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不足】大量使用汉文借词的满文及其缺憾[组图] -6parkbbs.com

满文（manju hergen）是拼音文字，它是用来拼写满语的文字。历史很短，从公元1599年使用至今。满文主要借鉴了传统的回鹘式蒙古文，后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

满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支。也有人认为满语是从通古斯语族分离出来而成为阿尔泰语系中独立的分支。约18世纪末19世纪初使用范围开始逐渐缩小，现在很少能用满语进行口头交际。通常认为满语有北满方言和南满方言，后者是满族文学语言的方言基础。满语本族语有6个元音，有19个辅音，另有汉语借词的2个元音，8个辅音。满语既有粘着语的特点，又大量使用虚词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手段。名词没有领属形式，动词没有人称形式。主从复句比较发达。词汇反映了满族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特点。由于满族大量吸收汉族文化，因此在词汇里有大量仿造汉语模式构成的词。

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奴尔哈赤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女真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与明朝、蒙古各部的联系日趋频繁，仍借用蒙古文字记事和交际，已不适应女真社会全面发展的需求。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决定创制本民族的文字，并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

额尔德尼等所创制的满文，是在蒙古文字母基础上创制的，其字母基本上仿照蒙古文字母而成，没有圈点，称为“无圈点满文”（tongki fuka akv hergen）或“老满文”。这种满文，因属初创，存在一定的缺点和不足。正如《满文老档》内指出：“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无别，故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不分，均如一体。若寻常语言，按其音韵，尚可易于通晓。若人名、地名，则恐有误。” 这种老满文有许多先天不足。在推广使用过程中，逐渐发现了许多问题。如，字母数量少、清浊辅音不分、上下字无别、语法不规范、字型不统一等等。字头的书写形式不规范，同一个字头有几种书写形式，往往出现混淆，不便于使用；一字多音，即辅音和辅音的音位混乱，致使字头之间互相假借，较难识别；音译汉语借词，如人名、官名、地名和物名等，明显感到已有的字头不够用。所以，随着女真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老满文”所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无论是学习，还是使用，都益感不便。 1632年，奴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颁令，由达海有限的改进了“老满文”。然而，在1636年(清崇德元年)《满文老档》内新老满文同时出现，而且仍然存在老满文中的一些问题，识别较难。截至到崇德末年，在公文档案内才没有了新老满文兼用的情况。学过满语的都知道，满文字母有10个是觉尔察·达海同志在1632年加进去的，我们称之为借词字母。其中有四个蒙语发音，六个汉语发音。严格地说，这些字母是用来补充原本满语不存在的音的，虽然用这些字母拼写的词绝大多数都是汉语词，但是仍有其他语言(主要是梵语)词汇的借入需要依靠这类字母，比如huk'an 炕沿木(汉语“护炕”)，其他语言的比如g'alab 劫数(来自梵语)。满语比照汉语音位的缺失(汉语拼音c z r等)同当时满族社会快速发展急需用满文表记汉语语音的矛盾，使得满文字母数量扩充，进而扩大了满语的音系，提升了满文的表记能力。 满语中的汉语借词占比接近三分之一，数量庞大，事实上，满蒙藏苗韩日越语中的汉语借词占比都相当高。 满文的重大历史作用在于，包括满洲贵族和平民在内的整个满洲得以通过用满文翻译的大量汉文典籍，学习到了汉族先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思想和制度，推动满洲社会迅速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为清王朝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满文大量使用音译汉文借词，写法多有歧义；一些音译汉文借词，因满汉两种语言的差异，音译成满文时写法不能准确区别词义，给识读造成困难；一些意译汉文借词，因未能准确把握汉文词义，满文意译不确或错误；大量以往满洲社会生活中没有的新事物进入人们的视野，但没有正确的满文意译名称'一些原有的满文词语未能充分体现满洲统治者的尊崇地位，没有反映其君临天下的现实；个别旧有满文单词违背满文构词规则，必须予以纠正等。

改满文中音译汉文借词为意译查阅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满文公文档案，明显可见其中大量使用音译汉文借词，甚至不乏基本词汇中的词。这是因为清刚刚入关开始统治全国，军政事务纷繁，公文中使用音译汉文借词最为简便。这时没有也不可能有人提出使用音译汉文借词不合适的问题。何况，入关前大量音译汉文借词早已进入满文之中，入关后不过是沿用而已。但这种现象到了乾隆朝却被乾隆皇帝所关注并下令纠正。乾隆皇帝决定，"凡可译成清语者"，一律译成清语。这就是要以意译汉文借词取代音译汉文借词。从实际情况看，乾隆皇帝直接钦定的意译汉文借词比较多。这不难理解，乾隆时期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更广泛地渗入到满文化中。许多新词术语被满文吸收，乾隆皇帝一律加以意译后借入满文。乾隆皇帝如此做法，避免了音译汉文借词的混乱和滥用，纯洁和净化了满文自身，丰富了满文词汇，巩固了满文作为一种独立文字的地位；同时也是对汉文化的尊重，防止对汉文词语的错误诠释与谬种流传。纠正原有意译汉文借词的不确或错误由于对某些汉文词语含义的认识肤浅，原来的满文意译不确甚至错误。乾隆皇帝发现后，或亲自或命大臣予以纠正。如： 1."废弛营伍"一语，原来意译为kuwaran be efuleme waliyaha。乾隆皇帝指出此意译错误，命大学士舒赫德重新意译。舒赫德斟后拟改为kuwaran i baita be heoledeme efujehe,得到谕准。推敲原有意译，等于说"毁弃营盘"，与"废弛营伍"本意不符。舒赫德新译为"玩废营盘事务"，还是比较贴切的。 2."陋规"一词，原来意译为ehe doro。乾隆皇帝认为译得不准确，命大臣阿桂重新意译。阿桂拟改译为dubike hacin i menggun，得到谕准。"陋规"是清代官场普遍存在的不合理收费制度和办法，是久沿成习的潜规则。原来意译为"恶道"，所指过于宽泛，缺乏针对性。阿桂所译指明是"习以为常的各项银两"，相对而言，比较具体，接近"陋规"本义。如此的翻译，还“习以为常”，旗人的素质能高吗？社会风气能好吗？直接用拼音文字会有很多同音问题辞汇出现，为了区别只好将辞汇更改为繁琐的表意句，还是很落后的。

乾隆皇帝新定的意译汉文借词清入关后，满洲人的社会实践日益丰富，新鲜事物不断出现在他们面前。乾隆皇帝按照既定方针，积极主动地"钦定"这些新事物的满文意译汉文借词，避免了先音译后改为意译的反复。许多新事物摆到了满洲人面前，诸如各种纸张、各种纺织品，名目繁多，若全部以音译借入满文之中，则难以令满洲人一见其名便可略知其物，故乾隆皇帝将其意译后借入。例如，"事主"和"失主"二汉文词，如果音译后借入，则同作siju，读者难以立断其究系"事主"抑或"失主"，故以意译借入为最好。某些满文意译汉文借词的阶级烙印在阶级社会里语言和文字为各阶级所共用，因而不具有阶级性，但并不否认阶级对语言文字的影响。统治阶级总会给语言文字打上阶级的烙印，汉文如此，满文亦不例外。汉族社会封建制度历史悠久，封建统治阶级创造出一些特殊词语供自己使用以示尊崇，这是封建统治阶级给汉语文打上的阶级烙印。满洲社会封建制度历史虽然较短，但满洲统治阶级继承汉族统治阶级衣钵，在大量使用意译汉文借词时，也创造出一些特殊词语供自己使用以示尊崇。这表明阶级社会里语言文字没有阶级性，但不能不受到阶级的影响。

汉字声调对满文音译造成的困难由汉语直接音译成满语的，大量是官职等专有名词。如 hvwangdi 皇帝，jiyanggiyvn 将军。对他人妻子的敬称 fujin，就是大家熟悉的“福晋”，其实就是早期汉语的“夫人”借来的。满汉两种文字的主要差异之一是汉字有声调。此差异给用满文对音译写某些汉字造成无法克服的困难。尽管如此，乾隆皇帝仍试图加以克服，其采取的音译法和意译法虽然可行，但并不能解决所有类似问题。在将满文人名或地名音译为汉字时，因汉文中同音异义字较多，究竟用哪一个汉字成了问题。汉文化博大精深，命名人名或地名时十分讲究，条条框框很多。满洲人受汉文化影响，在这方面也有了相同意识。由于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而满语正相反而无声调，这就给二者的相互音译造成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几朝皇帝对满文做出的历史贡献满汉民族的融合势不可当，满语文在满汉语文的接触与交融中逐渐走向衰落，最终被满族人弃用。广大满族人改习了汉语文，并为汉语文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满语文曾经有过其辉煌的历史，经过创制、改革、规范的过程，在乾隆朝发展到了顶峰。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努尔哈赤功在决定创制满文，皇太极功在支持初创满文的改革，乾隆皇帝功在满文的规范而使之成为一种完善的文字，为形成并保留下来一大批珍贵的满文文献创造了条件。

强力推行满文，规定满文公文的使用范围满洲人弃用满语文的情况，早在入关后的康熙朝即出现苗头，引起了上至皇帝和某些满洲大员的警觉，开始采取行动力图加以遏止。乾隆三十八年（1773)，盛京将军衙门在给盛京内务府的行文中宣布："查各司所递呈文，清字之件甚少，而汉文之件甚多。盛京乃我满洲根本之地，一切应办事件倘只书汉文，则满洲旧制不易恢复也。" "嗣后各地应报事件俱只书清字，其他部院衙门咨达汉文事件中倘有应报本衙门者，须逐项翻译清字兼写汉字咨送。" 以上均系硬性规定，意在制止只用汉文而弃用满文的势头继续扩大。乾隆皇帝强力推行满文并时时关注其施行情况，对于满文的保留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假如放任自流，任其不断衰落以至灭失，满族文化必将因此而遭受难以挽回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