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友梅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出版的《小额》、王冷佛于宣统三年(1911年)写作的《春阿氏》、穆儒丐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发表的《北京》，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小额》传到日本，至今受到欢迎；《春阿氏》在二、三十年代曾一再出版。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描绘历史转折时期旗人生活的纪实作品，来回顾一下逝去不久的历史陈迹。那些在二十世纪初年，还是京师内城各条胡同里四合院主人的讲礼讲面的旗人，以及梳两把头、穿花盆儿底鞋的旗装妇女，他们种种并不相同的命运，以及悲欢离合的故事，虽出于不算是一流手笔的作家的如实描绘，带给我们的认识价值却大大超过了艺术审美的愉悦，不仅能使新时代的读者从中找到无数抹不掉的历史记忆，而且，人世的沧桑更让人感慨良深。



“咱们旗人是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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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这批旗族报人作家，写小说的初衷，并不愿意仅仅将它们当作反映旗人生活的作品来读，而是作为社会小说来写社会黑暗、腐败的。杨曼青在为《小额》单行本写的《序》中，曾特别指出：“倘以旗人家政而目之，恐负良匠之苦心也。”只是，事实上这些小说在揭示社会种种怪现象方面，远不如已获成功效应的汉族作家《官场现形记》、《廿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品。《小额》、《春阿氏》、《北京》首先吸引人们注意的，在于它们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清末民初北京城里普普通通的旗人生活。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前后十几年间，北京旗人生活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三位作家带着深沉痛切的民族感情，将这一切作了如实的描述。


北京城里的旗人居家生活的唯一来源，是靠朝廷发放饷银，二百多年的积弊，到了这时期，大清王朝与满洲民族的双重危机，早已暴露无遗，《小额》的故事就是由旗人到旗下衙门领钱粮写起，那一天，“又到钱粮头儿上啦”，人们都起早到衙门领饷，衙门口有好几百口人等着关钱粮，可堂官却迟迟不到署，大家都抱怨连天：


    有一个老者，有五六十岁，左手架着忽伯拉(鸟名，本名叫虎伯劳)，右手拿这着个大咂壶儿，一边儿喝，一边儿说：“咱们旗人是结啦(谁说不是呢)，关这个豆大的钱粮，简直的不够喝凉水的，人家左翼倒多关点儿呀(也不尽然，按现在说，还有不到一两六的呢)，咱们算丧透啦，一少比人家少一二钱。他们老爷们，也太饿啦，耗一个月关这点儿银子，还不痛痛快快地给你，有过平啦，过八儿的。这横又是月事没说好(月事是句行话，就是每月给堂官的钱，照例由兵饷里克扣)，弄这个假招子冤谁呢？旗人到了这步天地，他们真忍心哪。唉，唉。”



这位极有代表性的北京老旗人，一手架着鸟，一手拿着茶壶边喝边发着牢骚。八旗兵丁及其家属，按定制不准经营农、工、商，每月仅靠钱粮维生，物价飞涨，饷银依旧，普通旗丁早已很难维持生活。《春阿氏》中，三蝶儿的母亲德氏就曾喊嚷道：“好可恶的奸商，每月领银子，银子落价，买点荤油猪肉，连肉也涨钱。这是什么年月!”“你说这个年头，可怎么好!一斤杂合面全部要四五百钱，我长这么大真没经过!”所以，这位老旗人一开口就说：“咱们旗人是结啦”，这一点儿钱粮，当官的老爷们也不痛痛快快地发下来，还要从中克扣，他无可奈何地感叹说：“旗人到了这步天地，他们真忍心哪!”，末世旗人内心无限酸楚的这席话，勾起聚在旗衙前众多旗人的自叹自怜。



    晚清旗人生活的艰窘，《春阿氏》中写聂玉吉，在父母亡后，坐吃山空，见天叫个打鼓担儿来，靠变卖东西过活。不少旗人等不到发饷银，就揭不开锅了，只得去向放高利贷的帐局预借，这种帐有死钱，有活钱，有转子，有印子，名目繁多。《小额》的主人公额少峰“所放的帐目，都是加一八分。要是一分马甲钱粮，在他手里借十五两银子，里折外扣，就能这辈子逃不出来。”每月领钱粮时，有帐局跑帐的来旗下衙门领取钱粮包儿，在额少峰父亲手上，“每月的钱粮包儿，真进个一千包、两千包儿的。”“反正没有杀孩子的心，不用干这个。”额少峰扬言：“别管他是谁，概尔不论，姓额的放得就是阎王帐，不服自管告我去，营房司坊，南北衙门，我全接着!”这类专吸旗人脂膏，在旗下称霸的现象，清朝末世的北京城里到处都有，正如《小额》开场白所说：“北京城的现象，除了黑暗，就是顽固；除了腐败，就是野蛮，千奇百怪，称得起什么德行都有。”



    最终，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大蜻王朝。进入民国以后，满州贵族可以靠原有的房地产和金银财富依旧能过寄生生活；一些官吏也可摇身一变成为民国大员，依旧享受富贵荣华，而无数指着每月可怜的一点钱粮勉强维持生活的普通旗人，则一下子陷入无米下锅、无法维生的悲惨境地。社会小说《北京》极为详尽地写出民国初年，军阀统治时期，北京旗人的苦难生活。清朝定制，旗人不准经营农、工、商，一旦没了钱粮，身无一技之长，旗人出路就是：男人卖苦力，去拉洋车。小说第一章，就写主人公伯雍乘洋车上报社的路上，与车夫的一段谈话：
伯雍在车上问那车夫道：“你姓什么，”车夫道：“我姓德。”伯雍道：“你大概是个固赛呢亚拉玛。”车夫道：“可不是!现在咱们不行了。我叫德三，初在善扑营里吃一份饷，摔了几年跤，新街口一带，谁不知跛脚德三!”伯雍说：“原先西城有个攀腿禄，你认得么？”德三说：“怎不认得!我们都在当街庙摔过跤。如今只落得拉车了，惭愧得很。”伯雍说：“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德三说：“有母亲、有妻子，孩子都小，不能挣钱，我今年四十多了，卖苦力气养活他们。”伯雍说：“以汗赚钱，是世界头等好汉，有什么可耻？挣钱孝母，养活妻子，自要不辱家门，什么职业都可以作，从前的事，也就不必想了。”德三说：“还敢想从前!想起从前，教人一日也不得活。好在我们一个当小兵的，无责可负，连庆王爷还腆着脸活着呢!”
铁帽子克勤郡王真的拉了黄包车

  清朝完了，是清朝统治者的覆灭，亡国后的旗人，自力更生，靠劳动汗水挣钱生活，劳累辛苦是可想而知的。可是，如果家中没有男劳力，旗藉妇女的命运就十分悲惨了，《北京》第八章写道：“东城禄米仓改了被服厂”，“那些女工劳动十一小时，仅仅获得六枚铜元的报酬”!而且，连这样的工作也很难找，尤其是需要养活全家老小时，没有更多的工厂可去，腐败的社会、不良的政治，不断扩充八大胡同，逼得良家妇女无奈何以当妓女为职业。

   小说第二章写十四五岁的雏妓桂花下窑子前，母女二人生活无着，贪心爱财的姨母黄氏，来挑唆桂花的娘，让把桂花送到窑子去：
黄氏见说，笑道：“我说你傻，你真傻透了!你也不想想，如今是什么时候，如今是民国了!你别想碴硼硬正的当你那分穷旗人了。如今是笑贫不笑娼的时代，有钱的忘八，都能大三辈!有人管他叫老祖宗。”，“如今什么事都大翻个儿了，窑子里的生意，好不兴旺呢!好几百议员，天天都在窑子里议事，窑子便是他们的家，我看着别提多么眼馋了。”“你天天老在家里活挨饿，外头的事情，你知道什么，现在八大胡同，了不得了!热闹得挤也挤不动。”桂花的娘说：“那个地方，虽然有钱，岂是咱们所去的地方。”“咱们究竟是皇上家的世仆，当差根本人家，虽然受穷，廉耻不可不顾。”黄氏见说，把脸一沉，透着有点生气，咬一咬牙，指了桂花娘的脸一下，说：“你呀，你呀!可要把我呕死了!我问你：锅里能煮廉耻吗，身上能穿廉耻吗，什么都是假的，饿是真的，如今没有别的法子，先得治饿!你知道我的来意么？我实在不忍你们娘儿俩这样无着无落的，指引一条明路，日后发了财，我也好沾的光。”

   尚是十四五岁小孩子的桂花，就这样被送进八大胡同的泉湘班。用书中人物妓女秀卿的话说：“贫寒人家的女子，为什么一到了没饭吃，就得下窑子，仿佛这窑子专门是给贫寒的人开的一条生路，除了走这一条路，再找第二条路，实在没有了。”


  普通旗人在清朝亡国后的苦难生活，在社会小说《北京》最早得到了纪实的反映。尽管今天的读者，对小说作者当年的创作立意以及小说中诸多直白宣传，自不会全都认同，但是，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清末民初旗人生活命运的变迁，则令人震颤，发人深省!



贴主:nurgaci于2018_08_12 22:44:07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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