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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书法必须是毛笔创造的。这话若被肯定，那么，我的字被书法了是八十年代的中期。

那时，我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字，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从此一发不能收拾。我的烟也是那时吸上瘾的。毛笔和宣纸使我有了自娱的快意，我开始读到了许多碑帖，已经大致能懂得古人的笔意，也大致能感应出古人书写时的心绪。
从那一阵起，有人向我索字了，我的字给许多人办过农转非、转干、调动的好事，也给许多人办过贿赂、巴结、讨官的坏事，我把我的字看得烂贱如草，谁要就给谁写，曾经为吃得三碗搅团写过一大卷纸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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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被人索字渐渐成了我生活中的灾难，我家无宁日，无法正常的读书和写作，为了拒绝，我当庭写了启事：谁若要字，请拿钱来！我只说我缺钱，钱最能吓人的，偏偏有人真的就拿钱来。天下的事有趣，假作真时真亦假，既然能以字易钱，我也是爱钱的，那我就做书法家呀！
在我有了做“书法家”的意识，也可以说有了‘书法家”的责任，我认真地了解了当今的书风。当今的书风，怎么说呢，逸气太重，好像从事者已不是生活人而是书法人了，象牙塔里个个以不食烟火的高人自尊，博大与厚重在愈去愈远。

我既无夙命，能力又简陋，但我有我的崇尚，便写“海风山骨”四字激励自己，又走了东西两海。东边的海我是到了江浙，看水之海，海阔天空，拜谒了翁同龢和沙孟海的故居与展览馆。西边的海我是到了新疆，看沙之海，野旷高风，莫把冰山与大漠。
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在这两个海边的日日夜夜，当我每一次徘徊在碑林博物馆和霍去病墓前石雕前，我就感念了两海给我的力量，感念我生活在了西安。

我最清楚不过，我的书法是缺乏基本训练——而这又是当今流行的一种要求——它充其量属于顿悟式，这如非洲的一些国家实行民选一样，民选是民选了，却常有军人们起来就把民选的总统颠覆。我也明白，我的书法多多少少借助了我在文学上的声名，但我想，这和那些领导的题字还是两码事吧。
但我仍坚持，我写的是一些汉字，不是书法，我也不要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