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五年来，我常常梦见父亲，却从未梦见母亲，不知她是否藏在潜意识更深处，轻易不会出现。但据通灵的傅瑜老师相告，在我掷茭卜卦时，母亲的灵魂也追随观音而来。果如此，则我的内疚当更深刻。因为五十八年前，她在台大医院临终前曾经嘱咐我：“好好照顾你的父亲。”
二
父亲曾经做过安溪“县长”，也在永春县做过“教育局局长”，他认识母亲，是“教育局局长”任内，当时父亲的普通话还说不清，更不懂从江苏派来的师范毕业生，也就是母亲，那一口江南腔调的常州话。不过有情人终于超越了方言之阻，成了眷属。小时候父亲常不在家，不是宦游在外，就是忙于主持永春同乡会，不然就是为谷正刚的“大陆灾胞救济总会”出差，去海外接应各地的难民，父亲早年在国民党的“海外部”任职，后来转入“侨务委员会”，多年担任“常务委员”，清高而又低薪，每月只有五百新台币，而我台大毕业后在军中服役，担任“编译官”，月薪却有八百。
抗战初期，母亲带我出入于沦陷区，备历惊险，母子同命，片刻不离。所以母子之间的亲切远胜于父子之间，亦即弗洛伊德所谓的“恋母仇父情结”。“侨委会”的省籍结构，是广东人多于福建人，而势力是粤高于闽。小时候我当然听得懂闽南话，后来去中文大学，广州话自然也不陌生。 6park.com
三
一九四九年，我随父母从厦门去了香港，做了一整年的难民。父亲身上只剩了五千港币，不久恐将山穷水尽。我们和另外两家难民，挤在铜锣湾道某处的四层楼上，我睡的竹床白天收起，晚上才在走道上放下。香港大学的学制异于内地，我也不愿考进去，做港英政府的准公务员。冥冥之中，我知道自己将来会做作家。有一次我偶然发现苏联发行的一份英文月刊，英译的却是中国新文学的评析，便将之译成中文，投给香港版的《大公报》，竟得了五十元港币的稿费。我即买了三罐“555”牌的香烟送给父亲。
父亲认为我的大学教育，因战乱而停顿了一年，应该继续，以竟全功。早在我十二岁那年，在重庆乡下读南京青年会中学时，校方的中文课本虽也有选读古文，他认为不够，又教我加读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和《古文观止》里的知性文章，例如前后《出师表》《留侯论》《五代史伶官传序》《谏太宗十思疏》《辨奸论》、上下《过秦论》等。我读了诸文，甚有启发，但更想读的还是美文。这方面的愿望，例如《赤壁赋》《阿房宫赋》《兰亭集序》《滕王阁序》《春夜宴桃李园序》《陋室铭》等，就由曾任小学校长的孙有孚舅舅来满足。那时我年幼多思，初通文理，所受启发极大：顿时明白，要成为新文学作家，这种根底的修养是必要的。
当时正值抗战，能畅读的书籍不多。家中有一套上下册的《辞源》，我翻来翻去，常对着“秧鸡”一类的词条遐想。而读到李白的诗句：“羌笛横吹阿亸回，向月楼中吹落梅”，也神驰不已。
南京青年会中学远在穷乡，图书馆藏书极少。渐渐，我深感与世隔绝，便开了一批书单，请在重庆市办公的父亲就近采购。隔了一星期，每周往返城乡的“交通工友”老赵，终于步行六十里路，挑了重担，送来内有我等待已久的几本书。我记得其中包括了林琴南译的第一本西书《茶花女遗事》和曹禺译的《柔蜜欧与幽丽叶》（即《罗密欧与朱丽叶》)。《茶花女遗事》以桐城派的文笔译出，我默诵再三，十分陶醉。曹禺是湖北省潜江市人，普通话有口音，不知为何竟把莎剧的 Juliet译成“幽丽叶”。我收到这么多名著，兴奋莫名，但是父亲的同事们见了这些书，却认为都非正经读物，竟大摇其头，迸出一句：“唉，这样的爸爸！”
抗战胜利，我随父母回到南京，在复原的南京青年会中学毕业，同时考取了金陵大学与北京大学。金陵大学里我们有一个亲戚在职员部门工作，父母曾向其拜托。但北大是我自己考取的，据说数学只得十几分，但中文与英文都遥领他人。我乃振振有词，反驳父母，说我毕竟能自力更生。
一九五O年自港迁台，父亲就命我去台大考插班。当时我心灰意冷，以为大陆易帜，前途未卜，不如离家工作，何必再入大学。同时台大的师资会越过北大吗？何必退求其次。但父亲的美意不忍遽拂，终于还是报考了大学。
但是学籍仍有问题。一九四九年从厦门大学去了香港，父亲就坚持要我向厦大索取转学证书。证书到手，日期标的是公元一九四九年。台北师范大学干脆拒绝我申请考插班大二；台大的各院院长一字排开，审查考生资格。法学院长萨孟武只一瞥我的“伪证件”，就嚷道：“凭这证件，我非但不能接受申请，还要劝你把它收起，不得招摇！”我大吃一惊，正进退两难，旁边的文学院长沈刚伯却把证件过目，说：“这是非常时期，不妨通融。”凭了这句话，我终于进入台大，插班外文系三年级。
当时台大外文系的教授阵容，并不如我担心的那么差。文学的院长是钱歌川，其女曼娜与我是外文系同班同学。外文系主任英千里兼擅英文与法文，有教皇册封的爵位。梁实秋在师大专任，也来台大兼课。台静农任中文系主任，黎烈文在外文系教法文，两人和鲁迅的关系不浅，但均不提往事。后来教我们翻译的吴炳钟，本职为军中文职的“上校”，当时是台湾口译界第一人，对我的鼓励尤大。另外还有英语流利的赵丽莲，曾国藩后人的曾约农，擅长戏剧的黄琼玖，也都是十分称职的老师。幸运的是：“五四”人物典范未远，我意能一一得挹清芬。傅斯年一九五O年卒于台大校长任内。胡适曾出席我所译《中国新诗选》的庆祝会，并发表感言。罗家伦一九六一年率领我们从合北赴马尼拉参加文学研讨会。改革开放之后，我在中文大学会见了朱光潜、巴金、艾青、王辛笛、柯灵等；其后于一九九二年，应社科大之邀，又在北京拜访了冯至、卞之琳等前辈诗家。
回到一直关心我前途的父亲。我存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做祖父的未曾一言表示失望。母亲逝世后父亲一直不再娶，才得长保家庭和谐。我存主持家务，她的革新，父亲一概承受。终于多病的他，虽然长寿，却苦于风湿、失明、行动不便，只能靠一架收音机听一些新闻，我想他是深深怀念着逝世多年的亡妻的，但是并不常提起。这时我应该做却错过未做的，是坐在他的床边，陪他说话，甚至说些故事，回忆往事。他数度问我，是否做了中山大学的文学院长，似乎以此为荣。我却淡然回应，连更多的荣誉也不曾向他解释。中国人原就拙于对亲人表达感情，包括称赞对方或适时道歉。我应该做的，是抱住他瘦削的病，亲吻他的耳朵，告诉他不要怕，我在这里，不会走开。相信这样的接触，单凭下游的血回溯上游的血，他的恐惧和痛苦就会解脱了一半。有一次我扶他起来吃饭，他抓住我六十多岁仍然结实的肩膀，似乎吃了一惊，似乎令他发现自己已瘦到什么样子。
接近他大去的日子，他开始神志昏迷，口齿不清，会对着虚空嘶喊，也许是对着亡妻在诉苦吧。我应该抱住他的。他失智了吗？他以为是亡妻来接他了吗？我的罪孽有多深重，岂是“不孝”二字所能形容！
《琅琊榜》里，在狱中服毒自尽的祁王，临终时叹说：“父不知子，子不知父！”父亲一生爱我，却不知我；我爱父亲，却也不知父亲。父子之间有代沟并不足怪。我和父亲少有亲近，当然互不了解。在我中学时代，父亲见我不苟言笑，不擅交际，曾对母亲说：“这孩子太内向了，不如去改读艺术系。”他大概以为艺术系的学生才够“浪漫”。这令我啼笑皆非。而在这一方面，许多事情也是后来自己身为人父之后才能参透人情世故、终能领悟，并且体会父亲对我的自私、自傲有多么宽容。
尽管如此，他仍然十分长寿，到九十七岁才溘然辞世。一九八五年哈雷彗星飞逝地球，父亲告诉别人说，他十几岁时已见过哈雷过境。母亲只享年五十三岁，父亲高寿，又大她十岁，所以做了三十四年的鳏夫。
父亲辞世后，在光明王寺做了三天法事，火化后，王庆华端着骨灰罐，陪我们夫妻北上，将它安置在碧潭永春公墓母亲的墓侧，一墓二穴，从此永远和母亲并卧在一起。就这么，永别了我的前半生。只有在每年除夕家祭时，他们的遗像才会并排展现在烛火摇曳、香烟袅袅的供桌上。我写过一首诗，咏叹看父亲火葬的感触：
难忘去年的今日
是一炉炼火的壮烈
用千条赤焰的迅猛
玉石俱焚
将你烧一个干净
净了，腐败的肌肤
净了，劳碌的筋骨
净了，切磋的关节
净了，周身的痛楚
将你烧一个干净
拣骨师将百骸四肢
从炽热的劫灰里
拣进了大理石坛
轻一点吧，我说
但愿在火中同化的能够相聚在火中，如果已知与我的五行五祖一时相互印证，当亦可彼此发明，五行相生，同行相通，也是玄学派诗人邓·约翰的诗意所托。
今年，父亲的魂魄频频出现在梦中，而母亲却潜于潜意识的深底，潜水艇一样深沉不浮。
但愿能有一日，父亲能说动她，带她一起入我的梦来，让我再度与父母同在，有幸变成从前的小孩。 6park.com


作者简介：
余光中，自称“江南人”，台湾著名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代表作有散文集《听听那冷雨》，诗集《白玉苦瓜》，评论集《分水岭上：余光中评论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