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战略专家格雷戈里·科普利（Gregory Copley）周一（11月28日）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说，近期在中国发生的抗议活动是全国性而不是地区性的，是中共统治73年来性质最不同的一次，可能导致中共政权崩溃。他说，世界各国应为此做准备。
科普利的文章翻译如下：
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后，11月中国大陆各地的民众抗议活动风起云涌。这是自1949年共产党控制大陆以来未曾见过的。
这并不是说最近的抗议活动一定与早期抗议活动的事件或受害者数量相当，重要的是，它们与早期的抗议有质的不同。



问题在于，这是否是最终打破中共对社会控制的浪潮，因为2022年的抗议活动比之前的抗议活动更加集中——并且达成了广泛的全国共识。伊朗同时发生的抗议浪潮引发了类似的问题，即“这一次”那里执政的神职人员是否也会被推翻。
10月13日，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大陆的抗议活动已成为焦点。当时，一名孤独的示威者在北京四通大桥上拉开横幅，呼吁罢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这名“桥人”随后被捕并失踪。尽管如此，自11月15日起，这一事件对在上海、北京、武汉和乌鲁木齐等主要城市兴起的抗议浪潮起到了标志性的推动作用。
近期的抗议活动也不同于过去20年的抗议活动，即使是2010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180,000次独立抗议活动，或2014年的香港抗议活动也被视为局部性的，而其他地方的人则无动于衷。
2022年末的抗议浪潮比2010年或2014年爆发的抗议浪潮更受关注——而且是全国关注的焦点，后者通常与社区更相关。而当前的“全国性”抗议汇聚了对无数地方问题的不满。 中共的“COVID清零”运动使民众对自由和财富失去了希望，它们认为中共要对此负责。
2022年抗议活动性质发生变化似乎有更明确的原因，因为中共和习近平使社区以往的问题在本质上变得更加普遍：例如，住房（和储蓄）市场的崩溃，以及与COVID相关的健康封锁，最终导致可信度崩溃。
2022年的抗议浪潮不足为奇，因为这是共产党统治73年以来民众的希望被普遍点燃后、又被全面破灭的第一次。在民众看到希望和进步之前，整个社会几乎被无限期地压制。 而此时，公众的诉求超过了政府所能满足的。
伊朗国王发现了这一点，当时尽管公共财富和福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到1979年需求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国家所能满足的能力。
正因如此，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的“社会契约”被打破了。或者至少社会契约已经改变到功能失调的地步，必须重新建立或完全放弃。
社会契约存在于所有社会中。只有在所谓的“民主国家”——也许这是它们的标志——社会契约才会以宪法的形式明确化。宪法是根据最初的公众共识制定的，然后通过法律和社会实践进行修改。毫无歉意的专制国家也有“社会契约”，但都是隐含的。在专制国家里，隐含的社会契约是：如果民众不服从就会受到惩罚。
鉴于专制的“社会契约”本质上是单方面的——它从未得到被统治者的自愿同意——当被统治者确定统治者的执行机制已经崩溃，或者缺乏意志或能力时，转折点就到了。
在法制和非法制的社会中，社会契约崩溃的区别在于政府镇压抗议活动的速度和力度。
在民主政体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作用的社会中，社会契约的崩溃始于法律和宪法挑战，寻求重塑社会契约。只有当社会契约的精神已被无可挽回地违反时，才会出现民众抗议。
在某个时刻——也许是临界点——政府（系统和/或个人）的声望恶化到不仅被仇恨，还被愤怒和嘲笑的程度。2022年底，对中国大陆的许多抗议者来说，显而易见的是，习近平明确表示自己是导致社会福祉崩溃的所有政策的始作俑者。我们刚刚开始看到许多嘲笑和蔑视习的间接信息和一些直接信息。
与历史上所有此类社会崩溃，甚至所有社会趋势一样，这个过程是由少数群体推动的。 正如我几十年来所指出的，大多数人都害怕变革，并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压迫来避免改变。
到11月29日，中共领导层已明确认识到，要么必须在主要的象征层面和形式上镇压民众，要么必须消除抗议的焦点——现在主要是习近平。
在中共二十大之前的几年里，习近平主要是清除所有潜在的内部挑战者（已完成大部分但未完全完成）。因此，到2022年底，中共内部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量罢免习近平，让他成为公开的替罪羊，这将只有由解放军来完成这项任务。
中共正在尝试对整个城市进行封锁，并对“清零”——控制民众的机制——进行全面测试。如前所述，“清零”与COVID-19医疗灾难几乎或根本没有关系，而是为了消除威胁习近平绝对控制权的社会希望、流动和资产。
问题是中国大陆的抗议活动是否为伊朗的抗议活动提供了榜样和动力，反之亦然。那么，中共政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甚至土耳其的统治结构几乎同时崩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这些国家中，相似之处现在只是名义上的民主社会）。
考虑到俄罗斯受到外部力量的严重遏制和压力，这一系列令人同情的破坏将对俄罗斯的稳定和能力产生深远影响，并将减少对中亚五大国、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压力。
但习近平的权力崩溃可能导致中国大陆突然出现权力真空。/要在短期内恢复秩序的唯一势力将来自解放军和国内安全部队。
回到20世纪和毛泽东时代的军阀统治是有可能的。
在政权将倒台时，当权者有可能做出轻率的决定，包括试图分散公众注意力。“加尔铁里综合症”（Galtieri syndrome）一定是习近平政府要垮台时的最重要选择，这将与1982年阿根廷最后一位执政将军莱奥波尔多·加尔铁里（Leopoldo Galtieri）中将入侵并夺取位于南大西洋的英国福克兰群岛的最后一刻的决定如出一辙。
习近平的“加尔铁里时刻”很可能包括入侵台湾，即使军事上没有任何真正的成功机会。陷入困境的伊朗和土耳其的掌权者也存在类似的可能性，在较小程度上俄罗斯也可能。这使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广阔地域变得不稳定，显然会深刻地扰乱全球经济。
这将对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太平洋——以及印度尼西亚产生直接影响。如果抗议活动持续高涨和有效（这当然不能保证），这将导致整个印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大规模混乱，每个社会都应该寻找当地的遏制措施。
多年来，我一直提倡为后（共产）中国的世界做计划，但这还没有发生。因此，所有的重点都放在管理或规划中国作为一个市场和一个持续增长的威胁上。
现在，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对（共产）中国崩溃后的时代，世界各国政府只能作被动的反应，它们现在还不愿考虑必要的灾害管理。
（原文链结：https://www.the******/is-the-unthinkable-collapse-of-communist-china-now-thinkable_4890063.html）
责任编辑：张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