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杜虎
媒体近日报道一则消息，厦大教授赵燕菁在某次会议上建议，生孩子要与资本挂钩，生孩子与不生孩子的，社保、养老金都要不一样，不生孩子的，资本的份额就要下降。只有创造出这样的机制，让生孩子变成有意义的事，大家才更愿意生。
这种由大学教授发表的观点惹了众怒，骂脏话的也很多。不愿苟同赵教授的人针锋相对，认为不生孩子就要没保障房，就要被下调养老金，这是把人当生育工具，而不是当人来对待，还有人感叹，即使为政策吹风，建言人士也不能胡言乱语，将惩罚不生的人视作理所当然，几乎没人认同赵教授。

通过检索发现，赵燕菁讲出这番话的场合，是今年5月25日召开的第18届蓝筹年会。他主旨发言的大意是，从前的年代，家里多一个人口就多了一份工资，所以人们想生。现在人们不想生育，就得要另想办法，从资本角度进行惩戒，然后列举了保障房、养老金这些个人资本形式，建议将其与生育挂钩，愿意生的就能扩大家庭或个人资本，不愿意生的就损失掉，用拿走利益的方式动摇不生的意愿。
三个月前的发言之所以现在引发反响，是因为舆论中存在恐婚恐育的立场，被重新翻检出来的赵教授的言论给点燃了。在生育问题上，或者说对于生育意愿走低的现实，人们对原因、后果、解决方案等都有不一样的认知。人们希望计生部门及其周边的“智囊人士”，能够真正理解民众的处境，不应该将生育意愿低看作是个人问题，而应该看成是社会问题，从结构上为民众解除生育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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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现实中，人们发现无论社会以及舆论当中，都在强化一种对生育不友好的环境。职场招聘时不愿意聘用已婚已育的女性，女员工生完孩子后发现岗位被占用，职业生涯走下坡路。生养孩子的沉重负担没有政策分担，完全靠夫妻或家庭力量勉强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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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不愿意生孩子，或者不愿意响应号召生三孩，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社会心态，它是在政策片面鼓励、保障长期缺位、共识一直匮乏的状态下逐渐形成的。政府会计算得失，个人和家庭当然也会。所以，当政策只是纸面鼓励生育，而不是掏出真金白银，将负担转嫁给个人或企业时，人们不抵触才怪。
面对现实中生育意愿的情况，大众认为像赵燕菁这样的人士，本可以将低生育意愿的真问题带到公共讨论场合，对那些影响生育意愿的结构因素加以分析、评判，然后督促政府部门积极调整，创造一个生育友好型政策空间和社会氛围。
哪知道，赵燕菁仍将生育意愿低归咎为个人，他想出的点子不是理解民众，而是惩罚民众，不是为困于生育压力的普通人说人话，而是站在人们的对立面，建议掏出更厉害的鞭子。赵燕菁之所以被舆论劣评，遭人们斥责，就是人们早就厌恶了他说的那些陈词滥调。

不排除赵燕菁在说出那番不合时宜的话时，夹杂着一点开玩笑的成分，但这种事不好开玩笑，错误地向公民灌输生育压力，实在不是公共论坛应有的体面发言。
关于如何正确理解生育意愿走低的现实，大众有切身体会，有历史认知，有现实洞察力，在这一现象上积累的认识水平比赵燕菁只多不少。遗憾的是，赵燕菁在公开场合用荒诞不经的话，建议用老派的计生手段来推行新的生育政策，势必加重全社会的反感，在他沦为笑柄的同时，只会让死结越打越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