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中国青年》杂志2020年第19期
　
　　编者按：从田间、仓廪到餐盘，一粒米经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
　　生于物质丰裕年代，那些俭素持家的故事，讲来是否依旧温热动人？
　　食味琳琅，它是能量，是消费，是情绪纾解，我们与食物之间有着怎样的情感联结？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全世界新增1.3亿饥饿人口，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而全球也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国际经贸形势、自然灾害及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粮食安全问题仍需居安思危。
　　从典籍中的劝农备荒，到如今的贵粟惜粮，每一餐都是家常妙遇。
　　一年流光将逝，稻黍归仓的傍晚，食味甘醇，蔬饭可亲。
　　物尽其用：中国人的生活哲学
　　@文／维舟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文明最为人所无法忽视的一点，就是其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维持着庞大的人口规模，在某些历史时期甚至一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40%。
　　这片土地何以竟能养活这么多人，一直是很多人所好奇的一点，但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恐怕就是中国社会长久以来的一种对资源充分利用的现实主义态度。
　　民以食为天
　　早在先秦时期，在各诸侯国激烈竞争的局面下，人们就已意识到，只有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才能确保国家的强盛，到秦末汉初时被归结为一句名言：“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这就要求从上到下更平均地分配资源、巧用资源，以确保更多人不至于陷于饥馑。像汉文帝一度欲作露台，但招来工匠一算，须一百金，他考虑到这相当于“中民十家之产”，就此作罢。
　　这在历代劝农备荒、贵粟惜粮的做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粮食的分配调度、利用与浪费，在荒年可能直接关系能否养活更多人，而饥荒所造成的饥民也一再被证明可能引起社会动荡。
　　正因此，历朝都会在战乱、饥荒之年厉行节约，尤其是实施酒禁，以免太多粮食被消耗在酿酒这类“非必需”的生活物资上。
　　

　　禁酒之令在周初《酒诰》中已有体现，到两汉时每逢旱涝，朝廷都会下令禁酒，便是旨在反对粮食浪费。汉武帝时，桑弘羊又开创性地提出榷酤政策，由国家实施酒类专卖，这既加强了国家对粮食的控制，又能给国库增收。
　　《汉书·食货志》称：“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换言之，国家在确立“以农为本”的国策后，为防民众酿酒牟利、导致粮食浪费而引发社会动荡，就需要加强引导控制。
　　到东汉末年，北方迭经战乱，民众乏食，曹操以酒引发失德亡国而禁之，但当时名士孔融就点明其真正意图只是“惜谷”。事实上，当时魏蜀吴三国都曾不约而同实施相同的政策，如蜀国“天旱禁酒，酿者有刑”（《三国志·蜀书·简雍传》），甚至连民众家中藏有酿酒之具也与酿酒同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由于天下不宁，灾荒频仍，酒禁之令也史不绝书，且多载明是因“岁饥”“年谷不登”或“谷贵”。
　　《中国饮食史》第三卷由此总结道：“酒禁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经济原因。因为酿酒需要消耗大批粮食，而战乱和自然灾害会使粮食大幅歉收，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若还要用大批粮食酿酒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天灾人祸又特别频繁，酒禁是很自然的措施。”
　　


　　到了唐代初年，战乱之余田亩荒芜，百废待兴，唐高祖武德二年因而“以谷贵禁关内屠酤”。这一禁令长期奉行，直至安史之乱后，才出现一个重要的新变化，因为朝廷发现，酒类专卖所抽取的税收，可以成为当时庞大军费的重要来源之一，所谓“寓禁于征”。
　　在当时由于人们连饭也吃不饱，极少人酿酒，以至于后来局势稍定，长安街头有人醉酒，竟一度成为奇观：“德宗播迁，人多乏食，无酿酒者。后京师稍宁，有一醉人，聚观以为祥瑞。”（宋人曾《类说》卷二《邺侯家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酒有肉，差不多就是老百姓心目中“丰衣足食”的重要标志。
　　自此以后，后世差不多就是在“禁止”和“寓禁于征”这两极之间摆荡。清朝乾隆元年（1736），乾隆帝下令在北方五省永远禁止酿酒，理由是这样一年可以剩下千万石米谷，未雨绸缪存粮于仓，到了荒年就可有备无患。对此，刑部尚书孙嘉淦表示反对，认为在丰年应该有所变通，允许酿酒。朝中为此展开长达半年的争论，最终是乾隆下令，不仅禁酒，还要从源头上禁止造酒曲，且无论丰歉。
　　传统中的现代性
　　像这样厉行节约的措施，并不只是中国如此，和我们一样注重精耕细作、物尽其用的日本，也有类似的表现。
　　1642年由于夏秋歉收爆发饥馑，幕府将军德川家向全国大名下达指示，要求以江户、京都、大阪为首的城下酿酒坊减半，地方上的酿酒坊则全面禁止，并禁止制作耗费五谷的乌冬面、切面、细面、馒头、南蛮点心、荞麦面等食物，同时对能够制作食物的原材料“从头到尾”毫无浪费地仔细使用。
　　次年，幕府发布农业政策的基本法令《土民仕置之条目》，禁止奢靡，从日常生活层面要求百姓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其中包括禁止妄食白米、禁止地方上酿酒卖酒、确保食物供给，并反对浪费食物。
　　


　　美国学者苏珊·韩利在《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一书中指出，日本现代化的成功，“根源在于德川时代留下的社会文化遗产”，其中之一就是其节俭并充分利用有限资源的生活哲学。
　　这其实是东亚文化的共同特征，即相对平均地分配基本生活物资、减少浪费，使人们能以较少的资源就能满足生活所需。例如东亚社会普遍使用的筷子，制造简便、也不需要用到贵重材料；他们更多地摄入植物蛋白，这可以比转化为动物蛋白更高效地满足人体所需；而他们冬天也不像西方人那样在家里用暖炉烧大量木柴加热室内空气来取暖，而是以暖和人体为基本原则，这需要的资源都要少得多，而利用率则更为充分。
　　的确，“物尽其用”几乎是中国老百姓长久以来普遍的生活哲学，尤其典型地体现在人们对食物的态度上：在西方饮食文化中通常不吃的猪蹄、鸡爪、内脏、猪血，在中国却都能变成美食。
　　民国初期在中国游历多年的澳大利亚记者莫理循虽说是“中国通”，却也曾在《中国风情》中震惊地表示：“中国人的肚子是世界上最不讲道德的，他们什么都吃，从根到叶，从兽皮到内脏。”然而，可能对他来说难以理解的是，正是这种“无一物不可用”的务实态度，使中国能以有限的资源长期支撑庞大的人口。
　　


　　这样一种处世哲学，使得中国人尤其善于利用各种边角料，以及各种材料的循环再利用。董在《民国北京城》一书中就发现，一百年前的北京人依靠对旧货的回收并尽量加以利用，几乎所有物品都有再度使用的可能。在她看来，这是某种“传统之中的现代性”，因为这种互动、循环的模式，对地球资源的利用已渐渐达到极限的当下，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前些年，当代艺术家宋冬曾将其母亲赵湘源历年所收藏的各种杂物分门别类，以“物尽其用”为题展出，很多人看完后都默默流下了眼泪。在当今社会，像这样一种以节约、零消费乃至反消费为基本生活态度的人，大抵已被视为过时。因为正如齐格蒙特·鲍曼等社会学家所指出的，现代社会消费品的基本属性就是其短暂性，只有人们不断抛弃才能不断消费，由此才能推动不断生产，推动一个扩张性的现代经济体。
　　在中国，这样的惊人转变几乎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很多人甚至在自己一生中就经历了两种差异极大的生活方式。从现在回头来看，这样的传统对我们有着双重的意义：一方面，这与现代的消费主义格格不入，甚至也不利于“拉动内需”；但另一方面，那种伴随着经济扩张而来的浪费现象和“废弃物文明”，本身到了后现代时期也遭到了抵触和反思，而此时，根植于我们文化传统中的“物尽其用”正可以作为批判性的思想资源。
　　当然，倒退回原先那种紧缩式的生活恐怕是不可能的，大概也没人愿意，但那种充分利用有限资源、注重减少浪费并回收再利用的生活哲学，则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拥挤而日渐枯竭的地球上，这一点恐怕才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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