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者对知识论概念、对象和认知机制的历史性展开研究，并逐渐形成一个研究方向，即历史知识论。然而，这一理论内容繁杂，学界存在着不少分歧。

理解科学知识的一种进路

如果有人问：“博物学家们使用手绘与摄影家们使用照相机，哪一个更能客观地展现鸟类的形态？”大多数受过基础教育的读者都会认为照相机的拍摄更为客观，因为只要摄影者对着鸟儿按下快门，照相机就会遵循光学和物理学规律为鸟儿留影。摄影者的主观意识尽管可以影响照片的构图和快门工作的时间，但对快门开始工作后的成影过程则影响不多。而手绘则从构图到绘制的整个过程都难免受到绘画者的主观看法的影响。可是，哈佛大学的科学史家加里森（Peter Galison）和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简称“马普所”）的科学史家达斯顿（Lorraine Daston），在他们合作的专著《客观性》（Objectivity， New York：Zone Books， 2007）中研究了19世纪到20世纪科学界所拥有的客观性概念的变化过程，研究结果却发现，按照19世纪大多数科学家所接受的客观性标准，手绘将是一种比摄影更能客观展现鸟类特征的表征手段。这是因为摄影只能捕捉某一特定鸟儿在特定时空中的特定姿态，而该姿态中的许多特征未必能够被同类的其他鸟儿所拥有。博物学家们的手绘则试图展现大多数同类鸟儿所共有的特征，尽管绘制的结果常常是对该类鸟儿的理想化景象，并未表征哪一只特定的鸟儿。这一颇出人意料的研究结果表明了，科学实践中的客观性标准不仅比普通公众，甚至比许多专家学者所以为的要更为复杂。



两位学者的研究进路被称为“历史知识论”（historical epistemology），该进路是当代一个成果斐然的研究领域，最初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一些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者对知识论概念、对象和认知机制的历史性研究而逐渐形成的一个研究方向。这些学者大多不满当时科学哲学对方法论和知识论规范的抽象研究中简单化和脱离实践的倾向，坚持只有通过考察知识论规范在具体科学实践中的形成、变化和发展的真实过程，才能正确理解科学知识及其生产的基本特征。



历史知识论的研究内容繁杂

当代历史知识论的研究内容相当繁杂，一些学者将其大致分为三类。 6park.com
第一类研究内容针对知识论概念。除了上述的加里森和达斯顿对客观性概念的研究，这一类的经典例子还包括科学哲学家哈金（Ian Hacking）对科学推理风格的研究。他在西方科学史中辨识出多种推理风格，如数学中的公设式风格、对可观察对象的测量和实验风格、以类比模型建立假说的风格、分类和排序风格、样本统计和概率计算风格、对发生性过程的历史性研究风格等。这些风格的发展与组合形成了当代科学研究中最为基本的认知推理工具。 6park.com
第二类研究内容针对科学研究对象。一个经典的例子是“马普所”的科学史家瑞茵伯格（Hans-J?rg Rheinberger）对合成蛋白质产生过程的研究。他的研究表明，合成蛋白质能够成为分子生物学中的研究对象，决定性地依赖于实验系统的运作而不仅是理论发展的结果。 6park.com
第三类研究内容针对科学的动态发展。比如“马普所”的科学史家瑞恩（Jürgen Renn）通过对物理学中机械论和相对论思想发展的研究表明，其发展过程的动力不仅来自理论构建以及证据对理论的支持，也来自各种外在资源如物质条件、社会性知识、语言和符号工具等。



历史知识论存在不少分歧

学术研究的魅力之一是它的开放性。研究的方向和结果常常偏离研究者的初衷，带来始料未及的困难和意想不到的惊喜。尽管历史知识论的具体研究已经产生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也引起了学界相当深入的讨论，但仍然存在着不少理论分歧，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未来的研究发展。《知识论》（Erkenntnis）杂志2011年为历史知识论出版一期专刊。从这一期十几位学者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一线研究者们对于一些关键的理论问题，如历史知识论的研究方法、历史知识论与知识论和科学哲学的关系等，并未形成共识。一些学者特别是受到法国研究传统影响的科学史家们满足于对知识论概念、对象和发展机制的描述性研究。他们认为，我们只有通过了解科学中重要的特征是如何历史地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才能真正地理解这些特征；而知识论和科学哲学中通过某些先验原则推出的规范性条件在科学研究中并没有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只不过因其具有丰富的逻辑资源而可以对任何已经发生的事件给出看似合理的重构。科学家们之所以使用哲学家给出的合理性重构，常常是因为要将其当作与论敌辩论时的修辞性工具，而并非当作指导自己工作的规范性原则。从这种对哲学极度失望的态度出发，法国研究传统中最具洞见的科学史家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坚称自己的研究是一种知识论的历史（epistemological history），而非历史性的知识论，以此与哲学撇清关系。



然而，仍然有一部分学者坚称历史知识论是一种合法的科学哲学或知识论研究，相信哲学给出的规范性原则只要真正进入真实的科学实践而不仅仅停留在哲学家们理想化的臆想中，就可以用来帮助和指导科学研究。他们中有些人本身就是科学哲学学者，而科学哲学中许多学者也坚信，科学史研究是科学哲学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之间，科学哲学与科学史是密切相关的。赫歇尔（John Herschel）出版于1883年的《自然哲学初论》（A Prelinary Discourse on the Study of Natural Philosophy）是当时公认的最中立和最全面的科学哲学著作。其中对科学方法的讨论都建立在对物理学、天文学、化学和地质学的研究成果的分析之上。惠威尔（William Whewell）在其科学史著作《归纳科学史》（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1837）中梳理了各学科的发展史，而在其科学哲学著作《归纳科学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 1840）中，科学史为他对科学合理性原则的分析提供了最为基础的资源。马赫（Ernst Mach）认为历史方法最适合于透彻理解科学方法的目的。因此，他于1895年在维也纳大学第一次建立科学哲学专业时，将这门哲学子学科称为“哲学，特别是归纳科学的历史和理论”。



科学史的事实如何支持科学哲学

分析哲学在20世纪初介入科学哲学之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受到强烈的质疑。以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为主导的科学哲学，将注意力集中在理论的结构以及理论与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的阐释中，并倾向于认为科学哲学的研究可以并应该独立于科学史。著名的发现语境（context of discovery）与辩护语境（context of justification）的区分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归结为可以独立于辩护语境的发现语境，认为这些都是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虽然必要却是外在的因素。在理解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和知识论的基础和原则时，则要求解释其中安置于辩护语境下的内在因素，而研究这些内在因素则是科学哲学的任务，而且该任务可以在完全独立于科学史的情况下得以完成。 6park.com
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转向，展示了科学哲学忽略科学史研究的一个灾难性后果，即这种忽略已使得科学哲学的研究成为远离科学实践的虚幻建构。历史主义转向的主要发起者们，如库恩、费耶拉本德、汉森、图尔敏等多是精通科学史的科学哲学家，有的是从科学史专业转入科学哲学研究的。他们都试图通过具体科学史案例来建立自己的哲学立场。汉森和拉卡托斯著名的断言“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反映了当代建立在科学史上的科学哲学的基本洞见。根据这个洞见，没有哲学关怀的科学史只是科学事件的编年记录，无法深入地了解科学知识的特性；而如果不关注科学史所提供的具体实践细节，只在扶手椅上凭空玄想则很难避免偏见与虚构。这个洞见为历史知识论与科学哲学互助关系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然而，历史知识论如何能够不停留在科学史研究而成为一种科学哲学或一种知识论，则还需要更多的理论论证，即需要论证为什么科学史的事实可以支持科学哲学或知识论的哲学结论，或这种支持是如何可能的。一些科学哲学家如拉卡托斯、劳丹等给出工具主义的论证，即科学史案例为哲学家们提出的方法论和知识论原则提供支持或反对的证据。这种工具主义论证常常被科学社会学者诟病，因为它的关注焦点集中于科学史中所谓的内在知识论因素，而忽略了技术、社会、认知心理等科学实践中所谓的外在因素。波士顿大学的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提出了一种非工具主义的论证。该论证的基本思路是：人类获取知识的认知过程是一个种实践活动，而人类的认知实践活动是不同实践形态运作的后果，因此，科学哲学或知识论必须理解这些不同的实践形态，而这种理解一定是历史性的。这是一个以实践概念为出发点作出的论证。尽管由于时代原因，瓦托夫斯基的理论有其局限性，比如，未能吸收当代认知科学和自然化知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但其仍不失为历史知识论能够成为一种科学哲学或知识论的十分有力的论证。经过当代哲学新的理论资源修正和支持后，它能够代表历史知识论最强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