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学汉译史·第六章·经济时期(1980-)
楚夫子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头等大事。它标志着邓小平日后将出任中国的最高领袖。会议通过了加速发展经济和对外开放等诸多重要国策。结果之一,是美国文学作品的汉译从八十年代起,进入经济时期。
有两件大事促成了这个美国文学汉译的新的经济时期的到来。第一件事,是一些专门从事美国文学翻译和批评的人士勇敢地站出来,从对待现当代美国文学的正确态度是什么切入主题,利用各种会议和刊物,寻找突破口,用讨论的语气,挑战意识形态中过时的条条框框和苏式理论权威。他们大举挞伐美国文学研究界的陈腐观念,标新立异,言词缓和而坚定,论点论据一条一段,如春水漱石,明白晓畅。第二件事,是中央政府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强令那些在过去三十年从政府拿津贴拿补助的出版机构,一律废除吃皇粮的规矩,从此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甚至任其自生自灭。
当时,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界和批评界,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翻译家和批评家。
一类,是在共产党进城以前就已经在翻译出版界占据了一席安身立命之地的小有名气或大有名气的人。他们被称作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政府付给他们的工资较高,待遇较好。因为政府赞助的条件过于优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不译也不写任何东西,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他们人云亦云,不犯政治错误,政治运动也难得整到他们头上。到八十年代,他们多已步入老年。因为位尊名重,怕引火烧身失去安逸的生活条件,又对国外的文学动态漠不关心或闭目塞听,他们既没有任何兴趣也没有任何新知来介绍当代外国作家和作品。如若他们要写点什么,便专挑政治上安全系数最高的选项:要么翻译评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残酷本性的十九世纪的经典之作,要么翻译评论马恩列斯有定论的作家和作品。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战争中,他们曾是无畏的斗士,介绍美国文学,从事社会活动,拿着喇叭筒呼叫,不遗余力。但在新的时期,他们显得缩手缩脚,不再想做担纲的死士了。
另一类外国文学翻译者和批评者,是还没有成为“家”的普通翻译和下层研究人员。他们大多1949年之前就在国内大学的英文系就读或已经毕业。五十年代起才进入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领域。在六十年代,他们是狠批外国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特别是美国文学,的主力军。在七十年代,他们又历经造反、挨整、下放、平反、批臭上一代的权威、揭露帝修反文化阴谋的全过程。因为得不停地批人批己写文章,他们不免要时时关心国内外文学动态,看各种直接进口的少量外国报刊杂志和文学书籍,所以没有跟国外的新事物脱节。如今,他们的大机会来了:上一代的外国文学翻译家和批评家已老朽无用,下一代翻译者和批评者还没登上舞台。上下之间,出现了十年断层。既洞晓时事又年富力强、既收入微薄又社会地位等同学徒的他们于是当仁不让,抢上舞台。还有,在邓小平执政时期,救残补缺,万象复旧,一日数变,目不暇接。这些外部条件,不禁使这群人不安分起来,野心勃勃,欲试锋芒。正是他们这批已过不惑之年的贫极思变的业务骨干,向充斥着翻译和批评界的教条发起了轮番冲锋。当时稿费制度已经恢复。微薄的稿费,刺激和加快了他们冲击的频率。成名的渴望,助长了他们冲击的力度。
这批人,因为业务关系,对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家作品了如指掌。早年他们批判外国作家和作品时,他们读的少,批的多。后来呢,他们阅读越多,却反而写得越少。及至对外界有了比较完整的了解,更不知如何下手作违心之论。他们从盲从而惶惑,由惶惑而动摇。最后,一感受到大气候的微妙变化,就亮起旗帜,集合同志,厚积薄发,另成一家之言。他们私下认为,外国某些现代文艺理论学派不无可取之处,而对教条主义有关西方现代文学堕落的一些论述有所保留。到了1980年,这些被专门训练来批判现代欧美“腐朽文学”的知识分子已年届半百。因为从1953到1959年间和从1966到1972年间所有中国大中小学都不开英语课,这一小撮知识分子是当时中国唯一真正了解外情的人。他们当仁不让,奔走呼号,肩起了重新评价现当代美国文学和介绍现当代美国文学作品到中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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