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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简称拉美，是美洲的一部分，狭义上指以拉丁语族语言为官方语言的美洲国家和地区，广义上则包括了美国以南的全部美洲国家与地区。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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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方面，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实施“赤字财政-负债增长”战略，对外和对内都是大笔的融资，导致了高额的负债增长率。负债融资带来的巨额的资金支持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到了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终于爆发，拉丁美洲国家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持续低迷，整个拉丁美洲地区的GDP增速由1950—1980年的5.5%下降为1.1%，有一些国家甚至选入了衰退。社会形势也明显恶化，像阿根廷在1980年总GDP是769亿美元，1990年总GDP则是1414亿美元。1980年阿根廷人均GDP是2759美元，199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是4333美元。墨西哥在1980年GDP是2051亿美元，到了1990年墨西哥的GDP是2613亿美元。1980年墨西哥的人均GDP是3027美元，到了1990年墨西哥的人均GDP则是3112美元。这一段时间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的经济发展都不好，可以说是“失去的十年”。十年时间都在为过去的辉煌和挥霍而还债。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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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90年代开始的结构性改革，恐怕1990年拉丁美洲国家的GDP数据会更难看。得利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贸易自由化、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和经济体制市场化。结构性改革很快见效，拉美国家很快摆脱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拉美GDP年均增长率上升至3.9%，结构性改革令拉美国家很快摆脱了债务陷阱，但是随即产生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企私有化导致了失业率更高，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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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是资源丰富的地区，大宗商品价格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很重要。1998年到2008年大宗商品整体价格翻了一番。超级周期拉动拉美经济迅速回升，2004至2011年期间，地区年均增长率超过了5%。同一时期期，拉美第二次的结构性改革开始，第二次结构性改革倡导包容性增长，提高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强化金融监管、注重社会发展和稳定，调整产业机构和加大基础设施投资。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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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的结构性改革保证了社会的健康发展，经济和产业的抗风险能力。2000年到2014年共计15年时间，拉美地区的贫困率从约44%下降至27.8%，赤贫率从12%左右降至7.8%。2013年全球的央行都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此举导致了2014年初以来大宗商品价格的爆跌，拉美国家的年均GDP增长率降到了0.4%，人均GDP增长率降为-0.7%，受此影响，2019年，拉美地区GDP增长0.1%，人均GDP下滑0.9%，贫困率和赤贫率分别回升至30.8%和11.5%，经济向好的时候被掩盖的矛盾，在经济转弱的时候显现出来了。厄瓜多尔、智利和哥伦比亚等国民众不满现状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国更为激进，出现了政治危机。受疫情影响，拉美地区2020年平均的经济增长率为收缩7.7%，有了2020年创纪录的经济收缩的影响，2021年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6.2%，预计2022年拉丁美洲地区的平均GDP增速是2.1%。事实上2011年到2021年是拉丁美洲地区经济全面走向衰退的十年。受新冠疫情、全球性通胀，经济萎缩和需求放缓等因素影响，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十余年没有起色，失业率高企，贫困率上升，汇率大幅波动，拉美地区面临着再度出现“失去的十年”的风险，为何历史总是在惊人的重复？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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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经济问题的根源无外乎三点：债务问题、政策空间和经济结构问题。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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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用了二十年时间，将国家政府债务从2002年的3060亿美金滚到了2018年的1.54万亿美金，同一时期，巴西的GDP也只有1.917万亿。债务占GDP达80%，2019年疫情开始后，巴西加大了公共开支以应对疫情，债务总额迅速上升，2020年7月巴西国家债务占GDP达创纪录的86.5%。2020年年底巴西债务总额占GDP比率到了96%，2025年则可能达到100%。过高的债务/GDP比率，将拉低政府的收入和支出，降低国家进口商品的能力，令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同时失业率升高，通货膨胀高企，抑制国内消费需求。拉丁美洲国家陷入“失去的十年”的窘况，无疑债务危机是推手，高额的债务吞噬了拉丁美洲国家的政策空间和调整经济结构能力。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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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额的国家政府债务限制了拉美各国的货币政策空间。经济下行时期，央行应该通过扩大货币供给和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但是无论是扩大货币供给还是降低利率，最终都会导致本国货币对外币的贬值。这就要求拉丁美洲国家要拿出更多的本国货币来偿还债务。所以只有在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压力不大的前提下上述货币政策才能得以实施。一旦扩大货币供给和降低利率导致了通货膨胀过高或者货币贬值过大，则扩大货币供给和降低利率就要暂缓，可见拉丁美洲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是在很小的空间内跳舞。可以说，高额的债务导致了 本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是戴着镣铐跳舞。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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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上拉丁美洲多国属于资源国家，经济部门占比较大的是大宗商品出口和旅游业收入。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增速放缓，供应链中断，疫情影响而停工等，拉美各国内部生产时断时续。经济增速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融资环境收紧等也令拉丁美洲国家的外部环境变得恶劣。受贫富差距扩大的影响，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存在内需不足，人口老龄化，内生动力不足，加上外部环境变差，经济结构调整也是无从入手。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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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化的标志就是国家、企业和居民的负债率高，投资比例低，制造业增长缓慢，产业结构单一，失业率高，贫富差距过大，人口老龄化。一般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如果没有解决以上问题，就会陷入经济停滞。个人认为拉丁美洲国家很难走出这个怪圈， 预计拉丁美洲各国未来五年时间GDP增速依然会在3%-6%之间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长时期停留在人均一万美元到一万两千美元之间，也就是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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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拉丁美洲三个国家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为例。从2000年到2020年的二十年人均GDP统计数据如下所示：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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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年到2020年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总GDP统计数据如下所示：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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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到中国。中国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有目共睹。1990年中国的GDP合计3609亿美元，到了2020年GDP总量是147200亿美元，30年时间上涨了40倍。1990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317美元，到了2020年人均GDP已经是10500美元。30年时间上涨了33倍。到目前为止可以说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除了疫情影响增速放缓之外，大部分时间GDP增速都是在5%以上。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的外贸出口迅猛增长，2001年中国出口额，货物贸易出口额为2662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是462亿美元，合计3124亿美元。到了2021年，中国出口总额，货物贸易出口额是29676亿美元， 服务贸易出口额是3942亿美元，合计3.3618万亿美元。20年时间上涨了10.76倍。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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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都是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由于贫富差距过大，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和社会福利分配占GDP总量过少而导致的。外在表现就是需求太少，生产能力太大。消费又不足。2021年中国的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是38.5%。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出口和投资。这是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就是出口和投资。而投资会进一步增加供给能力，结果就是我国经济增长过份的信赖出口，2021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1万亿元，2021年中国的GDP总额是114万亿，对外贸的依存度是34.3%。而美国、日本、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的范围内。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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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中国的国内需求不足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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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国的收入分配支付不完善。社会分配分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初次分配是企业单位内部的分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初次分配后的不平等程度都是很高的。再分配的方式有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政府对家庭和个人的补助）等，政府通过改善公共服务，也能促进再分配的公平。而且政府部门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的公共服务投入，可以增加个人（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经过再分配之后，发达国家像瑞典、芬兰的基尼系数降到0.3以下，而发展中国家的再分配作用则要弱得多，俄罗斯基尼系数在0.4以下外，巴西、印度、中国的基尼系数都在0.5附近。富人不可能每年都买一架飞机，消费还是要依靠中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可支配收入较少也导致了普通人不敢消费。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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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国的公共福利支出较低。社会保障是公共福利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社会保障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优抚和社会福利。公共福利除了社会保障还包括国家提供的公共福利、地方提供的区域公共福利、企事业单位的集体福利等。公共福利可以稳定经济发展（有国家托底，居民才敢消费），促进收入分配平等，促进社会健康发展。中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政府公共支出比重为10.81%，而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瑞典和澳洲的比重在40%左右，即使是发达国家中社会福利水平较低的美国，这一比重也超过20%。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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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居民负债和企业负债较高。根据人民银行的数据，2020年我国的宏观杠杆率是279.4%，居民、政府和企业三个部门的杠杆率分别是72.5%、45.7%和161.2%。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是101万亿，也就是说中国全部负债在282万亿左右。个人贷款中房屋贷款余额是34.44万亿，超过了个人贷款余额的一半。企业贷款中，2020年末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是122万亿，涉房贷款是52万亿，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为12万亿。除此之外的隐性债务则不可估量。前面说过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45%之间，大多数国家是60%。城镇居民年收入的三成以上用于还债。自然没有钱用于消费，更没有钱投资。全部被绑在了房子上。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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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萎缩，消费不畅，导致了内部供给的价格和质量下行，出口外贸由于工资上涨，物价和地租上涨而利润锐减，长此以往生产性资本势必外迁。如果不能有效扭转这种局面，生产性大量制造业企业外迁，资本外迁，导致失业率上涨。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就会进一步压低需求减少消费，消费减少又拉低了供给。形成恶性循环。国家、企业和居民的负债率高，投资比例低，制造业增长缓慢，产业结构单一，失业率高，贫富差距过大，人口老龄化。熟悉吧，这就是拉美化。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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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化的几个显著特征上面已经说了，目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或者说我国面临的拉丁化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如下如下：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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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国家、企业和居民的负债率高。 6park.com
 前面已经提到过我国的负债情况，要知道以上的负债是人民银行的数据，类似于恒大负债10万亿，城投公司共计负债12万亿等等影子银行的数据是不在其内的。可以说我国的居民负债率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人均GDP并不高，且个人收入占GDP更低的一个事实之下。另外企业负债端，再想加杠杆是很难的。本身高杠杆高负债模推动经济发展，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只要国际宏观经济环境，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行业政策有一个大的变动，企业偿还债务本金和利息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企业部门的高负债和中国的融资模式一直商业银行为主导有关，间接融资模式本来就是高成本的。这也是导致企业部门高负债的原因。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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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投资比例低。 6park.com
准确的说法是除了固定资产投资之外的投资比例很低。2021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是54万亿元，其中民间的固定资产投资30万亿元。202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14.13万亿，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1.35万亿元，社会融资估规模的增量和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都有因果关系，一般社会融资规模增量领先固定资产完成额6个月，领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个月。可以说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大部分都在固定资产投资，除了固定资产投之外的民间和国家投资少之又少。例如制造业融资，2021年制造业企业A股融资大约在1万亿人民币左右，2021年制造业企业的贷款增量是3.3万亿，制造业企业民间融资大约是1.5万亿，制造业企业2021年总计融资也就是5.8万亿，加上制造业企业利润总额8.7万亿，预估20%用来作为投资，则2021年制造业企业投资总额也就是7.5万亿。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是54万亿，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总额仅占13%。中国在研发上的投入是2.79万亿元（约合4410亿美元），而美国2020年研发支出为7080亿美元。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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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制造业增长缓慢。 6park.com
受疫情影响，制造业在出口和内需两方面都不景气。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41.16万亿，2020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万亿元，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08亿元，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04万亿元，预计全年42万亿元。 6park.com
2019年出口总额是2.49万亿美元，2020年出口总额2.59万亿美元，2021年出口3.36万亿美元，2022年上半年出口11.14万亿人民币，约合1.59亿美元，预计全年3.19亿美元。 6park.com
制造业企业利润方面，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4万亿，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7万亿。2022年1-7月份工业企业利润下降了1.1%。 6park.com
制造业无论是社会消费品总额，出口总额还是利润总额增长都不快，甚至今年工业企业利润还下降了。可以说制造业企业的增长缓慢。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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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产业结构单一。 6park.com
目前中国产业机构的构成中，第一产业占7%，第二产业占36.9%，第三产业占56.1%，表面看中国的产业机构很合理。实际上我国的第一产业并不强，2021年的粮食进口总量达到1.6亿吨，占2021年粮食产量的26%。而农业从业人员可支配收入更低，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8931元，仅占人均GDP的26%。第二产业的问题我们已经提过了，制造业看似很大却不强，缺乏高技术含量的产业。第三产业都集中在了互联网行业金融服务行业。而生物、化学、环境工程和新材料则乏人问津，产业发展不平衡。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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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 ，失业率高。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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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7月份16-24岁城镇青年人失业率为19.9%。上述数据一方面和企业受疫情冲击财务业绩下降，开始裁员和停止招聘新人有关系。另一方面受高通胀、融资渠道收紧等因素影响，第三产业陷入增长停滞的状态，以互联网和金融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一项靠融资活着，（互联网企业大部分靠融资，不靠盈利，而金融服务企业赚的就是融资投资服务的钱）。高失业率将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反而导致居民更加不敢消费。 6park.com
长久下去也会引起社会不稳定，犯罪率飙升等现象。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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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贫富差距过大。 6park.com
有据可查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是0.491，有数据显示中国在2015年的财富基尼系数是0.711，后来有所下降。受疫情冲击，全球的货币超发，推动了资产的价格暴涨，加剧了贫富差距。受疫情冲击影响再度上升到了0.704。2020年中国家庭财务在一百万美元以上的家庭有528万，全球第二。可以说最富裕的2%的人群掌握了中国80%的财富。富人不可能一年买一台公务机，消费还需要靠广大人民群众，贫富差距过大也是经济萎缩的原因之一。其根源在于在与再分配支付不完善。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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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人口老龄化。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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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时候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2%。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8.70%。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15岁到65岁之间人口）减少7000万。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劳动力短缺，抬升了平均工资水平。人力成本的增长将削弱经济的竞争力。中国的人口问题还在于未富先老。在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时又产生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解决人口问题则更难。另一方面老龄化也对医疗，社会保障、老年人护理等造成巨大压力，无疑将进一步压缩地方政府的财政空间。进一步压缩政府支出和投资的空间和能力。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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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也是老生常谈。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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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收入的初次分配靠市场，收入的再分配则不能依赖市场而是通过政府的调控。我国税收制度亿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发达国家则是直接税（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社会保险费）为主，占比超过50%，间接税为辅（商品和服务税占30%以下）。中国税制的问题在于高收入阶层的大部分收入不是工资所得而是资本利得所得。资本利得税率远低于劳动所得税率，高收入阶层的税率反而低于中等收入群体。造成个人所得税主要有中等收入群体和工薪阶层负担。改变现有的税收结构，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增收力度，调整税收总类和征税基数等势在必行。通过政府再分配来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将促进制造业升级转型，提高第三产业的利润率和国民经济中的份额比例。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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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提高公共福利支出。目前中国公共福利支出占GDP是10%。发达国家一般都在40%左右，美国是20%。政府公共福利支出不足会直接影响到公共基础设施（医院、学校和公园等）和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的质量和数量。公共福利支出偏少，居民恐惧于看病难，上学难，则居民有钱不敢花，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被挤出，这是我国消费需求难以增长的主要原因。公共福利支出的加大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同时公共福利的支出也将促进当地经济增长。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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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提高直接融资比例。降低债务融资比例，提高股权融资比例。实现国家、企业和居民层面的降杠杆。降低金融风险，提高央行的货币政策空间。股权融资是直接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A股市值首次突破90万亿人民币，同一时间A股融资额才1.67万亿。做为对比，银行贷款方面，2021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92.69万亿元，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9.95万亿元。我们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是极不平衡的。直接融资的成本最低，投资者受益更大，资本市场在直接融资中起主导作用。间接融资是银行为主导，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在宏观环境不景气的时候银行往往惜贷抽贷，其破坏作用极大。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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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降低固定资产投资依赖，降低出口依赖。2020年中国的消费率是54%，世界平均水平是75%。我国居民由于高杆杆高债务影响，大部分钱都在房地产上，居民往往把可支配收入的三成以上用于偿还房屋抵押贷看。导致居民的消费能力不足，消费意愿低迷，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很弱。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万亿元，如果把消费率提高到75%的世界平均水平，则即使GDP增速维持不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是60万亿。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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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由于高负债高通胀等因素，一元钱的固定资产投资往往只能产生0.2—0.38元的GDP。国家层面，企业层面和居民层面去杠杆压力极大的今天，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逐步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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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方面，由于我国工资，地租和通货膨胀因素影响，制造业企业外迁的不少。即使坚持在中国的，利润率和增长率也都不高。只有居民可支配收入上涨，居民愿意消费也有能力消费的前提下，制造业升级才真的能实现。所以告别过去的增长模式，才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