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价格改革30年（之四）1987年仅仅出台了农副产品价格改革，而搁置了生产资料价格的大调整。改革又沿着放调结合的原有轨道运行。但围...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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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价格改革30年（之四）
1987年仅仅出台了农副产品价格改革，而搁置了生产资料价格的大调整。改革又沿着放调结合的原有轨道运行。但围绕着价格双轨制的争论，则日益尖锐起来。
双轨战略蹒跚前行
如果说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放调结合、增量渐进的双轨过渡思路，还只是年轻人一时碰撞出的火花，那么随着中青年改革者迅速参与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和高层的决策中，双轨制战略开始迅速成为一种理性的思考。1985年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刁新申在所里其他六、七个研究人员的协助下，提交了“价格：双轨制的作用和进一步改革的方向”的报告，提出，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是随着渐进改革中国家指令性计划减少的过程发展起来的。它通过边际调节的作用，改变和优化了企业行为和资源供求配置关系，因而提出近期任务是完善双轨制，同时加快其它领域的改革。当年年底，面对各方对双轨制的批评和指责，我和何家成、罗小朋、张学军、边勇壮合作，写了一份“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的报告报送国务院，并于1986年在国务院的相关会议上多次向领导们当面阐述这个思路。我们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二元经济大国，经济模式转换不可能一步完成，必须有一个双重体制并存和转化时期，价格双轨制是模式转换时期双重体制并存的典型表现。国家主动自觉地因势利导，让计划外价格合法化，组织和发展市场，同时不断小幅上调牌价，逐步使价格归一，不会加剧只会缩短双重体制转化的时间和痛苦，是完全正确的战略。它给计划外的城镇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打开了空间，使国营大中型企业也在利益导向下自动转向市场，是一件大好事。“双轨制提供了这种形式，这就是它的历史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双轨制是我国找到的风险较小、兼容性很大的特殊转换形式，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创造”（见《经济研究》1986年第2期）。这样就把双轨制从价格进一步推广到整个体制模式转换上。当时，也有一部分国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如刘国光、张卓元、戴园晨、波兰的布鲁斯等对双轨制表达了比较肯定的态度和宽容的看法。
不过，随着计划外产品的比重逐年上升，对国家指令性计划冲击日盛。“分到订不到，订到拿不到，”使许多计划指标落空。企业为了多得利润，屁股都往计划外转。支持者说这其实也不完全是坏事，反对者说这搞乱了经济秩序。计划内牌价本应进行的不断上调由于总想着搞大动作，使得大调出不了台，小调也耽误了。这样计划内外价格的巨大差距使得挂靠党政军机关的各种翻牌公司林立，倒买倒卖，获取差价。而人们原来寄希望的商业物资部门当时本身也没有真正企业化，难以发挥平抑物价的主渠道作用，许多甚至混水摸鱼。这样到了1988年中，双轨制几乎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是经济混乱和官倒腐败的代名词。媒体上还借用一句我接受记者访谈的话，说双轨制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的“华生现象。”这时，只有我们少数铁杆倡导者支持者还在大声疾呼，双轨制不是立即取消问题，而是应规范强化、整顿市场秩序、加快放调结合的过渡问题。同时我们认为，即便是被认为是双轨制最大弊端的倒卖赚差价问题，在当时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绝大部分落在了这些企业本身，增强了企业活力、市场适应能力和向心力。个人只是跟着某些行政性翻牌公司赚了一些小便宜。当时唯一的私营企业就是个体户，它们还做不了生产资料的买卖。对双轨制的抨击更多是对改革诸多问题的情绪发泄，而不是在当时大体上还是比较平均主义的年代，真有多大的贫富悬殊。我国的农产品采购和销售从来都是双轨制，但并没有出现什么倒卖问题，就是因为实行了严格的定购和票证分配制度。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也完全可以借鉴这方面的经验，通过整顿市场秩序来实现平稳过渡。但当时这种声音过于微弱，已经被淹没在一片批评声中。1986年底被搁置的目标设计、整体规划、闯关突破的思想在社会上和理论界呼声渐高，并再次在高层被一些领导反复提及和重新占据上风。
实际上，邓小平虽然主张改革从整体上要走一步、看一步，摸石头过河，但他对先走哪些步，后走什么步，一直有着自己的思索。1984年城市改革一开始，他就指出物价改革是首要问题，1985年中又指出物价这个关非过不可。但他并不认为能够一蹴而就，而是主张渐进过渡，认为能用5年时间解决就很了不起。这是他为什么当时在价格改革刚搞了一年多时，不急于求成，而重视市场主体的企业改革乃至金融改革的原因。与此同时，1986年底，他向前来汇报工作的几位总理交代，“我们的改革到底要走几步？多长时间完成？请你们考虑一下。”（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88年价格闯关的遇挫
1987年中，因学潮引起的政治波动平息后，邓小平一面部署党的十三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准备，同时就提出经济改革的步子要加快。并考虑如何加快的问题。1988年4月，七届人大顺利召开，政府换届后，小平同志5月5日找新任总理李鹏谈话。李鹏汇报了人大会上代表们反映最强烈的就是物价上涨和市场价格混乱问题，小平同志当即表示物价问题肯定要解决。鉴于这时城市改革已经进行了3年多，随后，邓小平很快就明确提出，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价格补贴使财政负担过重，所以，不解决物价问题就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1988年5月，国家放开肉、菜、蛋、糖价格，市场上有一些抢购和议论，但总体平稳。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首次公开强调他三年前的思想，说改革也要过五关斩六将，过价格这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因此要大胆细心，发现问题就做调整。“但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一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走不了路。”由于整体规划、一举突破的思想几年来已经有了相当思想基础和社会影响，批判双轨制腐败寻租、力促立即并轨又占据了道德高地和成为压倒性的舆论，理论界和媒体很快把邓小平决心要过物价改革这一关的意见解读为毕其功为一役的改革整体攻关突破，出现了一片“过关有风险，关后是平川”、“此关早晚要过，迟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的造势呼声。在这种氛围中，中央随即决定在原定下半年进一步放开名烟酒价格的同时，重拾1986年的思路，制定一个大的物价工资总体改革规划。5月30日到6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个三天的全体会议，并请重点省市委书记列席，总题目是理顺价格，并决定由国务院抓紧制订具体方案，以便8月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拍板。7月1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确定5年理顺价格方案，前3年走大步，后2年微调，计划5年物价总计上升70％-90％，工资上升90％-100％。8月15日到17日，北戴河会议召开，批准了物价和工资改革方案，同时决定用最严厉手段压缩基本建设和集团购买力，为改革创造外部条件。8月19日，新闻公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初步方案》，一些省市随即开始掀起大规模的抢购风。随着抢购商品的恐慌风潮在全国越演越烈，8月27日晚，时任中央总书记召开紧急会议，说已征得小平同志同意，暂停物价改革方案，治理环境、整顿秩序，并决定由国务院发通知。这样，实际上是放弃了整体规划突破，回到放调结合、渐进推进的原有轨道。8月30日，国务院正式发布通知，下半年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下一年的价格改革也是走小步。工作重点从深化改革转到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上来。邓小平很快也总结了中央这次闯关的经验教训，表示“速度快本来是好事，但太快了也带来麻烦。通货膨胀主要是管理不严造成的，我们缺乏经验，我们的胆子够大了，现在需要稳。十亿人口的大国，要力求稳定。走一步，总结一下经验，有错误就改，不要使小错误变成大错误，这是我们遵循的原则”(见《邓小平年谱》下)。表现了他鼓励大胆改革、不怕风险、走一步总结一下，错了改了就是了的一贯坦率作风。
与政治家坦承有错就改的直率不同，经济学家遇到挫折则很难承认自己的理论有偏差。一些经济学家后来果然把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归结为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改革的时机不适合。这恐怕是多少颠倒了因果关系。因为改革中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也是改革开放30年令世人叹服的主要成就。改革很难停下来准备好一个宽松的环境再推进。“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听起来诱人，但对操作者来说还只是纸上谈兵。中央之所以提物价工资改革方案，就是因为做实际工作的人都明白，物价上涨了，工资必须要上调。在大幅提高物价从而工资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不可能不增加。本来1987年调整农产品价格，零售物价上升7.3％，CPI已经上升8％。1988年上半年刚放开肉、蛋、菜、糖价格，7月底，又放开名烟、酒价格，名烟酒价格一下上涨5至10倍，物价上涨已经是两位数，在这种情况下再大张旗鼓地规划出台大的物价工资改革方案，不可能不刺激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所以难怪后来当经济局势平稳下来，年末中央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时，大家首先谈到上半年有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的问题。同时不少人都觉得有上当感。很多人感慨不能好高骛远，搞自己并不清楚的规划，说看来摸着石头过河还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有人总结，价格合理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太性急。消费过热是推动通胀的重要因素。连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也发言，说看来改革不能搞目标模式，正确与否要看是否发展生产力，看能否稳定局势，并说以后不能只听那些既没有实践经验，又不了解国情的“理论家”的意见（见李鹏《经济日记》上）。
其实，就在人们都在感叹有心栽花花不活的时候，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多年来改革无意有意的插柳正在迅速成荫。（华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珠海分校校长） 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