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诸葛亮，顶不上个臭皮匠
一个人，一个家庭或许不会健忘，但一大群人却较容易健忘，还容易出现集体非理性（也被人称为“集体无意识”）。一个人朝三暮四容易被人嘲笑，但整个群体的朝三暮四却几乎是必然。
个人自由与权利被压制一段时间之后，总得给他们一些释放的机会。自由人权的时间长了，言论过于混乱了，秩序也慢慢乱套的时候，人们又会希望来些“大家长”们来管束民众（特别是那些权利自由过度膨胀的民众）。社会管理者们如果不能观察和捉住民众需求的心理，任由民众情绪发酵，民众心理就容易冲破理性的闸门，展现“群氓”属性，发泄集体非理性。较理想的治理方式，是政府顺潮流而动，无需刻意的、强力的去改变潮流（也改变不了），而是在洪峰到来之前开辟好泄洪通道。比如上海市民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封城，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与民众耐性都经受了不少考验，在疫情风险和应对可预期可控的前提下，给点福利红包政策红包：“封闭式生产+足以诱人的补贴”是个办法，按人头给钱给券是个办法，给企业给单位减税减费是个办法，特建网络/人员出国通道也是个办法。政府可以相信上海作为中国魔都的先进性和吸引力 - 流动与开放，对上海无碍；长期大面积封闭禁足禁言，则相反。
集权与分权，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本身无需区分好坏。只是在这头呆久了，就想去那头玩玩。
说到“集体无意识”，我又想起了“集体领导”。诚然，集权/威权/极权领导下，次核心人员（军机处，内阁，政治局常委什么的）都会习惯于阿谀奉承，揣摩上意，随风飘摆，把自己的心思隐藏，把自己的智慧打折，更别说中层基层干部了。结果，领袖的个人智慧，个人判断，个人意志变成全党全军全国政府的基础意志。这不能不说是危险的。但转头看看另一面吧，在精英如云的国会殿堂上，在神圣的最高法院里，在欧盟之星照耀下的欧洲议会大堂里，在北约“盟国”们各怀鬼胎的心里，在古朴的议院的层层阶梯上，在罗马元老院里，个个无不慷慨激昂，要魅力有魅力，要智慧有智慧，要魄力有魄力，要口才有口才，要感染力有感染力，要煽情能煽情，要激奋能激奋，无尽的辩论，直到把尿泡憋到爆，爆到大家一头一脸，醍醐灌顶，一腔热血，一脑浆糊。发言辩论完毕，或者当场投票表决，或者好一点，给点时间回家反省深思，过几天再回来投票。就算能有这几天宽限，被灌了那么多醍醐，能够理清理通思路的恐怕是不多（要形成自己的思路，逻辑，立场，态度，既需要与国家民族深刻融合的初心，需要世界眼光，需要专业经验专业态度，需要全面适当的信息输入，更需要对基础问题的长期关注长期思考反复推敲）。另外，投票的命题也可以极具诱导性和误导性。还有，各投票人背后的区域、领域、党派派系、人际背景，也使得他的决策无法完全跟随自己的逻辑判断。谁能来通盘考虑这些事情，谁来沟通协调不同背景不同资历能力的议员们的分歧？所以西方议会里有议长，有党鞭，有各种专门委员会专业委员会。按说两院几百号人精，“贵族元老院”加“民选精英院”，本该能够较好的避开“集体无意识”，只可惜左右分歧，保守与自由的分歧，特别是党派分歧，又愣是把这两桶人精的总和输出变成了人粪尿。
思想可以在交流碰撞，在思辨中不断精进，在与现实情况的结合历练中日臻成熟，所以“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也可以在党派/派系斗争中趋于堕落，演绎“集体无意识”。但如果没有党派斗争、派系斗争、党内斗争，那么交流碰撞的机会也会变少，万马齐喑何止可哀，还可以误事误国；一些具远见卓识的人，也很可能因为不符合当值领袖的个人喜好，别说是“咸鱼翻身”，恐怕连献计献策，上达天听的机会都渺茫。老毛有“矛盾论/实践论”，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他领悟了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不惧斗争，纵容斗争，观察斗争，甚至主动挑起斗争。斗大了自然不好，“要文斗，不要武斗”。全然不斗的话，问题也同样不小，给人扣个“妄议中央”的帽子，搞毛“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我想替他们洗都觉得费劲。哦，也不是没得洗，我可以扯“主要矛盾”（私利集团占领了政府多数层级部委【？】，“初心派”党政核心必须集权甚至极权，才能避免中国政府资本化财阀化，但又不能搞运动闹文革，只能强调忠诚，只能以反贪腐之名外科手术小小清洗一下），但至少在方法论上，把“绝对服从”绝对化（执行层面上，服从上级做事无可厚非）也就罢了，还要把人心思想绝对化，这就有点扩大化，文革化了。
鉴于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三个诸葛亮，顶不上个臭皮匠”，要把有精锐思想的人们糅合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种可行性还是太小了。想提高党政府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时效性，适当的集中，“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至少对于面临较多发展压力内外部压力的国家来说，我看是适用的。只是不要过于绝对化。说起来，蒋光头除了死心塌地反共以外，对其它社会各界名流，甚至是一些左倾团体，也不算太小肚鸡肠了，可惜造化弄人，时运不济，一时瑜亮。
当今世上，偏又出了几个诸葛亮。比如马云，比如川普，马斯克。别的自信满满的各路专家铁嘴笔杆子，七十二岛岛主三十六洞洞天，大概都只能算是宅神小妖。“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但点名的这仨，所在的庙可不小，这王八的个头也颇是不一般。他们在各自的新奇大领域里非常有建树，思路也足够清奇，自信膨胀到觉得自己开悟成教主国正了，要教别人治国理政了，但我猜他们治国理政的水平不会比一个初中刚毕业的孩子好多少。这些人脚踏民意身登青云之际，他们开启的是建设性还是破坏性的时代？我很怀疑。半桶水的外行，总觉得问题很简单，不就是放胆牺牲一些人的利益嘛，传统政客策士们不敢决断的，他们敢决断！川普是多么想做事的人，但即便权柄在握，他真敢丢两颗大蛋蛋出去吗？他真敢把海外美军基地实验室啥的挨个儿关掉吗？他敢把中美贸易一刀切断吗？他敢把预算上升的步子卡住吗？他敢明言通胀无罪，举债有理吗？他敢逼迫私营机构“统一思想”吗？他不敢，他也不能。（我对他增税、十脚连环踢揣遍敌友、反毒、重秩序等方面还是挺欣赏的，至少魄力展现得不错。）执政其实只是做选择题。政坛老油条们对于任何选项的成本收益是门儿清。想学老毛闹革命吗？你们撒泡尿照照自己。佛魔兼修如老毛的人，一百年也出不了一个。以当今经济科技空前的巨大体量和更巨大超复杂的相互关系，有能力改变国家进程人类进程的神人，大概要千年才能出一个了。借着经济规律/经济趋势/国际形势/人性弱点借力打力，才有可能在自己形神俱灭之前，在国家社会的发展方向上，铺一小块砖。
我认同东方的精英领袖民主集中，同时还在享受着西方的言论自由，我也很珍惜这样的自由，评事评人不骂人，骂美骂中不骂自由。但我感觉西方或许有人想加速推动自由民主走向极端，让社会舆论生出厌恶自由民主的心。要是为公心集权铺路也就罢了，但谁知道是集权还是极权呢？以西方的政治生态现实来看，想学东方搞民主集中搞大政府大产业，集权爱好者们几乎必然要先走“极权”之中。得到极权之后，为保持对异议人士的压力，他们可能长期极权下去，直到他们和他们的继任者们彻底忘记他们的公心初心。你说民主自由在东方不成熟，我却觉得自由民主在它们的西方老巢里可能会休克，会突然死亡，然后可能出现的是资本极权，科技极权（嗯，我其实只是电影看多了）。比如说社交网络上的假人账号，或许它们只是想来赚点小钱，或许它们也可能是暗杀自由民主的雇佣兵。
发展中国家集权专注于平和发展（平和，不追求大发展，也可以是个选项，但发展中国家想维持平和，也需要集权来保驾护航），发达国家珍视民主自由（求发展，求开拓 - 为全人类而开拓，更求平衡和谐）。大家用各自的方式，像蚁群一样推动维持着人类的存在。
魏人呓语，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