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既是一衣带水、关联密切的邻居，又是可以相互认知的镜鉴。随着韩国女总统朴槿惠访华，韩国的受关注度陡升，邻居眼中的韩国印象再次成为讨论热点。本报特邀中日韩三位观察者，谈谈他们眼中的韩国细节。

　　詹德斌：怀“恨”在心的韩国人

　　离开韩国生活已经几年了。虽然作为个体的韩国朋友的具象越来越模糊，但作为整体的韩国人的形象却似乎逐渐明晰。普通的韩国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但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们对国家和民族自尊的高度认同感，以及身体力行的责任感。记得在韩国时，一位韩国朋友到我的住处做客，他看到墙上挂着一幅中国版的世界地图，于是就好奇地端详起来。当发现朝鲜半岛边上写着“日本海”字样时，他毫不犹豫地拿出小刀将这三个字刮掉，并歪歪斜斜地写上了“东海”字样，之后还振振有词地解释一番。在韩国政府的宣传下，韩国人普遍认为使用“日本海”标记韩国的近海是对自己民族的屈辱。

　　韩国人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敬仰自己的民族英雄，对历史有难以置信的自豪感，而这一切都是教育使然。一次陪同韩国某学会前往旅顺参观当年日本关东军的一所监狱，因为那里曾关押过韩国民族英雄安重根。在一座纪念碑前，有位韩国官方机构的研究员联想起了丰臣秀吉1592年率兵入侵朝鲜一事（壬辰倭乱）。笔者原以为她会赞叹中韩两国人民曾在历史上多次并肩抗日，没想到她侃侃而谈抗倭英雄李舜臣，称明朝所派军队在击退日军方面并未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相反，明军总是躲在韩军的后面不出击，还到处掠夺民财、强奸民女等。但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没有万历援朝战争，恐怕朝鲜提前300多年就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也正因如此，其后的李氏朝鲜一直铭记明王朝的“再造之恩”，如同今天的韩国政府不忘感谢美军的拯救一样。

　　韩国人的这种心态也不难理解。因为自从摆脱宗藩关系之后，韩国就一直致力于推进所谓的国史恢复运动，力图摆脱依附性的、憋屈的历史解读，塑造独立的民族精神和国家品格。但诸如地理、面积、人口、分裂、国力等方面限制，韩国又很难走出独立解读的困境，实现与周边国家平起平坐的梦想。有一次在参加关于韩国统一问题的研讨会时，一位年轻学者就曾感慨地说，如果韩国在欧洲，毫无疑问也是一个不亚于德法的世界性大国。

　　问题恰恰在于，韩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因此，无论是作为个体的韩国人，还是作为整体的韩民族，他们内心深处都有一股强烈的“恨”情绪。韩国人痛恨周边国家屡次侵扰他们并制造了分裂，痛恨自己过于文弱而不得不屡屡委曲求全：从历史上看，韩国曾先后选择或被迫选择了中国、俄国、日本和美国作为靠山。

　　当然，“恨”也是一种动力。因为需要消解民族遗恨，所以韩国不仅从精神上塑造民众的民族自豪感，还从物质上努力使国家富强起来。大多数韩国朋友都推崇前总统朴正熙（现总统朴槿惠先父）的丰功伟绩。有人说，朴正熙倡导“勤勉、自助、协作”的精神，开展工业化和新村运动，从而化解了韩国人食不果腹的“恨”。直至今天，勤勉仍然是韩国人最优秀的品质之一，也是韩国得以持续发展，跻身经济强国的动力。一位韩国国民银行的高管曾指着汝矣岛上深夜依然灯火通明的LG双子塔对我说，那就是韩国能够在短期内发展起来的原因。（作者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者）

　　崔有植：韩国软实力还有待更多开发

　　常驻北京多年，有时结交新的中国朋友，他们会问起我某个正备受喜爱的韩国歌星、或者某个正在中国电视台上热播的韩国电视剧。彼此间陌生的感觉希望被类似的轻松话题打破，但每逢此刻，我都会略显尴尬。作为一个平日只关注严肃政治话题的快50岁“老”记者，我实在叫不出那些年轻韩国偶像的名字。不过，从另一角度看，我这一韩国人的“生疏”反倒衬得中国人对“韩流”的熟悉和喜爱。

　　这种喜爱不仅是对那些虚拟的电视影像。在北京各处，韩国烧烤店比比皆是。在我生活的望京地区，还有很多韩国超市，而当中络绎不绝的顾客不只是附近的韩国居民。

　　当然，这种景象不止在中国。我在欧美各国的大街小巷，也能感受到颇受欢迎的“韩国元素”。

　　有中国人因此感慨：韩国人推广“软实力”真可谓“典范”。但在我眼中，韩国软实力的发展尚不太成熟。

　　与较为发达的韩国经济实力相比，“韩流”的人尽皆知仿佛还只是去年的事情。一曲《江南Style》终于冲出亚洲，在欧美国家得以被认可和传唱。除了文化艺术，韩国软实力应还有更多开发的空间，比如科学技术，以及那些可以产生国际影响力的韩国人。我近些年听到外界概括韩国影响力时，大多用“middle power”（中等力量）一词来形容。鉴于此，我宁愿说，“韩流”现在才到了真正开发的时间。

　　而与“middle”相对，很多中国人眼中的韩国人大多却是另一个极端：特别是球场上韩国从不愿对日本言“败”的民族主义。

　　我记得曾有一位在美国职业棒球联盟的韩国选手在一次比赛中输给了一位日本籍选手。消息传出后，很多韩国人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这名韩国选手事后说，在职业赛场上，他不管对手国籍，在比赛中尽力就行。

　　韩国的民族主义现今更多地体现在年长一辈身上。因为历史原因，一般的韩国老百姓民族感情较为高涨。而年轻的韩国一代似乎观念更加开放。

　　巧的是，在我看来，中日韩这三个国家的民族性格正根据三国不同的地理环境渐次呈现。中国是大国，内陆广阔，中国人最开放；日本是岛国，日本人性格封闭并团结；韩国是半岛，韩国人整体性格仍介于中日间。

　　从两个细节中不妨一窥。我发现最注重“关系”的是日本，日本讲究“老关系”、“老朋友”，如果日本企业濒临破产边缘时寻求贷款，常联系的银行就会“出手相助”，反观韩国，这种事情绝不会出现。

　　再看中国街道上跑的车辆，各种国外品牌，本土品牌很少。中国人显然更注重产品性价比而非品牌是否自主；相对来说，韩国和日本则比较青睐国产品牌。（作者崔有植系韩国《朝鲜日报》驻北京记者，本报记者邓亚君采访/整理）

　　加藤嘉一：大韩民族的爆发力

　　第一次让我无意中认识韩国时，正值2002年日韩共同举办足球世界杯。当时我正读高三，觉得常常被世界视为“落后”的两个亚洲国家能够主办世界级体育赛事，很了不起。比赛中，日本进了16强，韩国进了4强。从此，我开始抱着“亚洲主义”看待韩国。

　　2003年来到中国之后，我才第一次接触活生生的韩国人。

　　首先令我惊讶的是韩国人在中国的数量。在北大，韩国留学生大概有2000名，日本留学生才200多名。除了在北大校园里，在我当时经常出行活动的五道口，韩国人也无处不在。其次是具有冲击力的团结精神。2006年德国世界杯，我每天在北大勺园留学生宿舍观看。有一天，日本与澳大利亚进行比赛，澳方第一个进球的瞬间，整个宿舍动了、摇了、闹了。原因是，韩国留学生对“日本被进球”集体表示高兴与欢乐。我和一起看比赛的日本学生感到疑惑，“日韩都位于东北亚，是邻居，为什么不相互支持呢？”

　　北大国际文化节使我重新认识了韩国人。与日本留学生在小小展台借用日本驻华使馆等提供的民族衣服和道具悄悄展示茶道文化传统不同，韩国的占了很大空间，发挥了驻华使馆、财团、企业等提供的战略资源去弘扬韩国的民族文化与现代产品。“官民一体的民族战略”，这是当时留给20岁刚出头的我的深刻感受。

　　2012年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之后，我有机会观察海外华人的生活动态，在此过程中联想的则是在华韩国人，并无形中对两者进行对比。

　　中国人移居海外后显示了“抱团”特点，分布较为集中，我认为主要是出于对异国他乡的环境不熟悉、不适应和不习惯。

　　韩国人到海外之后，与其说抱团，不如说团结。之所以这样对比，是因为韩国人聚集在一起稍微夸张一点说是具有战略意识，甚至是具有政治目的。韩国人口仅5000万左右，而当我在海外的游历过程中，尤其是在大学里，经常遇到韩国人。在海外看到的

　　韩国印记一点不亚于中国印记，为什么？曾为我在以色列希伯莱大学指路的韩国留学生说过，“我们国家很小，国内市场也不大，所以只好向海外看，是被逼迫的，并不完全是有主动意愿。”

　　去年朴瑾惠总统上台时，我在哈佛校园与一名美国东亚问题专家给迎来政权交替的国家打分。我们的看法有分歧，但唯一一致的是给换届选举的韩国最高分。女总统的第一次诞生和具有竞争性的选举过程是背后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韩国政治有活力。”

　　正如我从自己喜欢的韩国球星朴智星身上看到的那样，大韩民族有一种特征爆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