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期待着约翰尼·德普主演的《水俣病》，不仅因为前一阵子日本排放福岛核电站废水事件惹得沸沸扬扬，还因为这个水俣病是二十世纪最著名、历时最长的一场环境灾难。这里面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环境污染的警示，更能让人在新冠疫情下，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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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德普的新片并没有很好地表现出这场灾难中受害者的痛苦，以及罪魁祸首——窒素公司是如何给人们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的。也可惜了一众优秀的演员，因为剧本原因并没有太多好的表现，比如浅野忠信、真田广之、国村隼、比尔奈伊等。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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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普在片中饰演美国《生活》杂志的摄影师史密斯，受邀来到日本水俣地区拍摄报道因汞中毒引发的“水俣怪病”。这个病的患者的症状先是走路困难，双手颤抖握不住东西，继而无法说话，吞咽困难，抽搐、发疯，严重的就会死亡。还有很多从娘胎里就中毒、出生后畸形、脑瘫的孩子，不仅给家庭带来无尽的痛苦，窒素公司还不承认自己的过错，更是让受害者家庭无力承担治疗费用。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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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虽然改编自真实事件，这个摄影师史密斯也确有其人，但把史密斯这个主角塑造得太复杂，太矛盾，就有点喧宾夺主了。虽然是影片主演，但观众关注的还是水俣病这个内容，而不是男主如何颓废，如何酒精依赖，如何靠着这次机会重新认识自己，重新站起来。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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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还有一段情节表现史密斯为了窒素公司给的5万美元封口费而纠结不已，这就完全没必要了。按理说，这种电影就应该把主角光环和明星情节退到阴影里，不要影响观众对这场灾难的同情关注，观众不是来看你主角如何战胜自己心魔的，也不是看你跟女主耳鬓厮磨卿卿我我的。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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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己对水俣病的了解，影片至少在三个地方容易给观众带来误会：首先，水俣病虽然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其实早在50年代就已经泛滥成灾，当地的渔民早就成为了汞中毒的受害者。
其次，水俣病的解决过程是漫长而揪心的，美国媒体的曝光只是其中的一小段插曲，而窒素公司也不是在美国媒体曝光后才反思想要赔偿的，而是自始至终都是强硬派，直到日本法院判决后才认罪服输的。窒素公司算是反派吧，但在影片中除了有贿赂媒体的情节，基本没反映出他们到底干了哪些不是人的事。而实际上窒素公司的领导层的行为达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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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水俣病的主要受害者是底层的渔民，而不是熊本县所有的阶层。影片虽然有一些得病的患者羞于让摄影师拍照，但这里面最大的原因是根本不被周围人理解，所以水俣病人最大的痛苦也许并不是身上的疾病，而是来自他人的鄙视和歧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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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摄影师史密斯就写了一本就叫《水俣病》的书，书的开头是这样子的：“江乡下夫妇艰难地从水俣市医院走回了家，他们是沿着铁轨走的，特意避开了公路，他们不想被别人发现。江乡下先生走在前面，背上扛着他已经被解剖过的女儿的尸体。女儿死于一种怪病，原因不明，这种病像魔鬼一样散播着传染的恐惧，这些病人和接触过他们的人都变得肮脏、堕落，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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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水俣病这个事件，就从上面三个方面说一说这场世纪灾难。
水俣下辖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地处偏远，距离东京1000多公里。虽然依山傍海，风景秀丽，却因为耕地和人口稀少，本来是个无足轻重的小村子，主要收入来自于制盐。但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中央政府垄断了盐业，水俣的税源就基本没剩啥了。后来水俣的领导用优惠的政策引进外资，由一个叫野口遵的工程学硕士在水俣南边的鹿儿岛成立了窒素株式会社，生产氮肥，主打硫酸铵肥。没多久，窒素公司的硫酸铵产量就占到了全国产量的2/3， 成为日本的肥料巨头。没几年又赶上一战，窒素公司趁机取代了德国，全面占领了东南亚市场，赚得盆满钵满。二战期间，窒素公司又转而为日本军队生产炸药，成为日本最大的炸药生产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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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俣也跟随着窒素公司一步步扩张，从一个小村庄，1912年变成镇，1949年变成了市。人口也在短短的四十多年间，从之前的几千人，增长到了1956年的5万人。
窒素公司为水俣贡献了一半以上的税收，以及1/4 就业，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或很近的亲戚为工厂工作。所以，水俣就是一个标准的工厂城。工厂的经理，成了这个城市实际的主人。比如二战期间的工厂厂长桥本彦七，就在战后的1950－1970年的20年间，四次出任市长，在任时间长达16年。按理说，一个新的元素加入进来之后，给老的社群增加了人的选择和流动性，应该是缓解了之前的不平等才对。但是在水俣，因为工厂太强大了。所以，工厂不仅为水俣带来了新的不平等，同时又固化了旧的不平等。
公司管理层处于最顶端，他们的下面是大学或高中文凭的白领工人，再下来是蓝领工人。而在工厂外，是东京来的精英看不起水俣的“土 包子”，水俣的“土 包子”里是贵族的后代看不起平民。村镇居民看不起农民，农民又看不起最底层的渔民。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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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素工厂的的一个主要产品是乙醛。1932年，上面提到的那个桥本彦七发明了一种新技术，改进了从德国引进的生产工艺。这个新工艺的核心，就是以硫酸汞作为催化剂，在高温高压的条件下把乙炔变成乙醛。1932年，桥本的这个新工艺在水俣的工厂得到了采用。1940年，产年乙醛达到9159吨；1960年，产量翻了五倍，达到45200吨，占当时日本乙醛总产量的 39％。
这个过程产生了大量含汞的废水，被直接排放到海里去了。现在我们看到这儿，立即就知道这会引发严重的问题，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个，也没人在意。
那么，窒素工厂朝海里排了多少汞呢？准确的数据已经不可能得到了。但是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污染有多严重。就是窒素公司甚至成立了一家子公司，专门挖排放废水处的海底淤泥，用来提炼回收汞，这个淤泥里的汞含量是2010ppm，比正在开采的汞矿的含量都要高出一倍。要知道，汞还会随着海藻、贝类、鱼这个食物链逐级聚集。海产品里的汞含量有多吓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随着汞的不断排放，水俣的捕鱼量直线下降。以1950－1953年的产量为基准，1954年的捕鱼量下降到了61%，1956年下降到了21％，1957年就跌到了9％。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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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 1932年就开始生产了吗？为什么捕鱼量是20年后才急剧下降的呢？这是因为催化剂是硫酸汞，属于无机汞，问题不大，有机汞才会被鱼和贝类吸收。恰恰是在1951年，工厂改进了一道工艺，就是用硝酸替代了之前的氧化锰，有机汞随之大量产生。捕鱼量的下降，让渔民们损失惨重。但是前面说了，渔民处于鄙视链的最底端，而工厂却是整个城市的大恩主。工厂利益受损，水俣整个城市的利益就会受损。这是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共识。所以，虽然捕鱼量下降了90％，渔民这个群体普遍陷入贫困，但是他们也只能默默忍受。
1954年，开始出现可怕的事情。茂道村，一个仅仅120户的小渔村，两个月内就有100只猫不停地转圈、跳舞，然后死亡。1956年，人也开始发病了，而最初发病的人群正是处于鄙视链最底端的渔民，因为他们吃鱼最多。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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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水俣病由来的过程。下面再说说受害者和社会各阶层对窒素公司的控诉过程。
因为水俣病患者身处社会的最底层，既被歧视，自己也感到羞愧，所以可想而知，一开始与工厂斗争的时候，这个群体就无法充当主角。
主角是谁呢？是水俣市渔业协会。1959年8月初，水俣渔业协会上书市政府寻求帮助。但是市政府只是口头答应会调查，却什么都没做。8月6号，水俣市走投无路的400名渔民和鱼贩子在市里游行了一圈后冲进工厂，打碎了办公室玻璃。事情闹大之后，窒素公司同意谈判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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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水俣市是个公司城，窒素公司贡献了超过一半的税收。
那么，市政府屁股坐在哪边可想而知。
政府调停的结果是：
公司一次性赔偿给水俣渔业协会2000万日元，并拿出 1500 万日元建立一个基金，用于帮助恢复渔业生产（这个基金连本带息是要还的）。
另外，公司每年还要付渔业协会200万日元。
几千万几百万的，听着吓人，但是因为是日元，其实没几个钱。
可以说，当时的水俣渔业协会简直是混账透顶。
第一，没有要求公司明确病因，更没有要求公司承担责任，甚至连今后不许再污染了都没提；
第二，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竟然置病人于不顾，把钱按人头一分就完了。关于病人，协议里只说了这么一条：2000万不包括对病人的补偿。意思是病人自己去找公司，我甩锅了。水俣市渔业协会与窒素公司签订和解协议后不到一个月，水俣湾以北的津木奈出现了第一例确诊病人，不到一个月就死了。紧接着，连南边鹿儿岛的米之津，也陆续出现了病人。
水俣病在整个熊本县蔓延开来。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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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熊本县渔业协会联盟组织了60条船，1500人，浩浩荡荡杀向水俣的化工厂。
他们先礼后兵，派了个代表团要求谈判，但是工厂领导拒绝接见。
于是联盟代表团直接杀向东京，找中央政府告状去了。
然后国会就派了一个由16名议员和官员组成的调查团来水俣了解情况。最终熊本县渔民们得到了3500万日元的赔偿，但是要扣掉其中的1000万日元还给公司，以作为两次暴力冲击公司造成的损失的赔偿。
这么着，也就是实得2500万日元。
虽然数额上比水俣渔业协会多出了500万日元，但是熊本县渔业联盟人多，均分到每个家庭成员头上，相当于每人分到了 812块人民币。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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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素公司为什么赔的这么少呢？主要是政府拉偏架。
水俣病出现后，熊本大学医学院的医生们很早就提出，这可能与汞中毒有关。
但是窒素公司对调查取样设置重重障碍，不许熊本大学的专家们进入工厂取样。
美国专家想买几条鱼拿回美国做化验，结果窒素公司派人把所有的鱼都买走了。
在窒素公司明目张胆阻挠调查的前提下，政府依然主张要医生们证明窒素公司有罪，而不是让窒素公司自证无罪。
政府这样拉偏架的结果就是，从1956年首次确诊水俣病，一直到 1968年，整整拖了12年，政府才正式承认有机汞是水俣病的致病原因。
而在此期间，日本学界和民间机构对水俣病的研究，经费全部来自美国，日本政府根本不给钱。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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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窒素公司知道不知道有机汞是真正的发病原因呢？他们知道!
1973年，法庭将窒素公司当时的经理以过失杀人定罪，基于以下几项证据：
第一，虽然早就证实了有机汞是水俣病的致病原因，但是因为窒素公司不配合，熊本大学的医生们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工厂使用的硫酸汞（无机汞）会在鱼和贝类体内变成甲基汞（有机汞）。
但其实，早在1951年，工厂里就有人知道废水里含有甲基汞。
但是公司封锁了这条消息。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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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1959年，窒素工厂职工医院的细川院长就用工厂各处的废水喂猫，证实了废水是水俣病的原因。
但是在工厂的压力下，细川保持了沉默。
一直到1970年，细川在癌症晚期才开口作证。
作为一名医生，这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
但是很奇怪，患者们却并不怨恨细川，反而很尊敬他。
第三，在与熊本渔业联盟达成协议之后，窒素公司安装了一套废水净化设备。
启动仪式上，窒素株式会社的社长和当时水俣市的市长还当众喝了一杯从净水设备里回收来的水（影片里有个情节表现了这个净水设备）。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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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工厂事先并没有向管道内倒废水。喝回收水只是个表演，却蒙住了市长和广大市民。以至于1959年以后出现的新病人，尤其是先天性水俣病儿童，诊断发生了极大的困难。
大家都觉得，污染已经解决了呀，婴儿又没吃过鱼，怎么可能得水俣病。
这样，新增病人不仅确诊困难，拿不到补偿，连正常的治疗都耽误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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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素公司虽然赔了钱，却没有认错，更没有认罪。渔民和患者在公司没认错的前提下就接受了赔偿，那么作为受害者，道义上的力量就被消解了。
这也正是窒素公司坚持不认错的原因。
就这样，废水还在排放，患者还在增加。
但是，不论是渔民还是患者，都无力再组织起抗争了。
就这样，1959年之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污染在蔓延，伤害在扩大。
一条普遍规律是，一个城市也好，一个社群也好，一个理念或运动也好，进入衰败期之后，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单靠自身的力量，形势就无法被逆转。就像一条咸鱼，没有外力自己翻不了身一样。
水俣病的患者们在等待着一个转机。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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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转机被等到了。
昭和电工这家公司，在本州岛的新瀉也建了个化工厂，也是用汞作为催化剂生产乙醛，1965年发生了同样的污染，被称为第二水俣病。
但和水俣的不同在于，昭和电工这家工厂不是建在海边，而是建在河边。这样，捕鱼和吃鱼的受害者都处于下游，不受这家公司控制。
所以，受害者直接起诉了。
为了获得更多的证据，新潟的受害者访问了水俣。
为了接待来自新潟的访问者，水俣市长期关注水俣病、为患者呼吁奔走的两位核心人员，女作家石牟礼道子和女议员日吉美富子，于1968年初，发起成立了“水俣病应对公民委员会”。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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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俣病应对公民委员会的的核心成员是知识分子，在传播上就有天然的优势。
石牟礼道子写的《苦海净土》，被演员砂田晃把书中的情节改编成同名话剧，在日本演出超过了1000 场，《苦海净土》的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
另外就是影片中史密斯拍摄的妈妈神村良子给失明和瘫痪的先天性水俣病女儿智子洗澡的照片，被登在《生活》杂志上，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水俣病的广泛关注。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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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真实事件在影片中一闪而过了，就是1970年的窒素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
公民委员会成员后藤孝典想出来了“一股股票运动”的绝妙点子：
1970年7月，他以35日元/股的价格，买了1万股窒素公司的股票，然后一股一股地转给公民委员会的支持者。
东京、福冈、大阪各地民众踊跃支持，到九月底，有5500人成为窒素公司的股东（影片里说只有500人）。
就这样，窒素公司于11月28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在电视直播中，变成了水俣病人的控诉大会。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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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影片中两位控诉的患者说的内容真的没有打动观众，有点隔靴搔痒的感觉。
前面也说了，水俣病病人可怜，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非常痛苦，还在于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人们对他们公开的歧视。
本来已经是最底层的渔民了，得了病之后就更惨了。
虽然熊本大学派来的流行病调查组早早就得出结论说，这个病并不传染。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水俣病人和家属去商店买东西，店家会要求他们把钱放在竹篮里，当着大家的面把钱消了毒再收。
这种公开的歧视，导致了水俣病病人在刚开始争取自己权益的时候，总是先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
这尤其令人感到辛酸和痛心。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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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患者的歧视，尤其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方在于，其实这些歧视者仅仅从常识出发，心里也知道这个病和工厂的废水排放有关。
所以，水俣的鱼贩子们联合起来，向顾客们保证绝对不会销售本地水产品。他们也向水俣渔业协会发出正式通知，告诉渔民你们也别打鱼了，我们一条也不会买.
不仅是水俣，在整个熊本县，人们除了鲸鱼肉，不敢吃别的鱼了。
这让渔民们陷入了灭顶之灾。
截至1959年，也就是水俣病并发现和确诊的头三年，水俣病患者在水俣本地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同情。
当人们内心感到不满，却又不敢挑战强权时，他们往往把怨恨发泄到比他们更弱的人头上。这种懦弱者的残暴并不是水俣特有的现象，而是人类这个物种的丑陋天性。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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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首先是被损害，然后，被损害就成了他进一步被侮辱的原因和理由。
这里真正的残酷在于，损害是外面来的，而侮辱却来自于自己的邻居和同伴。
放眼古今中外，我们总是能看到类似的现象，就是一个受害者越无辜，加在他身上的侮辱就越是严重。
群众总是倾向于高声宣判倒霉蛋活该、生病者有罪，以此来逃避本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和承担不起的良心拷问。
而这些也正是这部《水俣病》电影所缺失的，影片结尾展现了一组全球各种环境污染的真实照片，仅仅把表面的东西呈现给观众，实在是有点浪费资源了。
也许下面这些内容，会给水俣病患者带来些许安慰：
1973年，窒素公司当时的两名经理，以过失杀人罪被判刑；
1995年，首相村山富士代表政府公开道歉；
2001年，大阪高等法院判定日本国家和县政府放任疾病扩散的罪名成立。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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