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伦·哈伯德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去年秋天，在我的现代政治经济学课上，和在过去几十年学术生涯里所做的一样，我向众多学生解释说，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和技术变革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好处。我接着说，资本主义一直是创造财富的引擎，而公司在谋求股东利益长期最大化的过程中也提高了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效率。但在那间拥挤的教室里，有几个学生却反驳了我。一名学生说，“资本主义让许多人和社群落在了后面。” 另一个学生宣称，“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对大学生来说，他们表达这样的观点并不奇怪。但这些学生都是我在哥伦比亚商学院教的MBA班学生。对我来说，我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他们的说法。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创造性破坏，多年来，我的大多数学生都热情接受这一现实。创新、新技术的流通和全球市场的开放带来了新的商品和服务、新的公司、新的财富和普遍的大繁荣景象。许多硕士生在就学哥伦比亚大学前曾在科技、金融和其他能够代表美国资本主义的行业工作。如果参考过去的统计数据，我院大多数MBA学生最终将回到商界担任领袖角色。
如果这些学生对自由市场存有疑虑，那商界领袖就需要注意这种情况。一个经济体进行变革要依赖公众的支持。选民们需要相信，私营体制能为大众带来好处。但是，许多千禧代美国人都是在混乱中长大的，以至于连MBA学生都对资本主义抱有怀疑。
我对这种情况思考得越多，就越能理解我的学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911事件引发的社会动荡，全球金融危机，大衰退，持续数年辩论资本主义社会分配不公，就是这些事件在学生们的成长期塑造了他们。他们现在目睹了一场引发大规模失业和全球供应链崩溃的疫情。公司招聘人员试图通过宣扬公司的“使命”或“宗旨”来招揽犹豫不决的学生，例如宣称公司是为了把人们团结在一起或满足社会的一大需求。但像“公司目标远大”之类缥缈的说法并没有纾解学生的不满。
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动摇了公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
在过去四十年中，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支持变革资本主义，强调经济效率的重要性，并敦促政府不要严加监管私营部门。这一经济愿景会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并提高普通美国人的收入。从罗纳德•里根到巴拉克•奥巴马的历任美国总统，他们大多赞成这一愿景就是出于上述原因。
但他们中也有例外。在小布什总统刚上任时，我担任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召集我和其他顾问讨论联邦政府是否应该对进口钢铁征收关税。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不假思索地反对征收关税。我提醒总统开放和贸易所具有的价值，关税将损害宏观经济。但我没有说服总统。我妻子曾开玩笑说，可以把人分为两类：经济学家和活生生的人。而说了算的是活生生的人。
布什自豪地将自己归类为活生生的人。以下是他所能理解的政治观点：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具有的破坏性力量使得许多个人和某些地区茫然无措。
在此后的几年中，这种破坏所引发的政治后果已变得日益突出——以不满、民粹、呼吁保护个人和行业免受变化影响的形式表现出来。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乔•拜登总统都已不再认同主流经济学家对贸易、预算赤字和其他问题的政策偏好。
经济学观点不是凭空产生的，孕育这些观点的时代影响了这些观点。私营部门可以不顾后果地自由推进破坏性变革，这种“野蛮生长”模式得到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大力支持，从他们有影响力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强烈反感大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几十年中，这种反对大政府的观点迅速流行开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是深刻的思想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相信一个足够大的政府有能力且会不可避免地限制个人自由。他们和他们的思想同道认为，政府应该后退一步，给全球市场和先进技术发挥活力留出空间。
但这并不是要社会忽视经济变动对个人造成的影响。1776年，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先行者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赞扬了公开竞争。但斯密还有其它的经济观点和道德思考。他在此前发表的一篇论文《道德情操论》中呼吁人类要“相互同情”，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同理心。现代版的斯密观点将会建议政府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一个特殊角色，这个角色起到的主要作用是提高美国的生产潜力（通过建设和维护基础设施来支持开放经济）和提供机会（不仅推动竞争，还要在变革发生时，提高公民和社区的竞争力）。
当我试图缓解MBA学员对资本主义的疑虑时，某些MBA学员正是引用美国政府未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来反驳我。仅仅提高平均收入是不够的。对那些职业生涯和社区环境遭到破坏的人缺乏“共情”意识不仅削弱了公众对经济开放和改革创新的支持，甚至使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身产生了怀疑。
美国要想找到本国正确的发展模式，不必求助于古老的斯密。有远见的领导人都会在重大经济转折点出现时采取行动，例如，亚伯拉罕•林肯的《莫里尔赠地法案》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1944年军人再调整法》都对经济和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美国政府应在现代经济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都加深了这种必要性。以我的经验，商界领袖不一定会反对政府向个人提供更多技能培训和发展机会。但商界普遍担心政府扩张过度，担心这样做可能会提高美国的税负水平。
罗斯福总统签署《1944年军人再调整法》，安置二战退伍军人
我的学生们担心，普通人的生活和社区受到了变革力量和公司行为的影响，而商界领袖却像许多经济学家一样不了解普通人的生活。高管们只关注一般的商业和经济问题，这既不意外也没有坏处。但一些商业领袖给人的印象是俗语说的“行商”而非 “坐商”，即他们是到处游走的商界人士，不会受制于实际的人和地方，不会扎根在某个社区。
这项指控并不完全公平。但这引发了忧虑，即公众对企业的支持可能不像过去那样坚定。如果你像我一样相信，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企业对科技创新和社会繁荣起到主导作用，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想要确保社会持续支持企业发展的商业领袖并不需要远离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有关开放、竞争和市场都有好处的理论。但他们确实需要牢记更多亚当•斯密的话。
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同事，同时也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所强调的，斯密所描述的那个经济体系，其存在不仅是为了提高平均收入，也是为了实现大规模繁荣。提高经济潜力应该是商业领袖和他们所在组织应该优先考虑的问题。商业圆桌会议组织和美国商会应大力支持由联邦政府资助的、能促进科技发展的基础研究和能使整个经济体都享受到科技成就好处的应用研究中心。获得赠地的大学正是这样做的，农业推广服务和国防科技成果转化也做到了这一点。推动更多此类举措对企业有利，并将使公众支持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商业团体明白，旨在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将使美国在外交和商业上受益。现在，他们也应该支持国内的高影响力投资。（译注：高影响力投资是指既追求经济回报又追求社会影响力的投资。）
为了解决个人机会问题，公司可以与当地教育机构合作，并将自己的资金投入职业培训计划。但美国应从宏观角度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人们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方法是向社区大学提供一揽子拨款，创建个性化的再就业账户以支持个人重新就业，并通过扩大劳动所得税抵免来加强对低工资、入门级工作的支持。这些方法代价不小，但与拜登《重建更美好未来》提案所倡导的加大社会福利开支相比，它们的成本要低得多，而且更专注于帮助个人适应社会发展。如有必要，可以通过适度提高公司税率来进行融资以施行我所描述的这些方法。
我那些质疑资本主义好处的MBA学生们看到政府施行政策，千方百计地确保资本主义制度生存下去。例如，他们认为，对垄断权力施加限制保护了竞争，在经济危机期间加大政府支出则阻止了更大的灾难发生。但他们也看到，有些东西消失了。这些年轻人是在相当悲观的情绪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正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一体系所能做的不仅仅是创造总体繁荣。他们需要证据证明这个体系可以正常发挥作用，不会让人民和社区听天由命。我希望，企业能继续推动全球化向更深层次发展，提高社会对技术变革的接受程度。但如果他们想让MBA学生也赞同他们，那他们还需要采取更大胆的步骤，为经济体中的每个人最大限度地创造机会。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