的问题，换言之，没有普遍意义，那只好关着门自我陶醉，或者摆在博物馆里让别人欣赏。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可能只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关心世界的问题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转变看问题的角度，用两双眼睛看世界：一双是中国意识的眼睛，另一双是全球意识的眼睛。 
    总之，我们需要改变世界观。 
    我们之所以说中国哲学在面临危机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是因为全球化使得全世界的人们都面临着共同的难题， 因而也为所有不同的文化提供了一个争奇斗艳的大舞台。世界上的所有文化包括西方文化都是“地方性知识”，原不过是从自身出发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虽然问题是共同的。由于种种原因，西方文化这种“地方性知识”通过基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赢得了某种普遍性，但是它所遭遇的难题，尤其是全球化，也为所有的“地方性知识”提供了竞争和发展的空间。当然，“回到过去”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我们应该“面向未来”。所以，传统文化的复兴应该与“创新”相结合，正所谓“返本开新”，“复兴”的生命不是“复古”，而在于“创新”。 
    绝地天通－虚无主义的威胁使所有文化的传统资源面临枯竭，我们正在遭遇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古人的“天”不再能庇护我们，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很可能将面对根本不再有“天”的世界，这一危机是全世界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且不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共同遭遇技术的困境，或者一同毁灭，或者一起新生，但这只不过是“外伤”，真正的“内伤”是我们失去了精神家园――文明没有了灵魂。就此而论，仅仅复兴传统文化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面向未来。 
    有未来，就有希望。 
    由于时间仓促，也因为学力不逮，文中许多方面缺少文献和理论的支持，也没有展开细致的推理论证。本文仅限于把我所困惑的问题摆出来，敬请专家学者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