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玉虬先生（摄于1937年）
以“期成大儒”为目标的寄园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多为志道弘毅、经时济世的“国士”——其中的典型人物如谢玉岑、程沧波、郑曼青、谢稚柳等之外，我所尤尊重的还有唐玉虬先生（1894—1988）。虽然无缘识荆，但与他的公子蜀华教授还算是相识的，因此而获赠了不少关于玉虬先生的资料。
玉虬先生是明代抗倭名将唐顺之的后人。在寄园《春秋》义例的感召下，他一生引此自豪，同时也以此自励。虽然他的家族早已沦于贫困，但他从小就志存高远，发愤力学以经世，庶几无愧先人。除“求道德于经史，求文章于史（记）、汉（书）、八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钱名山对唐的评语）之外，更精研医学，矢志从精神、生理两方面双管齐下，拯溺起衰，以救世图强、振兴中华。
1922年直奉战争突发，导致生民涂炭。时年29岁的玉虬先生慨然北上，先作“万言书”致某将军痛陈利害；又两次上书吴佩孚劝其改组北洋政府以扫除污秽，并坦述投笔从戎的报国之志。虽不为所用，但颇为时任吴佩孚幕僚长的杨圻所惊奇，乃引为同志；影响至于吴，后来也相与订交。
1934年后任浙江省建设厅文书科员。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携眷从浙西辗转经湖南入四川避难，在成都设诊所行医。不久，被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聘为名誉委员，并受聘为空军参谋学校、军事学校等国文教官及华西大学国文教授。抗战胜利后还乡，于常州青果巷业医。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常州市中医公会副主任、南京中医学院图书馆馆长、文献研究室主任、文史教研组组长、医古文教研室教授。
其一生的履历，秉承了“达则周公（吏事），穷则孔子（教育或医疗）”的“士者事也”观，尽力尽心尽责。余事“游于艺”，则尤精于诗。早在青年时代便已为并世诗坛上屈指可数的大手笔之一，钱名山先生曾“欣喜”地评价自己的这位弟子：“古人云：‘乾坤清气得来难。’作者诗才极清，奚啻仙露明珠、松风水月，将来才力充足，必能追配古作者，不第主持阳湖风雅而已。”至日寇侵华、抗战军兴期间，“国家不幸诗家幸”，玉虬先生的诗更力振唐音，直接了“诗圣”杜甫“诗史”的传统，尤以1931～1945年间的《国声集》和《入蜀稿》为代表，达到了其毕生诗作境界的巅峰，极英雄气的慷慨激烈、豪情万丈！
“国声”者，蛮夷猾夏，“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是也！“入蜀”者，乱贼猖狂，诗圣“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的“诗史”是也！要在尊华夏、攘夷狄、达民隐、吁民痛、激扬士气、伸张国威，所以能郁勃精湛、涵泳万有，为20世纪的旧体诗词创作中所罕见。所以，1942年全国高等教育学术奖励，各学科中的获奖者有冯友兰、王力、曹禺、费孝通、华罗庚、周培源、苏步青等名声显赫的专家学者，玉虬先生作为唯一的一名“布衣”竟以“国声”“入蜀”两部诗集获得文学奖！
试观其自述：
余生平慕为才士，如司马迁、韩愈、李白、杜甫；慕为良医，如华佗、张机；慕为大将，如韩信、卫青、霍去病、李靖、郭子仪，鞭挞夷狄，再造华夏。尝谓一世不能为，当分数世为之。（《咏大人诗梦中作小序》）
呜呼！仆虽未克执干戈上沙场，以与寇敌周旋，要当垂杀敌英雄之盛烈于无穷，以尽食毛践土之义。（《国声集自序三》）
呜呼！孰谓诗歌之无关于民气之盈缩、国运之隆污也哉！盖方其盛也，由于一二人能以文任自责，真积力满，振而不已，唱而愈高；既而天下从之，民气国运，一时与之并臻其盛，而苍生阴受其福；及其衰也，文坛无霸者之雄，斯道绝先知之觉，一任其纲弛纽解，颓败崩散，至于不可拯救。（《大中华复兴第一集自序》）
杨圻为《国声集》作序则云：
嗟乎！此其浩劫（日寇侵华），诚有史之大乱也矣。士生不辰，遘此凶闵，文章之士，流离羁孤，怵于目而痛于心，盖有营神九塞，俯仰今昔，而悲歌长啸，一舒其愤激忧伤之气，冀诉之天下后世者，当亦夥矣！当亦夥矣！虽然，其人何人哉？必也才高而学富，质美而词赡，有忠爱之思，雄奇之笔，乃能状黎元流离之苦，战士浴血破敌之精忠奇节。盖三年于兹，以我所见而得一人焉……唐子盖诗人，而此集则诗史也矣。嗟夫！辛亥以后，天下诗人落落数子耳，今复求学力气骨，如唐子之致远任巨，大力磅礴，弥纶国变，实未敢多许。今得唐子继起，斯道不复寂寞。
两部诗集凡800多首，以古体尤其是长篇歌行、五律、七律、排律的形式为主，且多有组诗。对抗战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国土的沦失、倭寇的残暴、汉奸的卖国、败将的怯懦、苍生的苦难、英雄的壮烈、胜利的欢欣……种种艰苦卓绝，或歌或泣、或斥或赞，规模恢宏，气势磅礴，正气交响，构成为一部自始至终、首尾连贯的爱国主义的抗战诗史！“三军齐唱满江红，壮声浩气凌高空”“万死不堪无此战，五洲今识有中华”……读诗集，如置身于枪林弹雨、炮火震天、硝烟遍地之间，“豪杰之士，可以闻声而起矣”（《国声集自序》）。这不是诗，这是数千年磨不灭的英雄气！
家国一体，而以“齐家”为“治国”之本。“齐家”，则以“孝弟为仁之本”，尤以“夫妇为礼之本”。
玉虬先生于1912年19岁时娶许曼华，1923年许氏因病去世，遗二女（淑卿、淑仪）。翌年，老师钱名山执柯为他继配钱珊若，系名山先生的侄女。一生未育，但视二女如己出。嗣子蜀华，为玉虬先生从弟的幼子，以体羸多病且家贫不堪抚养，被送与张姓；玉虬先生得知后赶快赎回，濒死之躯，全赖珊若夫人千辛万苦的护理调养，得以长大成人并成才。
珊若夫人出身名门，不仅知书达理，而且能诗擅画，从她的陪嫁《史记》《汉书》《后汉书》《全唐诗》，足以看出她的修养绝不同于普通的家庭妇女。但嫁到唐家之后，她几乎完全牺牲了自己的才情，一心相夫教子，操持家务，不惮辛劳。尤其陪伴玉虬先生跋山涉水、间关万里地奔波，流寓成都、米珠薪桂时艰苦持家，简直就是挣扎在人间的炼狱！她始终毫无怨言地“成妇礼，明妇顺”，所谓“妇顺备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不料，苦尽甘来没几年，1955年，夫人突患中风（蜀华先生以现代医学的眼光认为是“急性脑血管意外”症）而去世！玉虬先生悲恸哀悼，情不能已。二十余年间，竟连续不断地撰写悼亡的诗文，辑为《怀珊集》，怀想与夫人结褵三十年来的种种甘苦尤其是苦中作乐的经历和感慨，庶几“珊若不啻在前在后，如在左右，三十年间之珊若，生动纸上。夫向来悼亡之诗，悼其亡也；余此诗作，珊若为不亡矣”（《怀珊集自序》）。
这些悼亡诗中，1957年《金陵新咏怀珊若作》十八首尤为动人。这年玉虬先生任职江苏省中医学校，从此定居南京。流连风景，辄忆及乙丑、丙寅、丙戌岁与夫人三次游历金陵，赋诗遣怀，得“春去春归愁更厚，人亡人痛续无能”“我有解人携不得，可怜黄土掩清容”“思君长望毘陵道，怎使征衫泪得收”“难起夜台人共赏，尽教泪湿玉玲珑”“祝君默领群芳国，长统花旛护玉栏”“永思提笔人何处，那禁伤心泪满裳”“日月有光犹照我，江山随地总思君”诸句，天长地久，此情无绝！
在作悼亡诗的同时，他还向海内文坛诗国、书林画苑的名流广征诗文书画，其中有15位硕果仅存的逊清翰林如钱崇威、陈云诰、孙智敏、陈叔通、商衍鎏、商衍瀛、高振霄、张元济等，此外还有冒鹤亭、熊十力、俞平伯、叶恭绰、谢无量、吴宓、朱大可、马一浮、汪辟疆、陈寅恪、王蘧常、夏承焘、丰子恺、唐圭璋等，达上百位名士，或以诗，或以文，或以画，于玉虬先生的悼亡作积极的响应而于珊若夫人的妇德作高度的评价。如俞平伯的文章中说：
尝谓妇人之美，非诔不显。际兹创新宏远，女子之有士行者，辄能以事功表暴于世，不待假宠于词翰，岂前修之言匪实，抑今昔之情有殊耶？……然仆窃重有感焉，神州妇学，自昔薪传数千载，实为华夏民族所托命。迹其茹茶啮雪之艰贞，补屋牵萝之憔悴，虽若毗于柔嘉，亦足以兴顽立懦，发人慨慷于百世之下。今固运会迁流，有异畴曩，然移其笃于伦纪之庸行为兼善民生之大业，直指顾之间耳。吾知钱夫人之德，将借唐先生之弘文，而为后之明达所钦迟矜式也。
陈寅恪、吴宓、丰子恺为唐玉虬的悼亡诗题诗、作画
作为忠孝所“托命”的传统夫妇礼义，“海枯石烂，此情不渝”——这个情，不只是现代意义上你侬我侬的相悦之情，更是儒学意义上齐家有责的人伦之情。而婚姻，既可能是相悦之情的“坟墓”，更是人伦之情永远而坚不可摧的堡垒，因此而有了中国所独有的悼亡诗传统。
而在中国的悼亡诗史上，一往而深，绵绵无尽，窃以为当推吴湖帆的《绿遍池塘草》、谢玉岑的《孤鸾词》和唐玉虬的《怀珊集》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三大绝唱。进而，以百炼英雄气壮如彼，转一腔儿女情深如此，又当推玉虬先生为独一无二！至于悼亡的重心，不在伤逝的哀痛，而在回忆夫妇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生活，更为传统的悼亡诗开辟了一个“不亡”的新天地。
值此玉虬先生诞辰130周年，为响应杨圻先生“舒其愤激忧伤之气，冀诉之天下后世者”和俞伯平先生“为后之明达所钦迟矜式”的呼吁，特撰此文，庶几玉虬先生的英雄气、儿女情，能对今天年轻人家国情怀的涵养有所启迪。
作者：徐建融
文：徐建融 编辑：吴东昆 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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